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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逻队来带我走时,是1945年1月15日凌晨三点钟。寒气渐重,气温零下15度。我们上了带遮蓬的卡车,穿过空旷的街市,直奔展览厅。它原是萨克森人举行各种盛大庆典活动的地方,如今成了集中报到处。厅内已经挤了三百来号人。地上铺着床垫和草褥。整夜都不断有车开抵,卸下集中来的人,包括附近一些村子的村民。清晨时分已经有五百来号人了。那天夜里,想要清点人数是徒劳的,没有人能统观全局。大厅内整夜灯火通明。大家都四处闲逛找熟人。有人说火车站征募了一些木匠,在牲口车厢内用刚伐下来的木头钉木板床。另外一些工匠给火车安装小圆铁炉,还有一些负责在地板上锯出蹲厕坑。人们轻声地聊了很多,聊的时候双目圆睁;人们也轻声地哭了很多,哭的时候双目紧闭。空气中混杂着旧羊毛、被汗浸透了的恐惧、肥腻的煎肉、香草饼干和白酒的味道。有个女人把头巾摘了下来。她肯定是乡下人,把辫子在后脑勺绕了两圈,并用一把半圆形的羊角梳将它盘在头中央。梳齿的那头已没入发间,圆拱形的那边只露出两只角,像竖着的小耳朵。这耳朵和厚厚的发辫,使她的后脑勺看上去像是一只蹲着的猫。我坐在站着的人群和行李堆间,像个观众。
我打了个小盹,梦见我与母亲站在墓地里一座新坟前。坟上长出一株植物,快齐我的腰高了,叶子上满是毛,茎上有一个带皮扣手的果荚,像只小箱子。它开了手指宽的一道缝,衬里是火狐红的丝绒。我们不知是谁死了。母亲说:把粉笔从大衣口袋拿出来吧。我说:我没有呀。我手伸到口袋里,发现有一截裁缝用的粉笔。母亲说:我们得在箱子上写个简短的名字。就写露特吧。我们的熟人里没人叫这个。我把露特写了上去。
在梦中我明白死的人就是我,但不愿告诉母亲。我从梦中一下惊醒过来,因为有个上年纪的男人,带了把雨伞,在我身旁的草垫上坐了下来,并凑近我的耳朵说:我连襟还想赶过来,但这大厅四周已经被看得严严实实了。他们不让他进来。我们可还是在城里呢,可他却过不来,我也回不去。他外套的每一只银纽扣上,都有一只鸟儿振翅欲飞,野鸭什么的,更有可能是信天翁。因为我欠身靠近时,发现他胸前徽章上的十字架原来是个船锚。雨伞就像是散步时用的拐杖一样,立在我和他之间。我问:您把这个也带上了?他说:那儿下雪可比这儿还要多。
没有人告诉我们,必须什么时候、怎样从大厅去火车站。我其实想说的不是“必须”而是“允许”我一心只想离开这儿,哪怕是带着留声机箱子,脖子贴着丝绒滚边,坐着牲口车厢去俄国人那里。我不记得是怎么到的火车站。牲口车厢非常之高。我也想不起上车的过程,因为我们在牲口车厢度过了那么多个日日夜夜,好像我们本来就一直待在里面似的。我记不得我们坐了有多久。我的想法是,坐的时间越长,离家就越远。只要还在车上,我们就不会有事的。只要还在车上,就一切平安。
男人、女人,年轻的、年老的,都带着行李,靠着床头。说话、沉默、吃饭、睡觉。白酒瓶被传来传去。当坐车成为一种习惯之后,有些地方开始出现一些亲昵的行为。大家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我对坐在身边的特鲁迪佩利坎说:我觉得这就像是去喀尔巴阡山的滑雪旅行,那次有一所女子中学,半个班的学生都在布勒亚小屋〔喀尔巴阡山南部罗马尼亚境内海拔〕被雪崩埋了。我们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她说,我们根本就没带滑雪的装备。你可以骑上留声机行李箱,骑啊,骑啊,穿过白昼、黑夜、白昼,你不是对里尔克很熟吗。特鲁迪佩利坎穿着一件悬钟式的大衣,袖口的皮毛长得都快到手肘了。每边的棕色毛袖口看上去就像半条狗,她不时地将双手交叉着伸入袖笼,两个半条狗便合二为一。当时我还未见过荒原,不然会想到土狗的。特鲁迪佩利坎身上有股温热的桃子味,甚至嘴里都有,在牲口车厢待了三四天后还有。她穿着这件大衣,就像一位女士坐在电车里,正在上班的路上。她告诉我说,她在邻家花园工具棚后面的地洞里藏了四天,然后却下起了雪,房子、工具棚与地洞间的每一步都变得清晰可见。她母亲再也没法悄悄给她送吃的了,整个花园里都可以2034米的布勒亚湖中一个小半岛上的旅社,时至今日都负有盛名。看到脚印。是雪出卖了她,她必须自愿地离开藏身之所,被雪强迫的自愿。她说,我永远不会原谅雪。新下的雪是无法仿制的。人们
无法在雪上做手脚,让它看上去就像没人碰过一样。她说,泥土是可以做手脚的,要是花点心思,沙子甚至草都可以。水自己就会做手脚,它吞噬一切,之后又马上闭合。空气更是早已被做过手脚,因为人们根本看不见它。除了雪,所有一切都会替我保密的,特鲁迪佩利坎说。厚厚的积雪要负主要责任。虽然它好像知道自己身处何方,像在家一样熟门熟路,落在我们城里,可却立刻成了俄国人的帮凶。因为雪出卖了我,我才在这儿的,特鲁迪佩利坎说。
火车开了十二天,也许是十四天,不知多久没有停。然后又停下来,不知多久没有开。我们不知道到了哪儿,除了上铺的人,透过上悬窗的缝隙,可以看到站牌,上面写着:布泽乌〔罗马尼亚城市〕。小圆铁炉在车厢正中发出空鸣声。白酒瓶被传来传去。大家都有... -->>
巡逻队来带我走时,是1945年1月15日凌晨三点钟。寒气渐重,气温零下15度。我们上了带遮蓬的卡车,穿过空旷的街市,直奔展览厅。它原是萨克森人举行各种盛大庆典活动的地方,如今成了集中报到处。厅内已经挤了三百来号人。地上铺着床垫和草褥。整夜都不断有车开抵,卸下集中来的人,包括附近一些村子的村民。清晨时分已经有五百来号人了。那天夜里,想要清点人数是徒劳的,没有人能统观全局。大厅内整夜灯火通明。大家都四处闲逛找熟人。有人说火车站征募了一些木匠,在牲口车厢内用刚伐下来的木头钉木板床。另外一些工匠给火车安装小圆铁炉,还有一些负责在地板上锯出蹲厕坑。人们轻声地聊了很多,聊的时候双目圆睁;人们也轻声地哭了很多,哭的时候双目紧闭。空气中混杂着旧羊毛、被汗浸透了的恐惧、肥腻的煎肉、香草饼干和白酒的味道。有个女人把头巾摘了下来。她肯定是乡下人,把辫子在后脑勺绕了两圈,并用一把半圆形的羊角梳将它盘在头中央。梳齿的那头已没入发间,圆拱形的那边只露出两只角,像竖着的小耳朵。这耳朵和厚厚的发辫,使她的后脑勺看上去像是一只蹲着的猫。我坐在站着的人群和行李堆间,像个观众。
我打了个小盹,梦见我与母亲站在墓地里一座新坟前。坟上长出一株植物,快齐我的腰高了,叶子上满是毛,茎上有一个带皮扣手的果荚,像只小箱子。它开了手指宽的一道缝,衬里是火狐红的丝绒。我们不知是谁死了。母亲说:把粉笔从大衣口袋拿出来吧。我说:我没有呀。我手伸到口袋里,发现有一截裁缝用的粉笔。母亲说:我们得在箱子上写个简短的名字。就写露特吧。我们的熟人里没人叫这个。我把露特写了上去。
在梦中我明白死的人就是我,但不愿告诉母亲。我从梦中一下惊醒过来,因为有个上年纪的男人,带了把雨伞,在我身旁的草垫上坐了下来,并凑近我的耳朵说:我连襟还想赶过来,但这大厅四周已经被看得严严实实了。他们不让他进来。我们可还是在城里呢,可他却过不来,我也回不去。他外套的每一只银纽扣上,都有一只鸟儿振翅欲飞,野鸭什么的,更有可能是信天翁。因为我欠身靠近时,发现他胸前徽章上的十字架原来是个船锚。雨伞就像是散步时用的拐杖一样,立在我和他之间。我问:您把这个也带上了?他说:那儿下雪可比这儿还要多。
没有人告诉我们,必须什么时候、怎样从大厅去火车站。我其实想说的不是“必须”而是“允许”我一心只想离开这儿,哪怕是带着留声机箱子,脖子贴着丝绒滚边,坐着牲口车厢去俄国人那里。我不记得是怎么到的火车站。牲口车厢非常之高。我也想不起上车的过程,因为我们在牲口车厢度过了那么多个日日夜夜,好像我们本来就一直待在里面似的。我记不得我们坐了有多久。我的想法是,坐的时间越长,离家就越远。只要还在车上,我们就不会有事的。只要还在车上,就一切平安。
男人、女人,年轻的、年老的,都带着行李,靠着床头。说话、沉默、吃饭、睡觉。白酒瓶被传来传去。当坐车成为一种习惯之后,有些地方开始出现一些亲昵的行为。大家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我对坐在身边的特鲁迪佩利坎说:我觉得这就像是去喀尔巴阡山的滑雪旅行,那次有一所女子中学,半个班的学生都在布勒亚小屋〔喀尔巴阡山南部罗马尼亚境内海拔〕被雪崩埋了。我们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她说,我们根本就没带滑雪的装备。你可以骑上留声机行李箱,骑啊,骑啊,穿过白昼、黑夜、白昼,你不是对里尔克很熟吗。特鲁迪佩利坎穿着一件悬钟式的大衣,袖口的皮毛长得都快到手肘了。每边的棕色毛袖口看上去就像半条狗,她不时地将双手交叉着伸入袖笼,两个半条狗便合二为一。当时我还未见过荒原,不然会想到土狗的。特鲁迪佩利坎身上有股温热的桃子味,甚至嘴里都有,在牲口车厢待了三四天后还有。她穿着这件大衣,就像一位女士坐在电车里,正在上班的路上。她告诉我说,她在邻家花园工具棚后面的地洞里藏了四天,然后却下起了雪,房子、工具棚与地洞间的每一步都变得清晰可见。她母亲再也没法悄悄给她送吃的了,整个花园里都可以2034米的布勒亚湖中一个小半岛上的旅社,时至今日都负有盛名。看到脚印。是雪出卖了她,她必须自愿地离开藏身之所,被雪强迫的自愿。她说,我永远不会原谅雪。新下的雪是无法仿制的。人们
无法在雪上做手脚,让它看上去就像没人碰过一样。她说,泥土是可以做手脚的,要是花点心思,沙子甚至草都可以。水自己就会做手脚,它吞噬一切,之后又马上闭合。空气更是早已被做过手脚,因为人们根本看不见它。除了雪,所有一切都会替我保密的,特鲁迪佩利坎说。厚厚的积雪要负主要责任。虽然它好像知道自己身处何方,像在家一样熟门熟路,落在我们城里,可却立刻成了俄国人的帮凶。因为雪出卖了我,我才在这儿的,特鲁迪佩利坎说。
火车开了十二天,也许是十四天,不知多久没有停。然后又停下来,不知多久没有开。我们不知道到了哪儿,除了上铺的人,透过上悬窗的缝隙,可以看到站牌,上面写着:布泽乌〔罗马尼亚城市〕。小圆铁炉在车厢正中发出空鸣声。白酒瓶被传来传去。大家都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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