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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本占领期间华巫矛盾的激化二战期间，日本占领并野蛮地蹂躏了马来亚（1942年2月15日至1945年8月15日），令当地的生产、生活以及各族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了极大的破坏，社会出现倒退，人们难以聊生，马来亚华人更是经历了一场地狱般的无妄之灾。日本占领当局在敌视各族人民的同时，针对各族群采取了分别对待态度，尤其是肆意挑拨马来人与华人的种族仇恨，使他们恶意相向，极大地恶化了两族关系。与此同时，日本占领当局又迫使以马来人为主的各族上层与之合作，对付以华人为主的抗日军民，后者则把凡是与日本占领当局合作的人当作军事打击的目标，予以痛击。日本占领期间，马来人与华人的两极化所沿路线是：马来人与日本人占领者基本上是合作的，华人则拿起武器，坚决反对日本占领者，而且，这一斗争与中国国内的抗日战争保持着某种一致性。这期间的马来人与华人之间的关系，已不仅是以前的竞争关系，而是带有某种军事上的敌对关系。日本投降后，马来人与华人族群的冲突进一步升级，社会继续陷入混乱之中，由此导致英**政府的成立。总之，日本占领马来亚期间，华巫两族关系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军队不仅以极快的速度占领了马来亚全境，它还一度完成了英国殖民统治者一直未能完成的任务，就是使整个马来亚首次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尽管这不是马来人自己实现并当家做主的统一。当时的统治中心是在新加坡（已改名为“昭南”），统治范围除马来亚外，还包括苏门答腊（马来属邦的玻璃市、吉达、吉兰丹、丁加奴等州于1943年10月被日本占领当局让度给了已是其同盟国的暹罗）。日本占领期间，马来亚大体上按照原有州行政区划被编为省，由日本人充任省长。马来苏丹虽保住了作为统治阶级一员的地位，但已被降为日本人的顾问；另设省参事会，委任各族代表组成。
日本占领马来亚期间，政治压迫、经济掠夺、文化教育奴化、甚至血腥屠杀，无所不用其极，致使马来亚的经济社会出现了全面倒退。自马来亚遭受殖民统治尤其是英国殖民统治以来，日本占领期间似乎唯一变本加厉的是以马来人和华人为主的族群矛盾的加深，族群问题变得日益突出和严重，愈演愈烈。这直接来源于日本占领当局所实行的民族歧视政策，以及在族群间进行挑拨离间的做法。对于马来人，日本占领者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英国殖民统治者与其上层进行政治合作的传统，对于一般民众则大体上采取了怀柔态度，甚至利用马来人来对付以华人为主的抗日力量。“一般而言，对待马来人较其他族群要好，尤其是在行政上，一些已有行政经验者被委任为区一级官员，这些职位原来乃是由英国人充任的。马来人学校也受到了特殊对待，占领后的12个月内，马来半岛原有的885所学校中，就有721所获得重新开学。尽管也有一些强行征召的所谓‘志愿兵’，但是，那些作为治安维持员而加入自警团(Ji kei dan)和其他准军事后备组织的马来人，一般都能得到一定的优待。他们通过日本入主办的会议、语言训练和行政教育等获得了组织经验。马来妇女也得以能组织协会，1944年，还获准参加了后备武装。与印度尼西亚相比，日本人不太关注伊斯兰教，只是从1943年年中战争变得对日本人不利开始，注意培养马来民族主义。”
日本占领当局对待华人却是以一种仇视的态度。早在日本占领中国领土后，马来亚华人就是海外华人支援中国抗战的积极力量，后来，他们又成为马来亚抗日斗争的中坚，对日本占领军采取了决不妥协的敌对立场，也为此献出了无数的生命和财产。日本人的一切残暴统治也首当其冲地落在了华人的头上，不仅如此，他们还利用马来人来控制、打击华人，由此加深了两族间的仇视。
“日本人利用主要由马来人组成的马来亚警察来镇压华人的反抗运动。这自然导致华人的强烈愤怒，所以，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后，就发生了对马来警察的报复。……在柔佛，日本人极力煽动马来人与华人相互仇视，结果导致Batu Pahat地方发生了冲突和伤亡。这些冲突似乎是由马来人挑起的。此时，两族群已陷入报复与反报复的恶性循环之中。”据说，日本投降后，还专门留了一部分武器装备予马来人，让他们用以对付华人。总之，日本的军事占领对马来亚的族群关系是极具破坏性的，它使马来人与华人两族间的怨恨情绪进一步演变为普遍的族群对立意识与行为，这造成了自殖民地独立运动以来两族间长期解不开的一个极大的心结。
二、日本占领期间马来族群意识的觉醒马来亚一直以来的政治分散以及遭受外来统治的状态，极大地阻碍了马来人（非马来亚）的社会发展，致使普通马来人中的地方忠诚（指各州的马来人对以苏丹为首的统治阶级所代表的地方权益的执著守护）长期占据着支配地位。受这种地方忠诚影响，再加上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某种信赖，马来人的族群意识因此出现的较晚。外来移民的到来，在其早期亦未能引发其族群意识的觉醒。
只是后来随着以华人为主的外来人口（包括后来构成马来人一部分的马来化的阿拉伯人和印度穆斯林）的迅速增加及其相对经济优势的出现，以及在政治上对马来人构成某种威胁后，由此而引发的马来人的忧虑、不满乃至怨愤情绪，才逐步发展为自觉的族群意识：到20世纪30年代几乎同时发展为三种族群意识，这就是泛穆斯林族群意识、泛马来人族群意识和马来亚一马来人族群意识。具有改革意识的马来知识分子及其组建的各类社会组织对这些族群意识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这些社会组织在开始时主要是文化和宗教性质的，后来由于受马来人反对以华人和印度人为主的移民族群的影响，便逐渐演变为政治性质的。还有，“在马来族群意识演变中，（日本）占领期间是很重要的，因为由日本赞助的泛马来亚组织，主张一个更大、更统一的超越各州忠诚的马来亚。不仅如此，得到日本人赞同的苏门答腊与马来半岛的穆斯林间的密切合作，亦为旧有的马来纽带注入了新的生命。”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随着马来亚殖民地各类教育的发展，一些具有近代改革意识的知识分子先后登上了地区社会历史舞台。最早的是出现在海峡殖民地（中心在新加坡和槟城）的伊斯兰改革运动，它由都市资产阶级中接受阿拉伯语教育的虔诚穆斯林所发起，而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的则是马来化的阿拉伯与印度人(Jawi Peranakan)。运动受中东尤其是埃及和土耳其伊斯兰复兴运动的直接影响。“一些马来一阿拉伯人、半岛马来人、苏门答腊的米南加保人(Minangkabau)等”，由开罗、汉志返回后，怀有一种要在当地振兴伊斯兰教的强烈愿望，以使之适应本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19世纪后半叶，Jawi Peranakan组建了他们的协会“JawiPeranakan公会”，创办了同名杂志，其目标之一是规范已成为当地穆斯林共同语言的马来语。阿拉伯人也在新加坡创办了“Darul-Adab公会”和“Dar ul-Taadzim公会”，并在20世纪初与JawiPeranakan领导人一起创办了有名的“新加坡伊斯兰公会”(theIslamic Association of Singapore)。由他们发起的带有伊斯兰改革性质的运动，通过主办报纸杂志，宣扬纯净伊斯兰教，回归原始伊斯兰教和穆斯林团结主张，由此引发了同旧的马来民族和伊斯兰教上层势力的冲突，但在半岛的伊斯兰教师中却获得了支持。到20世纪30年代，这一改革运动出现**，成立了“笔友兄弟会”(Persaudaraan Sahabat Pena ，简称PASPAM或Sahabat Pe-na)，在其发展高峰，成员达一万多人，分会遍布马来亚各州，甚至婆罗洲，此时其改革目标已超出纯宗教范围，据说已开始强调马来人的“合作、思想统一、经济进步等”，其著名口号是“语言万岁！
民族万岁！”（Hidup BahasalHiduplah Bangsal）不过，这次高峰过后，由于改革的推动力量主要局限于穆斯林移民，而缺乏本地区马来人基础，便逐渐进入低潮。无论如何，19世纪末在马来亚开始的这一伊斯兰改革，作为世界性近代伊斯兰改革运动的一环，是应当时社会发展需要而出现的，因此，从某个角度上看，它代表了马来亚穆斯林族群意识的觉醒，同时，也开启了马来人现代改革的先河。
20世纪20年代中期，一些马来青年，在埃及伊斯兰改革人士反殖民统治思想的影响下，与同在埃及的印度尼西亚学生一起创办了Seruan Azhar和Pilehan Timour两个杂志，发表文章，表达其带有政治色彩的、反殖民统治的、泛马来亚的民族主义主张。这些人回国后，与本地接受过马来语教育的马来人世俗知识分子联合，谋求摆脱英国殖民统治，实现马来亚的统一，但其最终目标却是在大印度尼西亚(Indonesia-Raya)或大马来亚(yu Raya)之下建立马来亚与印度尼西亚的政治联盟，这一目标与当时荷属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运动（据说还有印度的革命党人）的影响有关。
这批马来人世俗知识分子是在马来语学校培养出来的，他们多来自农村，而不是城市，都有很虔诚的伊斯兰教信仰。他们的事业当时也得到了一些接受过英语教育的马来人新闻工作者和政府职员的支持。1938年，一些激进的知识分子还建立了准政治性组织“马来青年联盟”( Kesatuan yu Muda)，组织中心主要在吉隆坡。日本占领期间，尽管该组织的独立主张对日本人有所危害而于1942年6月被解散，但是，这批知识分子的将马来亚和印度尼西亚联为一体的建国理想最终却得到了日本占领当局的支持（1945年7月）。当时，在Ibrahim Yaacob和Burhanuddin Al-Helmy的领导下，成立了一个新的政治组织“半岛印度尼西亚人联盟”（Kesatuan Rakyat Indonesia Semenanjung，后改为KekuatanRakyat Indonesia Istimewa/“印度尼西亚人民力量”），号召在“满刺加城堡的废墟上”建立“独立的精神”。1945年8月印度尼西亚宣布独立后，为这一运动带来了更大的希望，所以，1945年后期成立的Partai Kebangsaan yu Muda，在提出自治、改革等主张的同时，号召马来人团结一致，建立种族和谐，使马来亚成为大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一部分，并采用了印度尼西亚旗作党旗。值得注意的是，二战期间由日本占领当局支持建立的马来人组织，如准军事的青年组织“祖国保卫者”( Penah Air)，也被一些更为激进的人士用来谋求独立目的。显然，这一运动所代表的马来族群意识还是一个很大的范畴，它并不局限于马来亚或者后来的马来西亚，而是一种泛马来人的族群意识。
马来人自己也于1888年在柔佛和新加坡创办了一个协会“语言学知识学习与教育学会”( Pakatan Belajar ahuan Bahasa)，其任务之一是寻找与有关政府管理方面的英语词汇相关的马来语词。1924年，泛马来亚的文学协会“学习促进会”
( PersekutuanKeahuan)成立，其目的是统一马来语拼写并开创当代马来文学。1926年，由于操马来语穆斯林内部（马来人同马来化的阿拉伯人和印度人之间）出现分化，导致第一个马来人政治组织的形成，这就是“新加坡马来同盟”(Kesatuan yuSingapura)。就在20世纪上半叶，马来统治阶层中逐渐分化出了一批英语教育出身的官僚人士，他们“享有传统的政治地位和魅力以及现代教育双重优势，在殖民时代结束前在各州行政以及马来联邦民政部门中均有其代表”。这些人系政府官员或职员出身，熟悉殖民政治、经济、社会现实，与英国殖民统治关系密切，且是这一统治的受益者，尤其对华人所拥有较强的经济地位及其政治权益要求有全面的了解，所以，由他们在30年代创建并领导的各州马来人协会，一开始就以不反对殖民统治，而针对所谓华人等移民族群的“威胁”以巩固马来人特权为主要目标，如1938年成立的“马来人公会”(Persatuan yu)，其后在吉隆坡创建的“雪兰莪马来人公会”( Persatuan ngor)就公开主张禁止移民，但印尼人不包括在内。在这些人士及其组织的推动下，还召开过两次泛马来亚大会（1939年和1940年），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以共同推进马来人进步事业。以此，“明显地展示了这一战前仅有的大规模运动雨后春笋般的发展特征，而这正是其具有相当可观的马来人基础使然... -->>
一、日本占领期间华巫矛盾的激化二战期间，日本占领并野蛮地蹂躏了马来亚（1942年2月15日至1945年8月15日），令当地的生产、生活以及各族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了极大的破坏，社会出现倒退，人们难以聊生，马来亚华人更是经历了一场地狱般的无妄之灾。日本占领当局在敌视各族人民的同时，针对各族群采取了分别对待态度，尤其是肆意挑拨马来人与华人的种族仇恨，使他们恶意相向，极大地恶化了两族关系。与此同时，日本占领当局又迫使以马来人为主的各族上层与之合作，对付以华人为主的抗日军民，后者则把凡是与日本占领当局合作的人当作军事打击的目标，予以痛击。日本占领期间，马来人与华人的两极化所沿路线是：马来人与日本人占领者基本上是合作的，华人则拿起武器，坚决反对日本占领者，而且，这一斗争与中国国内的抗日战争保持着某种一致性。这期间的马来人与华人之间的关系，已不仅是以前的竞争关系，而是带有某种军事上的敌对关系。日本投降后，马来人与华人族群的冲突进一步升级，社会继续陷入混乱之中，由此导致英**政府的成立。总之，日本占领马来亚期间，华巫两族关系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军队不仅以极快的速度占领了马来亚全境，它还一度完成了英国殖民统治者一直未能完成的任务，就是使整个马来亚首次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尽管这不是马来人自己实现并当家做主的统一。当时的统治中心是在新加坡（已改名为“昭南”），统治范围除马来亚外，还包括苏门答腊（马来属邦的玻璃市、吉达、吉兰丹、丁加奴等州于1943年10月被日本占领当局让度给了已是其同盟国的暹罗）。日本占领期间，马来亚大体上按照原有州行政区划被编为省，由日本人充任省长。马来苏丹虽保住了作为统治阶级一员的地位，但已被降为日本人的顾问；另设省参事会，委任各族代表组成。
日本占领马来亚期间，政治压迫、经济掠夺、文化教育奴化、甚至血腥屠杀，无所不用其极，致使马来亚的经济社会出现了全面倒退。自马来亚遭受殖民统治尤其是英国殖民统治以来，日本占领期间似乎唯一变本加厉的是以马来人和华人为主的族群矛盾的加深，族群问题变得日益突出和严重，愈演愈烈。这直接来源于日本占领当局所实行的民族歧视政策，以及在族群间进行挑拨离间的做法。对于马来人，日本占领者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英国殖民统治者与其上层进行政治合作的传统，对于一般民众则大体上采取了怀柔态度，甚至利用马来人来对付以华人为主的抗日力量。“一般而言，对待马来人较其他族群要好，尤其是在行政上，一些已有行政经验者被委任为区一级官员，这些职位原来乃是由英国人充任的。马来人学校也受到了特殊对待，占领后的12个月内，马来半岛原有的885所学校中，就有721所获得重新开学。尽管也有一些强行征召的所谓‘志愿兵’，但是，那些作为治安维持员而加入自警团(Ji kei dan)和其他准军事后备组织的马来人，一般都能得到一定的优待。他们通过日本入主办的会议、语言训练和行政教育等获得了组织经验。马来妇女也得以能组织协会，1944年，还获准参加了后备武装。与印度尼西亚相比，日本人不太关注伊斯兰教，只是从1943年年中战争变得对日本人不利开始，注意培养马来民族主义。”
日本占领当局对待华人却是以一种仇视的态度。早在日本占领中国领土后，马来亚华人就是海外华人支援中国抗战的积极力量，后来，他们又成为马来亚抗日斗争的中坚，对日本占领军采取了决不妥协的敌对立场，也为此献出了无数的生命和财产。日本人的一切残暴统治也首当其冲地落在了华人的头上，不仅如此，他们还利用马来人来控制、打击华人，由此加深了两族间的仇视。
“日本人利用主要由马来人组成的马来亚警察来镇压华人的反抗运动。这自然导致华人的强烈愤怒，所以，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后，就发生了对马来警察的报复。……在柔佛，日本人极力煽动马来人与华人相互仇视，结果导致Batu Pahat地方发生了冲突和伤亡。这些冲突似乎是由马来人挑起的。此时，两族群已陷入报复与反报复的恶性循环之中。”据说，日本投降后，还专门留了一部分武器装备予马来人，让他们用以对付华人。总之，日本的军事占领对马来亚的族群关系是极具破坏性的，它使马来人与华人两族间的怨恨情绪进一步演变为普遍的族群对立意识与行为，这造成了自殖民地独立运动以来两族间长期解不开的一个极大的心结。
二、日本占领期间马来族群意识的觉醒马来亚一直以来的政治分散以及遭受外来统治的状态，极大地阻碍了马来人（非马来亚）的社会发展，致使普通马来人中的地方忠诚（指各州的马来人对以苏丹为首的统治阶级所代表的地方权益的执著守护）长期占据着支配地位。受这种地方忠诚影响，再加上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某种信赖，马来人的族群意识因此出现的较晚。外来移民的到来，在其早期亦未能引发其族群意识的觉醒。
只是后来随着以华人为主的外来人口（包括后来构成马来人一部分的马来化的阿拉伯人和印度穆斯林）的迅速增加及其相对经济优势的出现，以及在政治上对马来人构成某种威胁后，由此而引发的马来人的忧虑、不满乃至怨愤情绪，才逐步发展为自觉的族群意识：到20世纪30年代几乎同时发展为三种族群意识，这就是泛穆斯林族群意识、泛马来人族群意识和马来亚一马来人族群意识。具有改革意识的马来知识分子及其组建的各类社会组织对这些族群意识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这些社会组织在开始时主要是文化和宗教性质的，后来由于受马来人反对以华人和印度人为主的移民族群的影响，便逐渐演变为政治性质的。还有，“在马来族群意识演变中，（日本）占领期间是很重要的，因为由日本赞助的泛马来亚组织，主张一个更大、更统一的超越各州忠诚的马来亚。不仅如此，得到日本人赞同的苏门答腊与马来半岛的穆斯林间的密切合作，亦为旧有的马来纽带注入了新的生命。”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随着马来亚殖民地各类教育的发展，一些具有近代改革意识的知识分子先后登上了地区社会历史舞台。最早的是出现在海峡殖民地（中心在新加坡和槟城）的伊斯兰改革运动，它由都市资产阶级中接受阿拉伯语教育的虔诚穆斯林所发起，而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的则是马来化的阿拉伯与印度人(Jawi Peranakan)。运动受中东尤其是埃及和土耳其伊斯兰复兴运动的直接影响。“一些马来一阿拉伯人、半岛马来人、苏门答腊的米南加保人(Minangkabau)等”，由开罗、汉志返回后，怀有一种要在当地振兴伊斯兰教的强烈愿望，以使之适应本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19世纪后半叶，Jawi Peranakan组建了他们的协会“JawiPeranakan公会”，创办了同名杂志，其目标之一是规范已成为当地穆斯林共同语言的马来语。阿拉伯人也在新加坡创办了“Darul-Adab公会”和“Dar ul-Taadzim公会”，并在20世纪初与JawiPeranakan领导人一起创办了有名的“新加坡伊斯兰公会”(theIslamic Association of Singapore)。由他们发起的带有伊斯兰改革性质的运动，通过主办报纸杂志，宣扬纯净伊斯兰教，回归原始伊斯兰教和穆斯林团结主张，由此引发了同旧的马来民族和伊斯兰教上层势力的冲突，但在半岛的伊斯兰教师中却获得了支持。到20世纪30年代，这一改革运动出现**，成立了“笔友兄弟会”(Persaudaraan Sahabat Pena ，简称PASPAM或Sahabat Pe-na)，在其发展高峰，成员达一万多人，分会遍布马来亚各州，甚至婆罗洲，此时其改革目标已超出纯宗教范围，据说已开始强调马来人的“合作、思想统一、经济进步等”，其著名口号是“语言万岁！
民族万岁！”（Hidup BahasalHiduplah Bangsal）不过，这次高峰过后，由于改革的推动力量主要局限于穆斯林移民，而缺乏本地区马来人基础，便逐渐进入低潮。无论如何，19世纪末在马来亚开始的这一伊斯兰改革，作为世界性近代伊斯兰改革运动的一环，是应当时社会发展需要而出现的，因此，从某个角度上看，它代表了马来亚穆斯林族群意识的觉醒，同时，也开启了马来人现代改革的先河。
20世纪20年代中期，一些马来青年，在埃及伊斯兰改革人士反殖民统治思想的影响下，与同在埃及的印度尼西亚学生一起创办了Seruan Azhar和Pilehan Timour两个杂志，发表文章，表达其带有政治色彩的、反殖民统治的、泛马来亚的民族主义主张。这些人回国后，与本地接受过马来语教育的马来人世俗知识分子联合，谋求摆脱英国殖民统治，实现马来亚的统一，但其最终目标却是在大印度尼西亚(Indonesia-Raya)或大马来亚(yu Raya)之下建立马来亚与印度尼西亚的政治联盟，这一目标与当时荷属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运动（据说还有印度的革命党人）的影响有关。
这批马来人世俗知识分子是在马来语学校培养出来的，他们多来自农村，而不是城市，都有很虔诚的伊斯兰教信仰。他们的事业当时也得到了一些接受过英语教育的马来人新闻工作者和政府职员的支持。1938年，一些激进的知识分子还建立了准政治性组织“马来青年联盟”( Kesatuan yu Muda)，组织中心主要在吉隆坡。日本占领期间，尽管该组织的独立主张对日本人有所危害而于1942年6月被解散，但是，这批知识分子的将马来亚和印度尼西亚联为一体的建国理想最终却得到了日本占领当局的支持（1945年7月）。当时，在Ibrahim Yaacob和Burhanuddin Al-Helmy的领导下，成立了一个新的政治组织“半岛印度尼西亚人联盟”（Kesatuan Rakyat Indonesia Semenanjung，后改为KekuatanRakyat Indonesia Istimewa/“印度尼西亚人民力量”），号召在“满刺加城堡的废墟上”建立“独立的精神”。1945年8月印度尼西亚宣布独立后，为这一运动带来了更大的希望，所以，1945年后期成立的Partai Kebangsaan yu Muda，在提出自治、改革等主张的同时，号召马来人团结一致，建立种族和谐，使马来亚成为大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一部分，并采用了印度尼西亚旗作党旗。值得注意的是，二战期间由日本占领当局支持建立的马来人组织，如准军事的青年组织“祖国保卫者”( Penah Air)，也被一些更为激进的人士用来谋求独立目的。显然，这一运动所代表的马来族群意识还是一个很大的范畴，它并不局限于马来亚或者后来的马来西亚，而是一种泛马来人的族群意识。
马来人自己也于1888年在柔佛和新加坡创办了一个协会“语言学知识学习与教育学会”( Pakatan Belajar ahuan Bahasa)，其任务之一是寻找与有关政府管理方面的英语词汇相关的马来语词。1924年，泛马来亚的文学协会“学习促进会”
( PersekutuanKeahuan)成立，其目的是统一马来语拼写并开创当代马来文学。1926年，由于操马来语穆斯林内部（马来人同马来化的阿拉伯人和印度人之间）出现分化，导致第一个马来人政治组织的形成，这就是“新加坡马来同盟”(Kesatuan yuSingapura)。就在20世纪上半叶，马来统治阶层中逐渐分化出了一批英语教育出身的官僚人士，他们“享有传统的政治地位和魅力以及现代教育双重优势，在殖民时代结束前在各州行政以及马来联邦民政部门中均有其代表”。这些人系政府官员或职员出身，熟悉殖民政治、经济、社会现实，与英国殖民统治关系密切，且是这一统治的受益者，尤其对华人所拥有较强的经济地位及其政治权益要求有全面的了解，所以，由他们在30年代创建并领导的各州马来人协会，一开始就以不反对殖民统治，而针对所谓华人等移民族群的“威胁”以巩固马来人特权为主要目标，如1938年成立的“马来人公会”(Persatuan yu)，其后在吉隆坡创建的“雪兰莪马来人公会”( Persatuan ngor)就公开主张禁止移民，但印尼人不包括在内。在这些人士及其组织的推动下，还召开过两次泛马来亚大会（1939年和1940年），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以共同推进马来人进步事业。以此，“明显地展示了这一战前仅有的大规模运动雨后春笋般的发展特征，而这正是其具有相当可观的马来人基础使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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