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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东方贸易，结果在广州与中国商人吵架，也被明政府罚款罚到破产。不过，后来英国人因为搭上郑芝龙家族的那条线，反而比荷兰人更容易获得中国商品。
简单说，明政府对西方人，都是当做不请自来的海盗（事实上，西方海商一般都是兼职海盗，遇弱则抢，遇强则商），泉州、广州的市舶司，从来未公开允许西方人前来贸易。
天津的市舶司，与广州、泉州的市舶司不同，任何一国商人，都可以来天津贸易。哪怕是倭寇，或者是满清鞑子，只要缴纳10的关税均可贸易。
至于朝贡、勘合的文书，天津是不需要的
因为天津市舶司的政策开明，海关刚刚开启不久，已经吸引了10多艘商船。其中，6艘是广州、福建的商船，2艘葡萄牙商船，2艘日本船，1艘朝鲜船。
葡萄牙人贩运了一些蔗糖、西洋钟、玻璃器具，皆是市场上较为欢迎的奢侈品，大约在天津赚走了30万两白银。不过，很快葡萄牙又支付了45万两，采购中国的丝绸、棉布、纸张、瓷器等等货物。
朝鲜船运来了高丽参、高丽贡纸等等产品。朝鲜的经济文化受到中国影响巨大，许多的中国技术，对朝鲜并不保密。所以，朝鲜在这个时代纺织、造纸等等技术，也处于比较领先的地位。而高丽贡纸，在明朝市场也是品牌比较响的高端纸张。
日本商船，运来了300石的米，以及200多把日本刀。日本的米，价格是明朝的五分之一，哪怕加上运费，也有利可图。不过300石，在港口只能卖个2.5两一石，才值750两银子。
而日本刀造价莫约一两银子，运到明朝能够卖50两的高价。200把日本刀倒是给日本商人赚了近1万两银子。不过，日本商人又迅速的在天津市场中采购了价值10万两的丝绸、棉布等等货物。
这个年代，明朝与任何一国建立贸易往来，基本上都是明朝货向别国倾销。而且，无需明朝商人主动倾销，而是外国商人，拼命的从明朝进口各类商品。
十多艘的商船，前来天津贸易，给天津市舶司带来的税收达到15万两之巨而且，还深受商人的欢迎.......
而明朝其他的税收体制已经彻底败坏了。暴利的产业收不到税，而只能在自耕农身上征收到税收。
比如茶叶生产向来是暴利产业，一亩茶园能够创造十多两银子的效益。
但是以浙江省为例，茶园种植面积超过百万亩，却只收到几十两银子的税收，茶叶税在南方已经名存实亡。
你敢多收，文人便会高举“与民争利”的高帽子
中国古代文人口中所谓的“民”，并不是底层的老百姓。而是地主、缙绅阶级所谓与“民”争利，就是与有钱有势的大地主们争夺利益。
而官场上的官僚们，大多数都是大地主家族出身。哪怕本身是贫寒的士子，当官之后很快也会成为大地主既得利益集团的一员。
因为本该是纳税主体的既得利益群体，“既当球员又当裁判”将朝廷税收体制完全控制。所以，明朝中后期以来税收政策一败涂地。
而张居正这个大地主家庭出身的官僚，进行改革，也只敢拍蚊子，而不敢打老虎，所以张居正的一系列改革政策也是人亡政息。
封建王朝历次的税制改革失败，原因是假设了一个前提——“有良心”地主会为大局着想，自我约束。
但是这个假设的前提，永远不会实现的
因为大地主利益集团整体短视，只为自己利益着想，从不顾全大局。
君不见张居正才死了多少年，南方东林党猖獗的省份，大地主、大商人们已经以抗税、漏税为荣。
这种人格已经被贪婪扭曲，还不停为自己的违法行为找正义借口的一批人，不是国家的蛀虫是什么？
肖图白阅览天津市舶司的关税，以及浙江省的茶叶税数据，不屑道：“东林党利益集团，暂且嚣张有朝一日，老子让你们尝尝工农业剪刀差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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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东方贸易，结果在广州与中国商人吵架，也被明政府罚款罚到破产。不过，后来英国人因为搭上郑芝龙家族的那条线，反而比荷兰人更容易获得中国商品。
简单说，明政府对西方人，都是当做不请自来的海盗（事实上，西方海商一般都是兼职海盗，遇弱则抢，遇强则商），泉州、广州的市舶司，从来未公开允许西方人前来贸易。
天津的市舶司，与广州、泉州的市舶司不同，任何一国商人，都可以来天津贸易。哪怕是倭寇，或者是满清鞑子，只要缴纳10的关税均可贸易。
至于朝贡、勘合的文书，天津是不需要的
因为天津市舶司的政策开明，海关刚刚开启不久，已经吸引了10多艘商船。其中，6艘是广州、福建的商船，2艘葡萄牙商船，2艘日本船，1艘朝鲜船。
葡萄牙人贩运了一些蔗糖、西洋钟、玻璃器具，皆是市场上较为欢迎的奢侈品，大约在天津赚走了30万两白银。不过，很快葡萄牙又支付了45万两，采购中国的丝绸、棉布、纸张、瓷器等等货物。
朝鲜船运来了高丽参、高丽贡纸等等产品。朝鲜的经济文化受到中国影响巨大，许多的中国技术，对朝鲜并不保密。所以，朝鲜在这个时代纺织、造纸等等技术，也处于比较领先的地位。而高丽贡纸，在明朝市场也是品牌比较响的高端纸张。
日本商船，运来了300石的米，以及200多把日本刀。日本的米，价格是明朝的五分之一，哪怕加上运费，也有利可图。不过300石，在港口只能卖个2.5两一石，才值750两银子。
而日本刀造价莫约一两银子，运到明朝能够卖50两的高价。200把日本刀倒是给日本商人赚了近1万两银子。不过，日本商人又迅速的在天津市场中采购了价值10万两的丝绸、棉布等等货物。
这个年代，明朝与任何一国建立贸易往来，基本上都是明朝货向别国倾销。而且，无需明朝商人主动倾销，而是外国商人，拼命的从明朝进口各类商品。
十多艘的商船，前来天津贸易，给天津市舶司带来的税收达到15万两之巨而且，还深受商人的欢迎.......
而明朝其他的税收体制已经彻底败坏了。暴利的产业收不到税，而只能在自耕农身上征收到税收。
比如茶叶生产向来是暴利产业，一亩茶园能够创造十多两银子的效益。
但是以浙江省为例，茶园种植面积超过百万亩，却只收到几十两银子的税收，茶叶税在南方已经名存实亡。
你敢多收，文人便会高举“与民争利”的高帽子
中国古代文人口中所谓的“民”，并不是底层的老百姓。而是地主、缙绅阶级所谓与“民”争利，就是与有钱有势的大地主们争夺利益。
而官场上的官僚们，大多数都是大地主家族出身。哪怕本身是贫寒的士子，当官之后很快也会成为大地主既得利益集团的一员。
因为本该是纳税主体的既得利益群体，“既当球员又当裁判”将朝廷税收体制完全控制。所以，明朝中后期以来税收政策一败涂地。
而张居正这个大地主家庭出身的官僚，进行改革，也只敢拍蚊子，而不敢打老虎，所以张居正的一系列改革政策也是人亡政息。
封建王朝历次的税制改革失败，原因是假设了一个前提——“有良心”地主会为大局着想，自我约束。
但是这个假设的前提，永远不会实现的
因为大地主利益集团整体短视，只为自己利益着想，从不顾全大局。
君不见张居正才死了多少年，南方东林党猖獗的省份，大地主、大商人们已经以抗税、漏税为荣。
这种人格已经被贪婪扭曲，还不停为自己的违法行为找正义借口的一批人，不是国家的蛀虫是什么？
肖图白阅览天津市舶司的关税，以及浙江省的茶叶税数据，不屑道：“东林党利益集团，暂且嚣张有朝一日，老子让你们尝尝工农业剪刀差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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