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潇洒,谁是假潇洒,昭然呈现于光天化日之下。
这一个小例子,并没有什么深文奥义,只不过是想辨真伪而已。
为什么人们提倡糊涂一点潇洒一点呢?我个人觉得,这能提高人们的和为贵的精神,大大地有利于安定团结。
写到这里,这一篇短文可以说是已经写完了。但是,我还想加上一点我个人的想法。
当前,我国举国上下,争分夺秒,奋发图强,巩固我们的政治,发展我们的经济,期能在预期的时间内建成名副其实的小康社会。哪里容得半点糊涂、半点潇洒!但是,我们中国人一向是按照辩证法的规律行动的。古人说:“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有张无弛不行,有弛无张也不行。张弛结合,斯乃正道。提倡糊涂一点潇洒一点,正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的。
真理愈辨愈明吗
学者们常说:“真理愈辨愈明。”我也曾长期虔诚地相信这一句话。
但是,最近我忽然大彻大悟,觉得事情正好相反,真理是愈辨愈糊涂。
我在大学时曾专修过一门课“西洋哲学史”。后来又读过几本《中国哲学史》和《印度哲学史》。我逐渐发现,世界上没有哪两个或多个哲学家的学说是完全一模一样的。有如大自然中的树叶,没有哪几个是绝对一样的。有多少树叶就有多少样子。在人世间,有多少哲学就有多少学说。每个哲学家都认为自己掌握了真理。有多少哲学家就有多少真理。
专以中国哲学而论,几千年来,哲学家们不知创造了多少理论和术语。表面上看起来,所用的中国字都是一样的;然而哲学家们赋予这些字的涵义却不相同。比如韩愈的《原道》是脍炙人口、家喻户晓的。文章开头就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韩愈大概认为,仁、义、道、德就代表了中国的“道”。他的解释简单明了,一看就懂。然而,倘一翻《中国哲学史》,则必能发现,诸家对这四个字的解释多如牛毛,各自自是而非他。
哲学家们辨(分辨)过没有呢?他们辩(辩论)过没有呢?他们既“辨”又“辩”。可是结果怎样呢?结果是让读者如堕入五里雾中,眼花缭乱,无所适从。我顺手举两个中国过去辨和辩的例子。一个是《庄子·秋水》:“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鲦鱼出游从容,是鱼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我觉得,惠施还可以答复:“子非我,安知我不知子不知鱼之乐?”这样辩论下去,一万年也得不到结果。
还有一个辩论的例子是取自《儒林外史》:“丈人说:‘你赊了猪头肉的钱不还,也来问我要,终日吵闹这事,哪里来的晦气!’陈和甫的儿子道:‘老爹,假如这猪头肉是你老人家自己吃了,你也要还钱?’丈人道:‘胡说!我若吃了,我自然还。这都是你吃的!’陈和甫儿子道:‘设或我这钱已经还过老爹,老爹用了,而今也要还人?’丈人道:‘放屁!你是该人的钱,怎是我用的钱,怎是我用你的?’陈和甫儿子道:‘万一猪不生这个头,难道他也来问我要钱?’”
以上两个辩论的例子,恐怕大家都是知道的。庄子和惠施都是诡辩家。《儒林外史》是讽刺小说。要说这两个对哲学辩论有普遍的代表性,那是言过其实。但是,倘若你细读中外哲学家“辨”和“辩”的文章,其背后确实潜藏着与上面两个例子类似的东西。这样的“辨”和“辩”能使真理愈辨愈明吗?戛戛乎难矣哉!
哲学家同诗人一样,都是在作诗。作不作由他们,信不信由你们。这就是我的结论。
1997年10月2日
趋炎附势
什么叫“炎”?什么叫“势”?用不着咬文嚼字,指的不过是有权有势之人。什么叫“趋”?什么叫“附”?也用不着咬文嚼字,指的不过是巴结、投靠、依附。这样干的人,古人称之为“小人”。
趋附有术,其术多端,而归纳之,则不出三途:吹牛、拍马、做走狗。借用太史公的三个字而赋予以新义,曰牛、马、走。
现在先不谈第一和第三,只谈中间的拍马。拍马亦有术,其术亦多端。就其大者或最普通者而论之,不外察言观色,胁肩谄笑,攻其弱点,投其所好。但是这样做,并不容易,这里需要聪明,需要机警,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是一门大学问。
记得在某一部笔记上读到过一个故事。某书生在阳间善于拍马。死后见到阎王爷,他知道阴间同阳间不同,阎王爷威严猛烈,动不动就让死鬼上刀山,入油锅。他连忙跪在阎王爷座前,坦白承认自己在阳间的所作所为,说到动情处,声泪俱下。他恭颂阎王爷执法严明,不给人拍马的机会。这时阎王爷忽然放了一个响屁。他跪行向前,高声论道:“伏惟大王洪宣宝屁,声若洪钟,气比兰麝。”于是阎王爷“龙”颜大悦,既不罚他上刀山,也没罚他入油锅,生前的罪孽,一笔勾销,让他转生去也。
笑话归笑话,事实还是事实,人世间这种情况还少吗?古今皆然,中外同归。中国古典小说中,有很多很多的靠拍马屁趋炎附势的艺术形象。《今古奇观》里面有,《红楼梦》里面有,《儒林外史》里面有,最集中的是《官场现形记》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在尘世间,一个人的荣华富贵,有的甚至如昙花一现。一旦失意,则如树倒猢狲散,那些得意时对你趋附的人,很多会远远离开你,这也罢了。个别人会“反戈一击”,想置你于死地,对新得意的人趋炎附势。这种人当然是极少极少的,然而他们是人类社会的蛀虫,我们必须高度警惕。
我国的传统美德,对这类蛀虫,是深恶痛绝的。孟子说:“胁肩谄笑,病于夏畦。”我在上面列举的小说中,之所以写这类蛀虫,绝不是提倡鼓励,而是加以鞭笞,给我们竖立一面反面教员的镜子。我们都知道,反面教员有时候是能起作用的,有了反面,才能更好地、更鲜明地凸出正面。这大大有利于发扬我国优秀的道德传统。
1997年3月27日
缘分与命运
缘分与命运本来是两个词儿,都是我们口中常说、文中常写的。但是,仔细琢磨起来,这两个词儿含义极为接近,有时达到了难解难分的程度。
缘分和命运可信不可信呢?
我认为,不能全信,又不可不信。
我绝不是为算卦相面的“张铁嘴”“王半仙”之流的骗子来张目。算八字算命那一套骗人的鬼话,只要一个异常简单的事实就能揭穿。试问普天之下——“番邦”暂且不算,因为老外那里没有这套玩意儿——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的孩子有几万,几十万,他们一生的经历难道都能够绝对一样吗?绝对地不一样,倒近于事实。
可你为什么又说,缘分和命运不可不信呢?
我也举一个异常简单的事实。只要你把你最亲密的人,你的老伴——或者“小伴”,这是我创造的一个名词儿,年轻的夫妻之谓也——同你自己相遇,一直到“有情人终成了眷属”的经过回想一下,便立即会同意我的意见。你们可能是一个生在天南,一个生在海北,中间经过了不知道多少偶然的机遇,有的机遇简直是间不容发,稍纵即逝,可终究没有错过,你们到底走到一起来了。即使是青梅竹马的关系,也同样有个“机遇”的问题。这种“机遇”是报纸上的词儿,哲学上的术语是“偶然性”,老百姓嘴里就叫作“缘分”或“命运”。这种情况,谁能否认,又谁能解释呢?没有办法,只好称之为缘分或命运。
北京西山深处有一座辽代古庙,名叫“大觉寺”。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流泉,有300年的玉兰树、200年的藤萝花,是一个绝妙的地方。将近20年前,我骑自行车去过一次。当时古寺虽已破败,但仍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忆念难忘。去年春末,北大中文系的毕业生欧阳旭邀我们到大觉寺去剪彩,原来他下海成了颇有基础的企业家。他毕竟是书生出身,念念不忘为文化做贡献。他在大觉寺里创办了一个明慧茶院,以弘扬中国的茶文化。我大喜过望,准时到了大觉寺。此时的大觉寺已完全焕然一新,雕梁画栋,金碧辉煌,玉兰已开过而紫藤尚开,品茗观茶道表现,心旷神怡,浑然欲忘我矣。
将近一年以来,我脑海中始终有一个疑团:这个英年歧嶷的小伙子怎么会到深山里来搞这么一个茶院呢?前几天,欧阳旭又邀我们到大觉寺去吃饭。坐在汽车上,我不禁向他提出了我的问题。他莞尔一笑,轻声说:“缘分!”原来在这之前他携伙伴郊游,黄昏迷路,撞到大觉寺里来。爱此地之清幽,便租了下来,加以装修,创办了明慧茶院。
此事虽小,可以见大。信缘分与不信缘分,对人的心情影响是不一样的。信者胜可以做到不骄,败可以做到不馁,决不至胜则忘乎所以,败则怨天尤人。中国古话说:“尽人事而听天命。”首先必须“尽人事”,否则馅儿饼决不会自己从天上落到你嘴里来。但又必须“听天命”。人世间,波诡云谲,因果错综。只有能做到“尽人事而听天命”,一个人才能永远保持心情的平衡。
1998年1月16日
论说假话
我曾在本栏发表过两篇论撒谎的千字文。现在我忽发奇想,想把撒谎或者说谎和说假话区别开来,我认为两者之间是有点区别的,不管是多么微妙,毕竟还是有区别。我认为,撒谎有利于自己,多半却有害于别人。说假话或者不说真话,则彼此两利。
空口无凭,事例为证。有很多人有了点知名度,于是社会活动也就多了起来。今天这里召开座谈会,明天那里举行首发式,后天又有某某人的纪念会,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事实上是不可能全参加的,而且从内心深处也不想参加。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都说实话的话:“我不愿意参加,我讨厌参加!”那就必然惹得对方不愉快,甚至耿耿于怀,见了面不跟你打招呼。如果你换种方式,换个口气,说:“很对不起,我已经另有约会了。”或者干脆称病不出,这样必能保住对方的面子。即使他知道你说的不是真话,也无大碍,所谓心照不宣者,即此是也。中国是爱面子的国家,彼此保住面子,大大有利于安定团结,切莫把这种事看作无足轻重。保住面子不就是两利吗?
我认为,这只是说假话或者不说真话,而不是撒谎。
《三国演义》中记载了个小故事。有一次,曹操率兵出征,行军路上缺了水,士兵都渴得难忍难耐。曹操眉头一皱,计上心头,坐在马上,用马鞭向前指,说前面有片梅子林。士兵马上口中生津,因为梅子是酸的。于是难关渡过,行军照常。曹操是不是撒了谎?当然是的。但是这个谎又有利于士兵,有利于整个军事行动。算不算是只是说了点假话呢?我不敢妄自评断。
有人说:我们在社会上,甚至在家庭中,都是戴着假面具生活的。这句话似乎有点过了头。但是,是我们确实常戴面具,又是个无法否认的事实。现在各商店都大肆提倡微笑服务。试问:售货员的微笑都是真的吗?都没有戴面具吗?恐怕不是,大部分的微笑只能是面具,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取决于戴面具熟练的水平。有的售货员有戴面具的天才,有假微笑的特异功能,则能以假乱真,得到了顾客的欢心,寄来了表扬信,说不定还与工资或红包挂上钩。没有这种天才的人,勉强微笑,就必然像电影《瞧这一家子》中陈强的微笑,令顾客毛骨悚然。结果不但拿不到红包,还有被炒鱿鱼的危险。在这里我联想到“顾客是上帝”这个口号,这是完全不正确的,买卖双方,地位相等,哪里有什么上帝!这口号助长了一些尖酸刻薄挑剔成性的顾客的威风,并不利于社会上的安定团结。
总之,我认为,在日常社会交往中,说几句假话,露出点不是出自内心的假笑,还是必要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
2000年1月30日
注释
[1]此文写于2002年前后,具体写作时间无法考证。
潇洒,谁是假潇洒,昭然呈现于光天化日之下。
这一个小例子,并没有什么深文奥义,只不过是想辨真伪而已。
为什么人们提倡糊涂一点潇洒一点呢?我个人觉得,这能提高人们的和为贵的精神,大大地有利于安定团结。
写到这里,这一篇短文可以说是已经写完了。但是,我还想加上一点我个人的想法。
当前,我国举国上下,争分夺秒,奋发图强,巩固我们的政治,发展我们的经济,期能在预期的时间内建成名副其实的小康社会。哪里容得半点糊涂、半点潇洒!但是,我们中国人一向是按照辩证法的规律行动的。古人说:“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有张无弛不行,有弛无张也不行。张弛结合,斯乃正道。提倡糊涂一点潇洒一点,正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的。
真理愈辨愈明吗
学者们常说:“真理愈辨愈明。”我也曾长期虔诚地相信这一句话。
但是,最近我忽然大彻大悟,觉得事情正好相反,真理是愈辨愈糊涂。
我在大学时曾专修过一门课“西洋哲学史”。后来又读过几本《中国哲学史》和《印度哲学史》。我逐渐发现,世界上没有哪两个或多个哲学家的学说是完全一模一样的。有如大自然中的树叶,没有哪几个是绝对一样的。有多少树叶就有多少样子。在人世间,有多少哲学就有多少学说。每个哲学家都认为自己掌握了真理。有多少哲学家就有多少真理。
专以中国哲学而论,几千年来,哲学家们不知创造了多少理论和术语。表面上看起来,所用的中国字都是一样的;然而哲学家们赋予这些字的涵义却不相同。比如韩愈的《原道》是脍炙人口、家喻户晓的。文章开头就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韩愈大概认为,仁、义、道、德就代表了中国的“道”。他的解释简单明了,一看就懂。然而,倘一翻《中国哲学史》,则必能发现,诸家对这四个字的解释多如牛毛,各自自是而非他。
哲学家们辨(分辨)过没有呢?他们辩(辩论)过没有呢?他们既“辨”又“辩”。可是结果怎样呢?结果是让读者如堕入五里雾中,眼花缭乱,无所适从。我顺手举两个中国过去辨和辩的例子。一个是《庄子·秋水》:“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鲦鱼出游从容,是鱼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我觉得,惠施还可以答复:“子非我,安知我不知子不知鱼之乐?”这样辩论下去,一万年也得不到结果。
还有一个辩论的例子是取自《儒林外史》:“丈人说:‘你赊了猪头肉的钱不还,也来问我要,终日吵闹这事,哪里来的晦气!’陈和甫的儿子道:‘老爹,假如这猪头肉是你老人家自己吃了,你也要还钱?’丈人道:‘胡说!我若吃了,我自然还。这都是你吃的!’陈和甫儿子道:‘设或我这钱已经还过老爹,老爹用了,而今也要还人?’丈人道:‘放屁!你是该人的钱,怎是我用的钱,怎是我用你的?’陈和甫儿子道:‘万一猪不生这个头,难道他也来问我要钱?’”
以上两个辩论的例子,恐怕大家都是知道的。庄子和惠施都是诡辩家。《儒林外史》是讽刺小说。要说这两个对哲学辩论有普遍的代表性,那是言过其实。但是,倘若你细读中外哲学家“辨”和“辩”的文章,其背后确实潜藏着与上面两个例子类似的东西。这样的“辨”和“辩”能使真理愈辨愈明吗?戛戛乎难矣哉!
哲学家同诗人一样,都是在作诗。作不作由他们,信不信由你们。这就是我的结论。
1997年10月2日
趋炎附势
什么叫“炎”?什么叫“势”?用不着咬文嚼字,指的不过是有权有势之人。什么叫“趋”?什么叫“附”?也用不着咬文嚼字,指的不过是巴结、投靠、依附。这样干的人,古人称之为“小人”。
趋附有术,其术多端,而归纳之,则不出三途:吹牛、拍马、做走狗。借用太史公的三个字而赋予以新义,曰牛、马、走。
现在先不谈第一和第三,只谈中间的拍马。拍马亦有术,其术亦多端。就其大者或最普通者而论之,不外察言观色,胁肩谄笑,攻其弱点,投其所好。但是这样做,并不容易,这里需要聪明,需要机警,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是一门大学问。
记得在某一部笔记上读到过一个故事。某书生在阳间善于拍马。死后见到阎王爷,他知道阴间同阳间不同,阎王爷威严猛烈,动不动就让死鬼上刀山,入油锅。他连忙跪在阎王爷座前,坦白承认自己在阳间的所作所为,说到动情处,声泪俱下。他恭颂阎王爷执法严明,不给人拍马的机会。这时阎王爷忽然放了一个响屁。他跪行向前,高声论道:“伏惟大王洪宣宝屁,声若洪钟,气比兰麝。”于是阎王爷“龙”颜大悦,既不罚他上刀山,也没罚他入油锅,生前的罪孽,一笔勾销,让他转生去也。
笑话归笑话,事实还是事实,人世间这种情况还少吗?古今皆然,中外同归。中国古典小说中,有很多很多的靠拍马屁趋炎附势的艺术形象。《今古奇观》里面有,《红楼梦》里面有,《儒林外史》里面有,最集中的是《官场现形记》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在尘世间,一个人的荣华富贵,有的甚至如昙花一现。一旦失意,则如树倒猢狲散,那些得意时对你趋附的人,很多会远远离开你,这也罢了。个别人会“反戈一击”,想置你于死地,对新得意的人趋炎附势。这种人当然是极少极少的,然而他们是人类社会的蛀虫,我们必须高度警惕。
我国的传统美德,对这类蛀虫,是深恶痛绝的。孟子说:“胁肩谄笑,病于夏畦。”我在上面列举的小说中,之所以写这类蛀虫,绝不是提倡鼓励,而是加以鞭笞,给我们竖立一面反面教员的镜子。我们都知道,反面教员有时候是能起作用的,有了反面,才能更好地、更鲜明地凸出正面。这大大有利于发扬我国优秀的道德传统。
1997年3月27日
缘分与命运
缘分与命运本来是两个词儿,都是我们口中常说、文中常写的。但是,仔细琢磨起来,这两个词儿含义极为接近,有时达到了难解难分的程度。
缘分和命运可信不可信呢?
我认为,不能全信,又不可不信。
我绝不是为算卦相面的“张铁嘴”“王半仙”之流的骗子来张目。算八字算命那一套骗人的鬼话,只要一个异常简单的事实就能揭穿。试问普天之下——“番邦”暂且不算,因为老外那里没有这套玩意儿——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的孩子有几万,几十万,他们一生的经历难道都能够绝对一样吗?绝对地不一样,倒近于事实。
可你为什么又说,缘分和命运不可不信呢?
我也举一个异常简单的事实。只要你把你最亲密的人,你的老伴——或者“小伴”,这是我创造的一个名词儿,年轻的夫妻之谓也——同你自己相遇,一直到“有情人终成了眷属”的经过回想一下,便立即会同意我的意见。你们可能是一个生在天南,一个生在海北,中间经过了不知道多少偶然的机遇,有的机遇简直是间不容发,稍纵即逝,可终究没有错过,你们到底走到一起来了。即使是青梅竹马的关系,也同样有个“机遇”的问题。这种“机遇”是报纸上的词儿,哲学上的术语是“偶然性”,老百姓嘴里就叫作“缘分”或“命运”。这种情况,谁能否认,又谁能解释呢?没有办法,只好称之为缘分或命运。
北京西山深处有一座辽代古庙,名叫“大觉寺”。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流泉,有300年的玉兰树、200年的藤萝花,是一个绝妙的地方。将近20年前,我骑自行车去过一次。当时古寺虽已破败,但仍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忆念难忘。去年春末,北大中文系的毕业生欧阳旭邀我们到大觉寺去剪彩,原来他下海成了颇有基础的企业家。他毕竟是书生出身,念念不忘为文化做贡献。他在大觉寺里创办了一个明慧茶院,以弘扬中国的茶文化。我大喜过望,准时到了大觉寺。此时的大觉寺已完全焕然一新,雕梁画栋,金碧辉煌,玉兰已开过而紫藤尚开,品茗观茶道表现,心旷神怡,浑然欲忘我矣。
将近一年以来,我脑海中始终有一个疑团:这个英年歧嶷的小伙子怎么会到深山里来搞这么一个茶院呢?前几天,欧阳旭又邀我们到大觉寺去吃饭。坐在汽车上,我不禁向他提出了我的问题。他莞尔一笑,轻声说:“缘分!”原来在这之前他携伙伴郊游,黄昏迷路,撞到大觉寺里来。爱此地之清幽,便租了下来,加以装修,创办了明慧茶院。
此事虽小,可以见大。信缘分与不信缘分,对人的心情影响是不一样的。信者胜可以做到不骄,败可以做到不馁,决不至胜则忘乎所以,败则怨天尤人。中国古话说:“尽人事而听天命。”首先必须“尽人事”,否则馅儿饼决不会自己从天上落到你嘴里来。但又必须“听天命”。人世间,波诡云谲,因果错综。只有能做到“尽人事而听天命”,一个人才能永远保持心情的平衡。
1998年1月16日
论说假话
我曾在本栏发表过两篇论撒谎的千字文。现在我忽发奇想,想把撒谎或者说谎和说假话区别开来,我认为两者之间是有点区别的,不管是多么微妙,毕竟还是有区别。我认为,撒谎有利于自己,多半却有害于别人。说假话或者不说真话,则彼此两利。
空口无凭,事例为证。有很多人有了点知名度,于是社会活动也就多了起来。今天这里召开座谈会,明天那里举行首发式,后天又有某某人的纪念会,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事实上是不可能全参加的,而且从内心深处也不想参加。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都说实话的话:“我不愿意参加,我讨厌参加!”那就必然惹得对方不愉快,甚至耿耿于怀,见了面不跟你打招呼。如果你换种方式,换个口气,说:“很对不起,我已经另有约会了。”或者干脆称病不出,这样必能保住对方的面子。即使他知道你说的不是真话,也无大碍,所谓心照不宣者,即此是也。中国是爱面子的国家,彼此保住面子,大大有利于安定团结,切莫把这种事看作无足轻重。保住面子不就是两利吗?
我认为,这只是说假话或者不说真话,而不是撒谎。
《三国演义》中记载了个小故事。有一次,曹操率兵出征,行军路上缺了水,士兵都渴得难忍难耐。曹操眉头一皱,计上心头,坐在马上,用马鞭向前指,说前面有片梅子林。士兵马上口中生津,因为梅子是酸的。于是难关渡过,行军照常。曹操是不是撒了谎?当然是的。但是这个谎又有利于士兵,有利于整个军事行动。算不算是只是说了点假话呢?我不敢妄自评断。
有人说:我们在社会上,甚至在家庭中,都是戴着假面具生活的。这句话似乎有点过了头。但是,是我们确实常戴面具,又是个无法否认的事实。现在各商店都大肆提倡微笑服务。试问:售货员的微笑都是真的吗?都没有戴面具吗?恐怕不是,大部分的微笑只能是面具,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取决于戴面具熟练的水平。有的售货员有戴面具的天才,有假微笑的特异功能,则能以假乱真,得到了顾客的欢心,寄来了表扬信,说不定还与工资或红包挂上钩。没有这种天才的人,勉强微笑,就必然像电影《瞧这一家子》中陈强的微笑,令顾客毛骨悚然。结果不但拿不到红包,还有被炒鱿鱼的危险。在这里我联想到“顾客是上帝”这个口号,这是完全不正确的,买卖双方,地位相等,哪里有什么上帝!这口号助长了一些尖酸刻薄挑剔成性的顾客的威风,并不利于社会上的安定团结。
总之,我认为,在日常社会交往中,说几句假话,露出点不是出自内心的假笑,还是必要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
2000年1月30日
注释
[1]此文写于2002年前后,具体写作时间无法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