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女中文网 www.mnzw.com,最漫长的那一夜(出书版)无错无删减全文免费阅读!
果然,她淡淡地说,你没有写诗的天赋,可惜啊。1958年,在莫斯科的广场上,每天都有人在念诗,有人念普希金,有人念白银时代,更多地在念自己的诗。我经常独自藏身在人群里,听那些过分煽情的朗诵,偶尔也会遇到让人终生难忘的句子,就像遇到让你终生难忘的人。
那个人是谁?
卡佳面无表情地摇头,翻到小本子中的一页说,你看这首诗里有许多叙事,说明你有说故事的才能,你可以试着写小说。
我们认识一年了。偶尔,我会陪伴她去淮海路上的国泰电影院看电影;去共青森林公园的草坪上野餐,就像《莫斯科不相信眼泪》里的苏联人那样。她的行动虽然迟缓,兴致却高得很,头发与衣服都特意打扮过。她拿出最好吃的罐头,国产的酸黄瓜,在春天柳絮飞扬的小河边,用俄语唱起我从未听过的歌。在邮局的营业大厅里,我常见到一个叫薛范的翻译家,《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草帽歌》等好多歌曲,都是被他翻译成中文的。他是个拄着拐杖坐在轮椅上的小儿麻痹患者,我知道他是谁,却从未跟他搭讪过一句话。而我就是那样的人,腼腆到跟任何人说话都会脸红。
但自从认识卡佳,我就变得开朗了些,至少敢与老太太开玩笑了。
坐在野餐垫上,看着上海难得晴朗的天空,卡佳说,如果我有儿子的话,我就叫他格奥尔基;如果我有女儿的话,我就叫她亚历桑德拉。可惜,我既没有儿子,也没有女儿,更不会有孙辈……但我有回忆。
终于,她说出了那个人的名字。
1958年5月1日,国际劳动节游行。我在莫斯科电影学院的方阵,红场上人山人海,刚过瓦西里升天大教堂,队伍全散了。我独自坐地铁回学校。莫斯科的地铁很漂亮,但那天人很多,我在猎人商行站上车,挤在车厢里喘不过气。有人从背后拍了拍我,回头看见一张中国人的脸。他很年轻,大概二十来岁,穿着朴素而简单,就像个工人,手里却拿着本书。他想把座位让给我。这种事常发生,你知道,我不会假惺惺谦让的。我坐在他的位子上,列车继续在莫斯科地底飞驰。他站在我对面,左手拉扶手,右手依然捧着书。封面正对着我,别列亚耶夫的《陶威尔教授的头颅》,竟是本科幻小说。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有中国人在看苏联的科幻小说。
你主动问他了?
嗯,这是莫斯科的地铁一号线,方向是列宁山和莫斯科大学,我问他是不是莫斯科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他摇头说,我在巴黎公社发动机厂。卡佳模仿年轻男人的口气惟妙惟肖。
地铁很吵,他的话很少,像你一样内向。他说他不是大学生,是在发动机厂实习的电工,也是被国家公派过来的,他的俄语名字叫格奥尔基。我问他为什么看科幻小说,他却装聋作哑不回答。这让我很生气,要知道在莫斯科,每个男人都围在我身边献殷勤,要是我跟谁握了下手,他会半个月不舍得洗手。因为分心,我错过了站下车,直到莫斯科大学站。我跟着他下车,直到一所工厂的大门。外面有士兵站岗,看来是军事禁区。他一路对我视而不见,却突然说,你不能进去了,但可以把宿舍电话号码留给我。
他喜欢你,对吗?
当时不太确定,我等了整整一个月,才收到格奥尔基的电话,约我周末去列宁图书馆。我打扮得漂漂亮亮,从电影学院到图书馆一路上,不少苏联男人为看我而撞上电线杆。在大阅览室,我问他为什么不说话。他说,来图书馆不就是看书吗?他在看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那年头在苏联也算是前沿科学了。他很着迷的样子,反复说起速度和引力,可以帮助人类实现时间旅行。在接近光速的飞行器上,一天相当于地球上的一年,当你一百天后回到地球,实际上已过去了一百年的孤独。但是,这样的旅行只能抵达未来,如何能够回到过去呢?我完全听不懂他在说什么,耐着性子等了两个钟头,看掉半本陀耶托夫斯基。眼看他要坐到天黑,我愤然离去。等我一个人走到大街上,他却追出来道歉,然后说,卡佳同志,我喜欢你。
那么简单?
这就够了!对啊,你们都不明白,世界本就该这样简单!我不喜欢拐弯抹角繁文缛节,我喜欢有一个男人当着我的面说——看到我第一眼就喜欢我,看到我第二眼就要告诉我。卡佳躺在春天的艳阳下,白发覆盖青青河边草说,我喜欢那样的男人,格奥尔基这样的中国男人。他的父母都是工人,他从技校毕业,在天津的一家国有工厂做电工。苏联需要中国工人,在西伯利亚还有很多。因为他自学了很多电气理论,被分配到巴黎公社发动机厂,这家厂里有全世界最好的工程师。每个周末,他都会去列宁图书馆,有些书跟他的专业有关,有些是最先进的科学理论,比如他手抄过整本爱因斯坦。在莫斯科,格奥尔基是个异类,因为他不喝酒。你知道,苏联男人都是些酒鬼。对了,你不喝酒吧?
嗯,从不喝酒。
希望你永远保持下去!十月革命节,全世界共产主义者的盛大节日。格奥尔基却带我去了公墓。我就是喜欢这样的与众不同,大晚上去墓地,不觉得很刺激吗?新处女公墓,埋葬着果戈理、契诃夫、奥斯特洛夫斯基、爱森斯坦,最新的墓碑属于自杀身亡的法捷耶夫。我给以上这些墓碑都献了花,尤其爱森斯坦,那可是我们学电影的老祖宗。从公墓出来,一路逛到莫斯科河边。那时已经很冷,水面结了厚厚的冰。忽然窜出七八条壮汉,喝得醉醺醺的,对我动手动脚。在这些人面前,格奥尔基的个头就像小孩子。他们看不起中国男人,说了些侮辱的话。格奥尔基啥都没说,抓住为首的一个,抱摔在莫斯科河的冰面上。打架开始了。后来我才听说,这些酒鬼都是冰球运动员,怪不得四肢发达。他们以多打少,我怕格奥尔基会被打死,到处尖叫着求救,终于找来两个警察。那个十月革命节,我们是在警察局里度过的。格奥尔基受了些外伤,我亲手给他包扎了伤口,不很严重,但看起来浑身是血——大半都是别人的。那几个冰球运动员却被他打惨了。你要记住,为保护女人而受伤的男人,会让女人记住一辈子。
直到现在?
是啊,此时此刻,在这里——卡佳指了指自己的心脏,从莫斯科的那一夜开始,我深深喜欢上了这个实习电工,但不知道前途如何。
最后半句话,却说的我满怀忧伤,结束了这场野餐。
这一年,我开始上网,也开始写小说。我尝试把最初的小说,贴到“榕树下”网站。我不太在意外面真实的生活,小说也多是内心写照,或是天马行空的想象,大多跟历史有关。几乎每篇小说,我都会事先拿给卡佳看一眼。她总是又快又认真地看完我的短篇小说,而我忐忑不安地等候在旁边,又为了掩饰自己的心情,随手拿出一本《远大前程》或《青年近卫军》。她有时候说很好,有时候拍案叫绝,有时又会大骂狗屁不通。
她用红笔划出一个段落,告诉我要删掉其中的三分之二——虚词、副词、形容词全部删除!不会损害你要表达的意思,千万不要啰唆,不要追求语言上的华丽,那些都是女人的涂脂抹粉!我要你看到一张真正的脸,哪怕是个像我一样的老太婆,但这没关系!只要是真的就可以,简单,直接,该有力量的时候就爆发出来,一个字胜过千言万语!对了,你必须多读海明威。有朝一日,当你开始写长篇小说,就会明白更多。
卡佳说这些话的时候,镜片底下的双眼,一下子变得很年轻。
能给我看看你年轻时候的照片吗?
我在莫斯科的照片,当然有不少,我还上过苏联的杂志封面呢,作为中苏友好的代表。不过回国以后,陆陆续续都被烧光了。
为什么?
因为,我有记忆啊——每道亮光,每片阴影,每个嘴角,每个眼神,每分钟每秒,全都在心里头清清楚楚,还需要照片吗?
卡佳,你是什么时候回国的?
1958年,最后一天,莫斯科大雪纷飞,我提前终止了学业,坐上从莫斯科到北京的国际列车。因为那年秋天,我的父母叛逃去了香港,发表了一些反动言论,我当然也受到了牵连。他们后来又去了美国,墓地还在旧金山呢,但我一次都没有去过。
格奥尔基呢?
我再没见过他,也没有音讯,不知道他现在还活着吗。1959年,我回到上海,大学没有毕业,又是叛徒的女儿,没有一家单位敢要我。还有些人风言风语,说我在莫斯科做了不要脸的事,是上海话所说的“拉三”,你懂的。
所以,你被分配进了公交公司做售票员?
卡佳浅浅一笑。你好聪明呢。我坐在十三路电车上,每天从曹家渡到提篮桥,卖了一辈子车票。至于这栋房子嘛,我就出生在这里,以前一楼是客厅、餐厅和厨房,二楼是我和父母卧室和书房,三楼是储藏室。六十年代,这套房子被许多人占据了,我一度被扫地出门,暂住在单位宿舍。后来国家落实政策,把最破的顶层还给了我。其余部分,永远不再属于我了。但我不在乎,反正一个人过,那么大房子也没有意义。
你没有结过婚?
嗯,这没啥了不起的。
为了你的电工格奥尔基?
闭嘴!
那次谈话后,我写了个短篇小说《绑架》。给卡佳看过,她点头说还可以,你去投稿参加个文学比赛吧。可我不认识文学圈的任何人,听说那些比赛和奖项都是要有关系的,否则人家根本都不看你一眼。她说没关系,哪怕没人看过你一眼,但你以后不用为自己的胆怯而后悔。
于是,我选了从报纸上看来的一个“贝塔斯曼人民文学新人奖”。几个月后,从十四万篇投稿中,我的《绑架》意外获奖了。我平生第一次去北京,参加了颁奖典礼,小说发表在那年的《当代》文学期刊上。终于,我认识了许多有名的作家,文学期刊的编辑,出版社的领导……
我带着奖状回来给卡佳看,但她并没有祝贺我,而是冷冰冰地警告——喂,你快要... -->>
果然,她淡淡地说,你没有写诗的天赋,可惜啊。1958年,在莫斯科的广场上,每天都有人在念诗,有人念普希金,有人念白银时代,更多地在念自己的诗。我经常独自藏身在人群里,听那些过分煽情的朗诵,偶尔也会遇到让人终生难忘的句子,就像遇到让你终生难忘的人。
那个人是谁?
卡佳面无表情地摇头,翻到小本子中的一页说,你看这首诗里有许多叙事,说明你有说故事的才能,你可以试着写小说。
我们认识一年了。偶尔,我会陪伴她去淮海路上的国泰电影院看电影;去共青森林公园的草坪上野餐,就像《莫斯科不相信眼泪》里的苏联人那样。她的行动虽然迟缓,兴致却高得很,头发与衣服都特意打扮过。她拿出最好吃的罐头,国产的酸黄瓜,在春天柳絮飞扬的小河边,用俄语唱起我从未听过的歌。在邮局的营业大厅里,我常见到一个叫薛范的翻译家,《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草帽歌》等好多歌曲,都是被他翻译成中文的。他是个拄着拐杖坐在轮椅上的小儿麻痹患者,我知道他是谁,却从未跟他搭讪过一句话。而我就是那样的人,腼腆到跟任何人说话都会脸红。
但自从认识卡佳,我就变得开朗了些,至少敢与老太太开玩笑了。
坐在野餐垫上,看着上海难得晴朗的天空,卡佳说,如果我有儿子的话,我就叫他格奥尔基;如果我有女儿的话,我就叫她亚历桑德拉。可惜,我既没有儿子,也没有女儿,更不会有孙辈……但我有回忆。
终于,她说出了那个人的名字。
1958年5月1日,国际劳动节游行。我在莫斯科电影学院的方阵,红场上人山人海,刚过瓦西里升天大教堂,队伍全散了。我独自坐地铁回学校。莫斯科的地铁很漂亮,但那天人很多,我在猎人商行站上车,挤在车厢里喘不过气。有人从背后拍了拍我,回头看见一张中国人的脸。他很年轻,大概二十来岁,穿着朴素而简单,就像个工人,手里却拿着本书。他想把座位让给我。这种事常发生,你知道,我不会假惺惺谦让的。我坐在他的位子上,列车继续在莫斯科地底飞驰。他站在我对面,左手拉扶手,右手依然捧着书。封面正对着我,别列亚耶夫的《陶威尔教授的头颅》,竟是本科幻小说。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有中国人在看苏联的科幻小说。
你主动问他了?
嗯,这是莫斯科的地铁一号线,方向是列宁山和莫斯科大学,我问他是不是莫斯科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他摇头说,我在巴黎公社发动机厂。卡佳模仿年轻男人的口气惟妙惟肖。
地铁很吵,他的话很少,像你一样内向。他说他不是大学生,是在发动机厂实习的电工,也是被国家公派过来的,他的俄语名字叫格奥尔基。我问他为什么看科幻小说,他却装聋作哑不回答。这让我很生气,要知道在莫斯科,每个男人都围在我身边献殷勤,要是我跟谁握了下手,他会半个月不舍得洗手。因为分心,我错过了站下车,直到莫斯科大学站。我跟着他下车,直到一所工厂的大门。外面有士兵站岗,看来是军事禁区。他一路对我视而不见,却突然说,你不能进去了,但可以把宿舍电话号码留给我。
他喜欢你,对吗?
当时不太确定,我等了整整一个月,才收到格奥尔基的电话,约我周末去列宁图书馆。我打扮得漂漂亮亮,从电影学院到图书馆一路上,不少苏联男人为看我而撞上电线杆。在大阅览室,我问他为什么不说话。他说,来图书馆不就是看书吗?他在看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那年头在苏联也算是前沿科学了。他很着迷的样子,反复说起速度和引力,可以帮助人类实现时间旅行。在接近光速的飞行器上,一天相当于地球上的一年,当你一百天后回到地球,实际上已过去了一百年的孤独。但是,这样的旅行只能抵达未来,如何能够回到过去呢?我完全听不懂他在说什么,耐着性子等了两个钟头,看掉半本陀耶托夫斯基。眼看他要坐到天黑,我愤然离去。等我一个人走到大街上,他却追出来道歉,然后说,卡佳同志,我喜欢你。
那么简单?
这就够了!对啊,你们都不明白,世界本就该这样简单!我不喜欢拐弯抹角繁文缛节,我喜欢有一个男人当着我的面说——看到我第一眼就喜欢我,看到我第二眼就要告诉我。卡佳躺在春天的艳阳下,白发覆盖青青河边草说,我喜欢那样的男人,格奥尔基这样的中国男人。他的父母都是工人,他从技校毕业,在天津的一家国有工厂做电工。苏联需要中国工人,在西伯利亚还有很多。因为他自学了很多电气理论,被分配到巴黎公社发动机厂,这家厂里有全世界最好的工程师。每个周末,他都会去列宁图书馆,有些书跟他的专业有关,有些是最先进的科学理论,比如他手抄过整本爱因斯坦。在莫斯科,格奥尔基是个异类,因为他不喝酒。你知道,苏联男人都是些酒鬼。对了,你不喝酒吧?
嗯,从不喝酒。
希望你永远保持下去!十月革命节,全世界共产主义者的盛大节日。格奥尔基却带我去了公墓。我就是喜欢这样的与众不同,大晚上去墓地,不觉得很刺激吗?新处女公墓,埋葬着果戈理、契诃夫、奥斯特洛夫斯基、爱森斯坦,最新的墓碑属于自杀身亡的法捷耶夫。我给以上这些墓碑都献了花,尤其爱森斯坦,那可是我们学电影的老祖宗。从公墓出来,一路逛到莫斯科河边。那时已经很冷,水面结了厚厚的冰。忽然窜出七八条壮汉,喝得醉醺醺的,对我动手动脚。在这些人面前,格奥尔基的个头就像小孩子。他们看不起中国男人,说了些侮辱的话。格奥尔基啥都没说,抓住为首的一个,抱摔在莫斯科河的冰面上。打架开始了。后来我才听说,这些酒鬼都是冰球运动员,怪不得四肢发达。他们以多打少,我怕格奥尔基会被打死,到处尖叫着求救,终于找来两个警察。那个十月革命节,我们是在警察局里度过的。格奥尔基受了些外伤,我亲手给他包扎了伤口,不很严重,但看起来浑身是血——大半都是别人的。那几个冰球运动员却被他打惨了。你要记住,为保护女人而受伤的男人,会让女人记住一辈子。
直到现在?
是啊,此时此刻,在这里——卡佳指了指自己的心脏,从莫斯科的那一夜开始,我深深喜欢上了这个实习电工,但不知道前途如何。
最后半句话,却说的我满怀忧伤,结束了这场野餐。
这一年,我开始上网,也开始写小说。我尝试把最初的小说,贴到“榕树下”网站。我不太在意外面真实的生活,小说也多是内心写照,或是天马行空的想象,大多跟历史有关。几乎每篇小说,我都会事先拿给卡佳看一眼。她总是又快又认真地看完我的短篇小说,而我忐忑不安地等候在旁边,又为了掩饰自己的心情,随手拿出一本《远大前程》或《青年近卫军》。她有时候说很好,有时候拍案叫绝,有时又会大骂狗屁不通。
她用红笔划出一个段落,告诉我要删掉其中的三分之二——虚词、副词、形容词全部删除!不会损害你要表达的意思,千万不要啰唆,不要追求语言上的华丽,那些都是女人的涂脂抹粉!我要你看到一张真正的脸,哪怕是个像我一样的老太婆,但这没关系!只要是真的就可以,简单,直接,该有力量的时候就爆发出来,一个字胜过千言万语!对了,你必须多读海明威。有朝一日,当你开始写长篇小说,就会明白更多。
卡佳说这些话的时候,镜片底下的双眼,一下子变得很年轻。
能给我看看你年轻时候的照片吗?
我在莫斯科的照片,当然有不少,我还上过苏联的杂志封面呢,作为中苏友好的代表。不过回国以后,陆陆续续都被烧光了。
为什么?
因为,我有记忆啊——每道亮光,每片阴影,每个嘴角,每个眼神,每分钟每秒,全都在心里头清清楚楚,还需要照片吗?
卡佳,你是什么时候回国的?
1958年,最后一天,莫斯科大雪纷飞,我提前终止了学业,坐上从莫斯科到北京的国际列车。因为那年秋天,我的父母叛逃去了香港,发表了一些反动言论,我当然也受到了牵连。他们后来又去了美国,墓地还在旧金山呢,但我一次都没有去过。
格奥尔基呢?
我再没见过他,也没有音讯,不知道他现在还活着吗。1959年,我回到上海,大学没有毕业,又是叛徒的女儿,没有一家单位敢要我。还有些人风言风语,说我在莫斯科做了不要脸的事,是上海话所说的“拉三”,你懂的。
所以,你被分配进了公交公司做售票员?
卡佳浅浅一笑。你好聪明呢。我坐在十三路电车上,每天从曹家渡到提篮桥,卖了一辈子车票。至于这栋房子嘛,我就出生在这里,以前一楼是客厅、餐厅和厨房,二楼是我和父母卧室和书房,三楼是储藏室。六十年代,这套房子被许多人占据了,我一度被扫地出门,暂住在单位宿舍。后来国家落实政策,把最破的顶层还给了我。其余部分,永远不再属于我了。但我不在乎,反正一个人过,那么大房子也没有意义。
你没有结过婚?
嗯,这没啥了不起的。
为了你的电工格奥尔基?
闭嘴!
那次谈话后,我写了个短篇小说《绑架》。给卡佳看过,她点头说还可以,你去投稿参加个文学比赛吧。可我不认识文学圈的任何人,听说那些比赛和奖项都是要有关系的,否则人家根本都不看你一眼。她说没关系,哪怕没人看过你一眼,但你以后不用为自己的胆怯而后悔。
于是,我选了从报纸上看来的一个“贝塔斯曼人民文学新人奖”。几个月后,从十四万篇投稿中,我的《绑架》意外获奖了。我平生第一次去北京,参加了颁奖典礼,小说发表在那年的《当代》文学期刊上。终于,我认识了许多有名的作家,文学期刊的编辑,出版社的领导……
我带着奖状回来给卡佳看,但她并没有祝贺我,而是冷冰冰地警告——喂,你快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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