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第五章铁板下诗篇岩石下真理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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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前追去，一步、两步、三步可是他没有抓住它，纸卷继续向前滚，已经滚到两个押解兵中间，已经超过押解兵的警戒线了！这时，拉波波尔特本应该停下来，因为“未经允许，往左跑一步或往右一步是会不予警告立即开枪的！”可是纸卷就在跟前啊，那不是吗！拉波波尔特跟着纸卷向前跑去，弯着腰，两手伸向前方——厄运正在把他的技术创新抢走呀！阿尔诺德伸着手，像耙子似地张开五指，似乎在说：强盗！不许拿走我的图纸！全队看到这个场面犹疑不前了，自动地站住了。冲锋枪举起来。一阵拉枪栓的声音！到此为止都是有典型性的，可是，这时却发生了非典型性的情况：没有一个混蛋，没有一个人开枪！野人们也看出了：这不是逃跑！甚至他们那被搅混了的头脑也终于明白了这个场面：作者在追赶他的创作！拉波波尔特又继续往警戒线外跑了十五六步，终于抓住了那卷纸。他直起腰来，满意地回到队伍里。他像是从另一个世界回来的
虽然拉波波尔特在劳改营里呆的年数超过了平均数，经过幼儿园（指五年以下——译者注）的刑期，又经过十年，而后是流放，现在又判了他十年，可是他仍旧生气勃勃，动作敏捷，眼睛炯炯有神。他那双经常闪着愉快光芒的眼睛却像天生为了表达痛苦而造的，那是一双非常富有表情的眼睛。他觉得这些年的监狱生活没有使他变老，没有摧垮他的身体；这是值得自豪的。当然，他倒是具备提起精神的条件，因为他作为一个工程师，这些年来一直给看守们在建筑工程方面当帮手。他干起活来很带劲，而且除了劳动之外，还有一些精神财富上的创作。
他是个兴趣十分广泛的人，这种人总想把什么都弄懂，什么都想试试。有过一个时期，他打算写一本像我这本书一样的关于劳改营的书。不过，没有成功。对于他的另外一种创作，我们，他的朋友们，则报之以嘲笑：这几年来他一直在认真而耐心地编写一本包罗万象的“技术参考书”他想使这本书能够解答有关现代自然科学和技术的一切问题（从各种电子管技术到大象的平均重量），而且它还得是个袖珍本。大家的嘲笑使他长了经验，拉波波尔特后来就不轻易把自己的创造计划告诉别人了。所以，他只是极为秘密地把他的另一本心爱的著作拿给我看。那是写在一本黑色胶布面笔记本上的关于爱情的论文。这篇论文颇有些新意，因为他认为斯汤达的论述完全不能令人满意。他的论文还没有完全写好，眼下还只是一些没有串联到一起的论点札记。但是，可以看出，对于一个在劳改营度过了半生的人来说，它凝结着多少纯真和智慧啊！我在这里姑且引用其中的几段吧：
“占有一个不爱的女人，乃是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都极为卑微的人的一种不幸遭遇。可是有些男人却夸耀这是‘胜利’。”“占有，如果它不是经过情感在机体上的发展所培养起来的，那它所带来的便绝不会是快慰，而只能是羞耻，是厌恶。”
“我们这个时代的男人把全部精力都化在挣钱、职务、权力上，他们已经丧失了最高的爱情的基因。
与此相反，对于正确无误的女人本能来说，占有则是真正亲密关系的第一阶段。只有在这之后女人才承认男人是亲人并用‘你’称呼他。甚至偶然委身的女子也会感到某种恩爱的柔情涌上心头。”
“嫉妒乃是被侮辱了的自尊。心。真正的爱情在它失去了对方的爱时是不会嫉妒的，而只会死亡，只会僵化。”
“同科学、艺术、宗教一样，爱也是一种认识世界的方法。”
阿尔诺德-利沃维奇自己既然有这样广泛的兴趣，这就使他能够了解各种各样的人。他还介绍我认识了另一个人。如果没有他的介绍，我是不会去注意此人的。乍一看，这是个营养不良症患者，是个被宣判了慢性死刑的人。两根锁骨支着劳改营发的短上衣，简直是一具骷髅。再加上这八个子很高，他的消瘦就更加引人注目。他的皮肤本来就是黝黑的，那剃光的头被哈萨克斯坦的强烈阳光一晒，就显得更黑了。真难为他还能在隔离区内走动，还能推着担架而不倒下去。他是希腊人，也是个诗人。（又一位诗人！）他的诗集曾在雅典用新希腊语出版过。但因为他不是雅典的囚犯而是苏联的囚犯（他是苏联国籍），所以我们的报纸自然不会为他喊冤叫屈。
他还正当壮年，可是已经站在死亡的边缘了。我怀着同情拙笨地企图驱散他那些关于死的念头。但他却惨然一笑，以哲人的语气，用他那并不很流利的俄语对我解释说：在死亡这个问题上，可怕的并不是死亡本身，而是精神上准备死亡的过程。而他已经经历过恐惧。痛苦、遗憾等等，已经哭过了，他已经全部“经历”了那不可避免的死亡，完全准备好了。所以。现在只剩下让他的肉体死去了。
人们中间有多少诗人啊！简直多得令人难以置信！（有时简直使我不知所措。）这个希腊人在等待死亡。可是另外两个年轻诗人却在等待满刑，向往着将来在文学上成名呢。他们也是诗人，而且是公开的诗人，并不躲躲藏藏。这后两人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显得那么晶莹而纯洁。两人都是没毕业的大学生。其中，科利亚-博罗维科夫是皮萨烈夫的崇拜者（也就是说，是普希金的敌人），现在在卫生所当医士。另一个在特维尔市出生的尤罗奇卡，基列耶夫是a-a-勃洛克的崇拜者，自己也仿效勃洛克的诗写作，他每天要到营区外的机械制造厂办公室去上班。他的朋友们（算什么朋友呢？！比他大h十多岁，都是做了父亲的人）嘲笑他，说先前在北方普通劳改营时有个轻浮的罗马尼亚女人主动找他，可他没懂她的意思，却为她写了一首十四行诗！现在，一看他那天真无邪的模样，就会相信确有其事。如今他却不得不将这少年的纯真消磨在劳改营里。真该诅咒！你在观察某些人，另一些人也在观察你。我们的大工棚里住四百人；躺着的，坐着的，走动的，乱乱哄哄。晚饭后，在沉闷的晚点名前，我有时候就翻开达里辞典的第二卷看看。这是我带到埃克巴斯图兹营来的唯一一本“书”到这里之后也盖上了“斯捷普拉格文教科”的图章。我看这本“书”时从来不看页数，因为晚上剩下的一点时间最多能读半页，所以我通常是坐在那里或者拿着书慢慢地踱着，眼睛盯着书的一个地方。新来的人总要问：这么厚，是什么书？而且表示惊奇：为什么要看这种东西。我已经习惯了，往往用一句玩笑话回答：“看这种书最保险，不会再触犯别的条文。”
其实，在特种劳改营里读什么书能没有危险呢？关在杰兹卡兹甘劳改营的一个经济学家亚历山大-斯托季克晚上有时阅读改写过的英语作品牛虻。尽管是偷偷地看，还是被人告密了。来了一群军官搜查他，劳改营分部的首长亲自参加。“你是盼望美国人来吧？”接着命令他当众用英语朗读一段。然后，问他：“你的刑期还剩多久？”“两年。”“再关二十年！”搜查时还发现了他写的几首诗。首长说；你还对爱情有兴趣？那么好吧，你们给他创造些条件，让他的脑子里不仅再也没有英文，连俄语也没有了！”（而那些奴性十足的杂役们还在低声埋怨斯托季克呢：“把我们也连累啦！还要把我们也赶走呢！”）
但是，这本书也帮助我交结了不少很有意思的人。有一次，个叫弗拉索夫的小个子走到我跟前。他的样子活像只好斗的公鸡，高大的鼻子，嘲笑人的锐利目光，说起话来像在演唱“噢”音很重：
“请问，您这是本什么书？”
我们开始交谈了。后来，我们也常常在星期天攀谈，这样，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我慢慢地在这人身上发现了一个微型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紧紧地压缩着半世纪以来我国的全部历史。这位瓦西里-格里戈里耶维奇-弗拉索夫就是卡德案件中的那个弗拉索夫，他被判二十年，现已服刑十四年了。他本人认为自己是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他没有想到他还是个语言大师，不过是口头语言大师。不论关于什么事，是乡下人割草还是商人的小铺子（他曾在一家小铺子里当过学徒），是关于红军部队还是！田庄园里的生活，是谈省督战队的刽子手还是谈贪得无厌的城郊女人，他都能讲得活灵活现，好像一切就发生在眼前，而且能使人像亲身经历过似的一下子牢牢记住。我真想当时就把这些全记录下来！可怎么记得过来呢！在十年之后的今天，真想把当时的原话都一句句回想起来，可哪能回想得起呢！
我发现，一个瘦瘦的、高鼻梁大个子年轻人常常向我和我的书瞟上几眼。但却好像总下不了和我搭话的决心；他很腼腆，不像个久住劳改营的人。我和他也认识了。他说话声音很低，羞答答的，边说边吃力地寻找着需要的俄语词，有时会犯一些很可笑的语法错误，但每逢这种时候他总是用微笑来补救。原来他是个匈牙利人，叫亚诺什-罗扎什。我把达里辞典拿给这个被折磨得疲惫不堪的人看，他频频点头说：“对，对，是该把注意力转到别的东西上去，不能总想着吃的。”他只有二十五岁，但脸上却毫无青春的气息：被风吹干瘪了的纤细皮肤像是直接贴在细长的头骨上。他患关节痛，是在北方伐木场时落下的关节炎。
这个劳改营里除他之外还有两三个匈牙利人，那几个人整天想的就是一个问题。怎样能吃饱，活下去？而亚诺什则老老实实吃班长分给他的那一份，虽然总是半饱，但他从来不去寻找别的东西吃。他留心观察一切，谛听一切，希望能够理解。他想理解什么呢？他想理解我们——俄罗斯人！他说：
“我在这里了解了别人以后，我觉得自己的遭遇就很平凡（平常）了。我觉得很奇特［奇怪〕。这些人原本是很爱本国人民的，可他们却因此而被判苦役刑！不过，我看这是军事［战争时期的]混乱造成的，你说是不？”
（他的这个问题是一九五一年提出的！如果当时仍是战争时期的话，那是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至今还没有结束呢？）
一九四四年，当我们的军队在匈牙利抓住他的时候，他才十八岁（而且他并不是军人）。他微笑着告诉我：
“那时候我还既没来得及为人民作好事，也没来得及为人民作坏事呢。人们还没有从我身上得到好处，也没有受到我的损害。”对亚诺什的侦查过程是这样的：侦查人员一句匈牙利语也不懂，而亚诺什一句俄语也不懂。有时候也来几个古楚尔人（即住在喀尔巴特山区的乌克兰人）给他当翻译，可是他们的翻译水平极低。亚诺什在一份长达十六页的起诉书上签了字，可是，始终不知道起诉书上面写了些什么。同样，当一个不认识的军官向他宣读一张纸上写的话时，他很长时间没弄清楚，那原来就是特别庭的判决书。然后就把他押解到北方的伐木场去服苦役。在那里，他累垮了，后来他被送进了医院。
进医院之前，俄国只向他显示了一个方面：让他坐牢。可是，这时，在医院里，俄国却向他显示了另一方面：在索利卡姆斯克附近的西姆独立劳改点里有个小医院，那里有个叫杜霞的护士，四十五岁左右。原来在防疫站工作，是个普通刑事犯，刑期五年。她没有把自己目前的工作只看成能够捞一把并混过刑期的手段。（其实，这种想法在劳改营里很普遍。不过，亚诺什透过他那玫瑰色眼镜看不到这一点。）杜霞认为自己有责任照顾医院里那些垂死的、谁也不需要的人，使他们活下来。但是，要想用劳改营发的那一点点食物救活病人，是根本不可能的。于是这位社霞护士就把自己每天的一份早饭——三百克面包拿到居民村里去换成半公斤牛奶，用这牛奶喂活了亚诺什（而在亚诺什之前，还喂活了别的什么人）。亚诺什就是由于这位杜霞大娘才爱上了我们国家和我们这些人的。所以他后来才在劳改营里开始认真地学习看守们和押解他的人们所使用的语言——伟大而有力的俄罗斯语言。他在我国的劳改营呆了九年，他只在监狱的床铺上，通过一些小画片和劳改营，看到了俄国。但是他却爱上了俄国。
亚诺什属于这样一类人：他们的童年时期除了读书之外没有任何别的爱好。这样的人我们这个时代培养得越来越少了。亚诺什成年之后也保留了这种爱好，甚至在劳改营也是这样。不论在北方的劳改营，还是来到这埃克巴斯图兹特种劳改营之后，亚诺什从不放过得到并阅读新书的机会。在我认识他之前，他已经知道普希金、涅克拉索夫、果戈理等人，并且很喜爱他们的作品。我给他讲了格里鲍耶陀夫，但是他最喜欢的还是莱蒙托夫，几乎像喜欢裴多菲和阿兰尼一样。莱蒙托夫的作品他是被俘虏之后，就在不久前才看到的。（我不止一次听外国人说过，他们在俄国诗人中最喜欢莱蒙托夫。）亚诺什特别对童僧中的主人公的命运感到共鸣，因为那也是个被囚禁的年轻人，也是注定要死在这里的。亚诺什背会了其中的许多段落；他常年走在异国人行列中，站在异国土地上，倒剪着手，用异国的语言喃喃背诵：
“那时我已模糊地意识到.
在故国土地上，在那里
已永不再会有我的足迹。”
温顺纯朴，和蔼可亲，一双灰蓝色眼睛显出他是毫无自卫能力的——这就是我们这冷酷无情的劳改营里的亚诺什-罗扎什的形象。他有时坐到我的床边上（轻轻地、紧贴床沿儿坐下，仿佛我那塞满锯末的垫袋还会被他弄得更脏或压坏似的），悄悄地对我说着知心话：
“我这些内心的幻想还能去对谁说呢？”他这个人无论对什么事都从来不抱怨。
走在劳改营的犯人中间，就像走在布雷区里似的，为了不以身试雷，大家都不得不用直觉的光线给每个人都拍个照片，好不被它炸死。但是，即使在这种普遍全面警戒的状态下，我还是能够在那剃得光光的头顿下面，在黑色囚服下面发现多少个富于诗意的人啊！
可是，还有多少个戒备周密而没有被我发现的呢？
还有多少个？还有几百几千个我根本没有遇到的呢？
而在这几十年间，还有多少人被你，被你这个可诅咒的利维坦扼杀了呢？！？
埃克巴斯图兹营也有一个官方的（虽然是极其危险的）文化.交往中心——文化教育科，也就是那个给所有囚犯的书上都盖上黑图章并且替我们刷新身上的号码的地方。
我们的文化教育科有个引人注目的重要人物，他是艺术家弗拉基米尔-鲁德丘克，过去是大辅祭，几乎就是总主教的私人秘书了。关于劳改营的法律中，不知什么地方还保留了一条规定，还没有来得及取消它。规定是：不给有宗教职称的人剃头发。自然，这条规定并没有明文写出，因此，对那些不知道此项规定的人，还.是要剃头发的。但是，鲁德丘克了解自己的权利，所以他那棕色的卷发就保留下来了，比一般男发稍微长些。他很爱护自己的头发，就象注意自己的仪表一样。他很招人喜欢：高高的个子，挺直的身材，悦耳的男低音。完全可以想象得出他在大教堂主持盛大仪式的样子。同我一起来的克季托尔-德罗兹多夫一下子就认出这位大辅祭了：“他在敖德萨大教堂作过弥撒！”
但是，这个人无论在外表上和生活态度上都不像我们因犯世界的人。他是在东正教刚刚摆脱失宠状态后很快就自己掺杂进或者被人掺杂进东正教派里的可疑人物，这种人总是想方设法损毁教会的名誉。而且，这个鲁德丘克落到监狱的经过也带有些神秘色彩，谁也不了解为什么。也不知为什么他有时还给别人看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怎么会没有被没收呢？），那是他跟一位外国总主教阿纳斯塔西一起在纽约的大街上照的。在劳改营里，他自己住一个单间。他每天在派工地点嫌恶地替囚犯们描写帽子上、棉袄上和裤子上的号码，之后，便回到自己房间懒散地度过一天，有时就找一些俗气的绘画来临摹。他那里居然有一本特列嘉柯夫绘画陈列馆的复制品大画册没有被劳改营当局没收去；我就是为了这本画册才到他那里去的：想翻翻看，也许一生中再也看不到这些作品了。他在劳改营里也还照常按期收到莫斯科教区通报，有时还一本正经地谈论一番伟大的殉教者，或讲一些作弥撒的细节。不过，显然是装模作样，完全言不由衷。他屋里还有一把吉他，只是在他弹奏时才使人感到他是真诚的，有时他自弹自唱，声音十分悦耳：
“流浪者渡过了贝加尔湖”
他边唱边摇晃着身子，似乎他的头上也笼罩着政治苦役犯的悲哀的光环。
一个人在劳改营里生活得越好，他的痛苦也就越细腻
我当时对什么事都十二分地谨慎。我不再去鲁德丘克那里了。我对他没有讲过关于自己的任何事。这样，我总算象一只无害的小虫子似地逃脱了鲁德丘克锐利的眼睛。而鲁德丘克的眼睛是一双进行着观察的眼睛。
一般地说，老囚犯谁都知道文化教育科有许多眼线，是最不适于会面和交往的地方。在普通劳改营的时候，人们常常愿意到文化教育科去坐坐，因为男人在那里可以见到女人。但在这特种劳改营里去文教科干什么呢？
其实，充满“眼线”的文教科也可以为了自由而加以利用！这是格奥尔吉-腾诺、彼得-基什金、叶尼亚-尼基申三个人教给我的。
我和腾诺就是在文教科认识的。这次短暂的唯一的一次相会使我永不能忘，从此我便记住了腾诺这个人。他身材很高，体格像运动员那么匀称。不知为什么，当时他身上的海军制服和制裤还没有被扒掉（其实那已是我们这里允许穿自己衣服的最后一个月了）。虽然肩上的海军中校的肩章没有了，身上挂着几块cx－520号码布，但是，如果立刻让他登上军舰，他仍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海军军官。走动时露出两只长着棕黄色绒毛的手腕，两腕上都刺着花纹：一只上面刺着一个铁锚图案，它的周围有几个字母：“liberty”另一只上刺着“doordie！”除此之外，腾诺也还没有能够把自己的眼睛遮住或者改变样子，使它不再露出骄傲和机敏的目光。他也不能隐瞒那嘴角上的微笑。（我当时还不懂得，这微笑原来意味着：逃跑计划已经拟好！）
这里是劳改营！是布雷区！可是我与腾诺两人是既在这里，又都不在这里：我正走在东普鲁士的路上，股诺则处在自己的下一次逃跑中。我们各自心里都有秘密计划的潜在能量，但这些都不能通过握手时的双手或简短寒暄时的眼睛流露出任何一点点火花！就这样，我们只交谈了两句完全没有意义的话，我就一头扎到报纸里。他就去同图马连科商量文艺演出的问题了。这个图马连科也是个苦役犯，刑期十五年，可是还让他负责文化教育科的工作。他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多层次”人物。人们怀疑他是个“眼线”但也许猜错了。对干他的行为可以作出更加微妙的心理学上的解释。
说来可笑，苦役营的文教科下面居然还要有，说得确切点是居然要建立一个“文娱活动小组”！而对参加这个小组的人却又毫无优待和照顾。所以，除了那些不可救药的文艺迷之外，谁也不参加这类小组活动。可是，腾诺却就是这样一个“文艺迷”尽管他的外表给人的印象没有这么坏。何况这个腾诺从到达埃克巴斯图兹的第一天起就是蹲惩戒室的。他在惩戒室请求去文化教育科！劳改营领导认为这是开始悔改的表现，就立即批准他去了
彼得-基什金根本不是文教科的活动分子，但他在劳改营里最有名，整个埃克巴斯图兹营都知道他。和他一起劳动的囚犯都以他为自豪，因为有了他就不寂寞。基什金像是有点傻头傻脑。但他并不傻，而只是装出那副样子，人们都说：“基什金可比谁都精！”他的傻，就像童话中的傻兄弟伊万努什卡一样。基什金这种人是一种典型的俄罗斯现象，古老的俄罗斯现象：他能够对强有力的恶人大声说出真话，能向人民指明他们的真正处境；而所有这些都是通过某种傻呵呵的、安全的形式表现的。
他最喜欢扮演的角色之一，就是穿上一件可笑的绿色背心之类的衣服，到饭桌上去收拾吃剩的盘碗。这本身就是一种示威；劳改营里最受欢迎的人为了不饿死不得不在食堂里打扫盘子。他这样做还另有目的：当他还着轻盈的舞步、作着鬼脸、在食堂串来串去收集残羹剩饭的时候，人们都注视着他，他就在那些干活能手们面前散布一些不安分的思想。
例如，有时候他会在干活能手们正喝着菜汤的时候，突然把人家还没吃的粥碗端过来。当然，那人会大吃一惊，急忙抓住饭碗。这时基什金却满脸赔笑地说（他是圆脸膛，但表情有些生硬）：
“只要别人不触动您的饭碗，您大概也想不到要去抓住什么吧！”
说完就托着一大堆空碗，迈着轻盈的舞步溜走了。
现在，基什金说的每一次笑话已经不仅是在本队的囚犯中间互相传诵了。
有一次，他站在饭桌旁，人们的眼睛离开饭碗，望着他。而他却像玩具小猫那样滴溜溜地转着眼珠，装出一副傻瓜的面孔问道：“小伙子们！你们说说，假如父亲是个傻子，母亲是个‘破鞋’的话，孩子们会吃得饱还是会挨饿？”
他不等人们回答这个十分明显的问题，就指着桌上的鱼刺接着说：
“每年七八十亿普特，你们把这个数字用两亿除一下看看！”
说着就走开了。其实，这是一个多么简单的想法啊！为什么我们以前没有想到除它一下呢？报纸上早就说，全国一年收八十亿普特粮食，那就是说，一个小孩每天也能分到二公斤面包。可是，我们这些壮汉们每天耕地、种地，可粮食都哪里去了呢？
基什金不断地变换方式。同一个思想，他有时便从另一个角度讲——从讲解烤成面包后“面粉的增重问题”讲起，通常他是利用大家在营门前或岗楼前排除等候的时候讲，因为这时允许说话。他经常提的口号是：“发展你们的脸吧！”他经常说：“小伙子们！我在营区里走着，一看，你们所有人的脸都没有得到足够的发展。都像是只惦记着地里的大麦垛，脑子里别的什么都没有想！”
有时他会突然没头没脑地、毫无联系地当着一群囚犯喊道：“达达尼尔！野蛮！”听来根本不懂是什么意思。但是，他喊一次、两次慢慢地大家似乎就完全明白这个“达达尼尔”是谁了，反而觉得这个名字既好玩，又贴切，简直连斯大林的两撇胡子都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来了：对，是达达尼尔！
劳改营的长官们有时也想嘲笑一下基什金，他们在岗楼前大声问他：“基什金，你怎么搞的？头秃得那么光？！大概是吓得老模它吧？”基什金毫不犹豫地立即当众回答：“照您这么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即列宁——译者注）也是因为吓得老摸它喽，对吗？”
有一次，基什金在食堂里一边走一边宣布哈夫收过饭碗之后要教给那些干瘦得快死的人跳美国查尔斯顿踢踏舞！
突然，劳改营里运来了稀罕东西：一部电影片！晚上，还是在食堂里，不挂幕布，就直接往白墙上放映。人挤得满满的，桌上，长凳上，长凳之间坐满了人，甚至有人坐在别人的大腿上。但是，刚开映便停下来了。只有一束白光柱照到墙上。我们看到几个看守进来了，他们正在给自己物色合适的位于。他们选中了中间一条长凳，命令坐在那里的囚犯把凳子让出来。那些人决心不站起来：好多年没看过电影了，真想看。看守们的声音变得严厉了，其中一个说：“那，好吧，把他们的号码记下来！”于是，当然，只好让了。这时，忽然听到一个含着讥讽的声音，像猫叫似地响彻了黑暗的食堂，这是大家熟悉的基什金的声音：
“本来嘛！小伙子们，看守大人们再没有地方看电影了嘛！叫咱们让，咱们就让吧！”
一片笑声。啊，笑声！啊，这就是力量！看守们掌握着一切权利，但是，他们并没有把号码记下来，而是可耻地退出去了。
“基什金在哪儿？”他们在喊。
可是，基什金不再作声了。这里没有基什金。
看守们走了，电影继续放映。
第二天，基什金被劳改营长官叫去。人们想。这回总得关他五天禁闭！不，基什金微笑着回来了。他写的“检讨”是这样的：“看电影时，看守们与在押犯人之间为了座位发生争吵，我曾要求犯人们按规定让出座并走开。”为什么要关他禁闭呢？
囚犯们很想看点节目。虽然影片和戏剧里都像是有意捉弄这些人似地把一切都描绘得很好，但他们还是要看，因为可以在这种时候暂时忘掉自己、自己的痛苦和委屈。对于他们这种看演出的无聊热情，基什金也加以嘲笑。每逢有这类演出或电影时，总有许多人争先恐后地去看。可是，大门还关着，迟迟不开；要等负责的看守来，由他按名单先放那些干活比较好的班组进去看。奴隶般的囚犯们人挨人紧紧挤在门口等着，已经半个小时了。这时，基什金在人群后面把鞋脱掉，扶着旁边的人跳到最后排的人们的肩膀上去，光着脚，踩着人们的肩膀，从一个肩膀跳到另一个肩膀上，敏捷地往前面跑，一直跑到那令人羡慕的大门口！他蠕动着短小的身躯、做着怪样，使劲敲打大门，极力表现他无论如何也想进去看节目的心情！然后，他又同样敏捷地踩着人们的肩膀跑回来，跳下去走了。人群中起初发出了笑声，但这人群很快就感到一阵羞耻。真的，我们像一群羊似的挤在这里干什么！有什么好东西可看！没见过吗？！
人们开始散去。当看守拿着名单来到门口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人可往里放了，谁也不再往里挤。现在，去拿棍子赶他们来看吧。
还有一次，宽敞的食堂里终于要举行一个“文娱晚会”了。人们已经坐好。对于晚会，基什金并不抵制。他穿着自己那件绿背心，在场里跑来跑去，帮助搬搬椅子，拉拉幕布。他每露面一次都引起一阵掌声和欢笑。忽然，他急急忙忙从台口跑过去，仿佛后面有人追他。他边跑边挥动一只胳臂，像发出警告似地叫喊着：“达达尼尔！野蛮！”场里一阵大笑。这时，好像没有配合好似的，幕布拉开了，可台上空空的，一个人也没有。基什金却又在这时跑了出来。人们又报以哄笑。可是笑声马上就沉寂下去了：基什金的样子不仅不可笑，而且简直像是发了狂，两只眼睛瞪得溜圆，叫人看着都害怕。他开始朗诵，浑身颤抖，用昏沉沉的眼睛环视着听众（夹杂着乌克兰语）朗诵道；
我举目环视四周，
这景象使我满怀哀愁，
宪兵肆虐，鲜血横流，
无数的尸体堆成人垛，
被打死的儿子身旁，
斜卧着父亲的尸首！
他这是针对几乎占观众半数的乌克兰人因犯朗诵的！这些乌克兰人都是刚从沸腾着的各州押送来的。这朗诵等于往他们的新伤口里撒上一把盐！他们哭了，甚至失声痛哭！已经有个看守朝着舞台，朝着基什金这边冲过来了。可是，基什金悲壮的表情一瞬间便溶化在小丑的微笑中了，他已经在用俄语高声喊道。
“这几句纪念一月九日的诗，还是我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背会的呢！”
说着便滑稽地扭动着身子跑下台去了。
另一个人，叶尼亚-尼基申，也是个淳朴的小伙子，挺合群，人缘好，方脸膛上有许多雀斑。（在农村被摧毁之前，那里有许多这样的小伙子。如今在农村更多地看到的则是不怀好意的表情。）叶尼亚的声音音量不大，音域也不宽，但他很喜欢唱，唱给同房间的朋友们听，也愿意上台演唱。
有一次报幕员宣布：
“下一支歌我的妻，我的爱妻，莫克罗马索夫作曲，伊萨科夫斯基作词，吉他伴奏，由叶尼亚-尼基申演唱。”
吉他奏起了朴素哀怨的曲调。叶尼亚面向大食堂里挤得满满的听众甜蜜地唱起来，表现出我们内心中那尚未完全变得粗野的、尚未完全变冷的一点点温情：
妻啊，我的爱妻！
只有一个人，只有你，
只有你一个人，在我的心坎里！
只有你一个人？这样，舞台正面挂的号召完成生产任务的横幅标语就显得暗淡无光了。劳改营里的年月，已经呆过的年月和剩下的年月，在这灰蓝色的昏暗会场上就像是全都消失了。只有你一个人！此刻我心坎里想的，不是在政权面前承认的莫须有的罪名，不是要跟它算帐的念头，也不是我们饿狼般对食物的关怀而是只有你一个人！
我温柔可爱的妻！
不论我走到哪里，
只有你，比谁都珍贵，
比谁都亲密！
这是一支倾诉离愁的歌，歌唱望不到尽头的别离，吉凶未卜的、查无音讯的别离！这支歌对此时此地、此情此景有多么合适！它一点也没讲到监狱。还可以把它解释成是有关长期战乱的描述。
我这个地下诗人的嗅觉居然失灵了：我竟没有发现台上朗诵的乃是又一位地下诗人的诗，（这类诗人有多少啊！）而且这位诗人比我更机敏，更能适应公开发表的需要。
对尼基申能怎么样呢？在劳改营里能要求他把歌谱拿来，检查一下是不是伊萨科夫斯基作词和莫克罗马索夫作曲的吗？既然他那么说，大概是他记得吧。
我看见；图马连科站在舞台后面——带着含蓄胜利的表情微笑着。
大约两千人坐在这灰蒙蒙的会场里。他们一动不动，鸦雀无声，像是他们根本不存在。他们都僵化了，变得严酷了，像石头一样。他们的心被歌声抓住，脸上挂着泪珠儿。原来，他们的眼泪也还知道该从哪里、怎样流出来。妻啊，我的爱妻！只有一个人，只有你，只有你一个人，在我的心坎里！
向前追去，一步、两步、三步可是他没有抓住它，纸卷继续向前滚，已经滚到两个押解兵中间，已经超过押解兵的警戒线了！这时，拉波波尔特本应该停下来，因为“未经允许，往左跑一步或往右一步是会不予警告立即开枪的！”可是纸卷就在跟前啊，那不是吗！拉波波尔特跟着纸卷向前跑去，弯着腰，两手伸向前方——厄运正在把他的技术创新抢走呀！阿尔诺德伸着手，像耙子似地张开五指，似乎在说：强盗！不许拿走我的图纸！全队看到这个场面犹疑不前了，自动地站住了。冲锋枪举起来。一阵拉枪栓的声音！到此为止都是有典型性的，可是，这时却发生了非典型性的情况：没有一个混蛋，没有一个人开枪！野人们也看出了：这不是逃跑！甚至他们那被搅混了的头脑也终于明白了这个场面：作者在追赶他的创作！拉波波尔特又继续往警戒线外跑了十五六步，终于抓住了那卷纸。他直起腰来，满意地回到队伍里。他像是从另一个世界回来的
虽然拉波波尔特在劳改营里呆的年数超过了平均数，经过幼儿园（指五年以下——译者注）的刑期，又经过十年，而后是流放，现在又判了他十年，可是他仍旧生气勃勃，动作敏捷，眼睛炯炯有神。他那双经常闪着愉快光芒的眼睛却像天生为了表达痛苦而造的，那是一双非常富有表情的眼睛。他觉得这些年的监狱生活没有使他变老，没有摧垮他的身体；这是值得自豪的。当然，他倒是具备提起精神的条件，因为他作为一个工程师，这些年来一直给看守们在建筑工程方面当帮手。他干起活来很带劲，而且除了劳动之外，还有一些精神财富上的创作。
他是个兴趣十分广泛的人，这种人总想把什么都弄懂，什么都想试试。有过一个时期，他打算写一本像我这本书一样的关于劳改营的书。不过，没有成功。对于他的另外一种创作，我们，他的朋友们，则报之以嘲笑：这几年来他一直在认真而耐心地编写一本包罗万象的“技术参考书”他想使这本书能够解答有关现代自然科学和技术的一切问题（从各种电子管技术到大象的平均重量），而且它还得是个袖珍本。大家的嘲笑使他长了经验，拉波波尔特后来就不轻易把自己的创造计划告诉别人了。所以，他只是极为秘密地把他的另一本心爱的著作拿给我看。那是写在一本黑色胶布面笔记本上的关于爱情的论文。这篇论文颇有些新意，因为他认为斯汤达的论述完全不能令人满意。他的论文还没有完全写好，眼下还只是一些没有串联到一起的论点札记。但是，可以看出，对于一个在劳改营度过了半生的人来说，它凝结着多少纯真和智慧啊！我在这里姑且引用其中的几段吧：
“占有一个不爱的女人，乃是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都极为卑微的人的一种不幸遭遇。可是有些男人却夸耀这是‘胜利’。”“占有，如果它不是经过情感在机体上的发展所培养起来的，那它所带来的便绝不会是快慰，而只能是羞耻，是厌恶。”
“我们这个时代的男人把全部精力都化在挣钱、职务、权力上，他们已经丧失了最高的爱情的基因。
与此相反，对于正确无误的女人本能来说，占有则是真正亲密关系的第一阶段。只有在这之后女人才承认男人是亲人并用‘你’称呼他。甚至偶然委身的女子也会感到某种恩爱的柔情涌上心头。”
“嫉妒乃是被侮辱了的自尊。心。真正的爱情在它失去了对方的爱时是不会嫉妒的，而只会死亡，只会僵化。”
“同科学、艺术、宗教一样，爱也是一种认识世界的方法。”
阿尔诺德-利沃维奇自己既然有这样广泛的兴趣，这就使他能够了解各种各样的人。他还介绍我认识了另一个人。如果没有他的介绍，我是不会去注意此人的。乍一看，这是个营养不良症患者，是个被宣判了慢性死刑的人。两根锁骨支着劳改营发的短上衣，简直是一具骷髅。再加上这八个子很高，他的消瘦就更加引人注目。他的皮肤本来就是黝黑的，那剃光的头被哈萨克斯坦的强烈阳光一晒，就显得更黑了。真难为他还能在隔离区内走动，还能推着担架而不倒下去。他是希腊人，也是个诗人。（又一位诗人！）他的诗集曾在雅典用新希腊语出版过。但因为他不是雅典的囚犯而是苏联的囚犯（他是苏联国籍），所以我们的报纸自然不会为他喊冤叫屈。
他还正当壮年，可是已经站在死亡的边缘了。我怀着同情拙笨地企图驱散他那些关于死的念头。但他却惨然一笑，以哲人的语气，用他那并不很流利的俄语对我解释说：在死亡这个问题上，可怕的并不是死亡本身，而是精神上准备死亡的过程。而他已经经历过恐惧。痛苦、遗憾等等，已经哭过了，他已经全部“经历”了那不可避免的死亡，完全准备好了。所以。现在只剩下让他的肉体死去了。
人们中间有多少诗人啊！简直多得令人难以置信！（有时简直使我不知所措。）这个希腊人在等待死亡。可是另外两个年轻诗人却在等待满刑，向往着将来在文学上成名呢。他们也是诗人，而且是公开的诗人，并不躲躲藏藏。这后两人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显得那么晶莹而纯洁。两人都是没毕业的大学生。其中，科利亚-博罗维科夫是皮萨烈夫的崇拜者（也就是说，是普希金的敌人），现在在卫生所当医士。另一个在特维尔市出生的尤罗奇卡，基列耶夫是a-a-勃洛克的崇拜者，自己也仿效勃洛克的诗写作，他每天要到营区外的机械制造厂办公室去上班。他的朋友们（算什么朋友呢？！比他大h十多岁，都是做了父亲的人）嘲笑他，说先前在北方普通劳改营时有个轻浮的罗马尼亚女人主动找他，可他没懂她的意思，却为她写了一首十四行诗！现在，一看他那天真无邪的模样，就会相信确有其事。如今他却不得不将这少年的纯真消磨在劳改营里。真该诅咒！你在观察某些人，另一些人也在观察你。我们的大工棚里住四百人；躺着的，坐着的，走动的，乱乱哄哄。晚饭后，在沉闷的晚点名前，我有时候就翻开达里辞典的第二卷看看。这是我带到埃克巴斯图兹营来的唯一一本“书”到这里之后也盖上了“斯捷普拉格文教科”的图章。我看这本“书”时从来不看页数，因为晚上剩下的一点时间最多能读半页，所以我通常是坐在那里或者拿着书慢慢地踱着，眼睛盯着书的一个地方。新来的人总要问：这么厚，是什么书？而且表示惊奇：为什么要看这种东西。我已经习惯了，往往用一句玩笑话回答：“看这种书最保险，不会再触犯别的条文。”
其实，在特种劳改营里读什么书能没有危险呢？关在杰兹卡兹甘劳改营的一个经济学家亚历山大-斯托季克晚上有时阅读改写过的英语作品牛虻。尽管是偷偷地看，还是被人告密了。来了一群军官搜查他，劳改营分部的首长亲自参加。“你是盼望美国人来吧？”接着命令他当众用英语朗读一段。然后，问他：“你的刑期还剩多久？”“两年。”“再关二十年！”搜查时还发现了他写的几首诗。首长说；你还对爱情有兴趣？那么好吧，你们给他创造些条件，让他的脑子里不仅再也没有英文，连俄语也没有了！”（而那些奴性十足的杂役们还在低声埋怨斯托季克呢：“把我们也连累啦！还要把我们也赶走呢！”）
但是，这本书也帮助我交结了不少很有意思的人。有一次，个叫弗拉索夫的小个子走到我跟前。他的样子活像只好斗的公鸡，高大的鼻子，嘲笑人的锐利目光，说起话来像在演唱“噢”音很重：
“请问，您这是本什么书？”
我们开始交谈了。后来，我们也常常在星期天攀谈，这样，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我慢慢地在这人身上发现了一个微型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紧紧地压缩着半世纪以来我国的全部历史。这位瓦西里-格里戈里耶维奇-弗拉索夫就是卡德案件中的那个弗拉索夫，他被判二十年，现已服刑十四年了。他本人认为自己是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他没有想到他还是个语言大师，不过是口头语言大师。不论关于什么事，是乡下人割草还是商人的小铺子（他曾在一家小铺子里当过学徒），是关于红军部队还是！田庄园里的生活，是谈省督战队的刽子手还是谈贪得无厌的城郊女人，他都能讲得活灵活现，好像一切就发生在眼前，而且能使人像亲身经历过似的一下子牢牢记住。我真想当时就把这些全记录下来！可怎么记得过来呢！在十年之后的今天，真想把当时的原话都一句句回想起来，可哪能回想得起呢！
我发现，一个瘦瘦的、高鼻梁大个子年轻人常常向我和我的书瞟上几眼。但却好像总下不了和我搭话的决心；他很腼腆，不像个久住劳改营的人。我和他也认识了。他说话声音很低，羞答答的，边说边吃力地寻找着需要的俄语词，有时会犯一些很可笑的语法错误，但每逢这种时候他总是用微笑来补救。原来他是个匈牙利人，叫亚诺什-罗扎什。我把达里辞典拿给这个被折磨得疲惫不堪的人看，他频频点头说：“对，对，是该把注意力转到别的东西上去，不能总想着吃的。”他只有二十五岁，但脸上却毫无青春的气息：被风吹干瘪了的纤细皮肤像是直接贴在细长的头骨上。他患关节痛，是在北方伐木场时落下的关节炎。
这个劳改营里除他之外还有两三个匈牙利人，那几个人整天想的就是一个问题。怎样能吃饱，活下去？而亚诺什则老老实实吃班长分给他的那一份，虽然总是半饱，但他从来不去寻找别的东西吃。他留心观察一切，谛听一切，希望能够理解。他想理解什么呢？他想理解我们——俄罗斯人！他说：
“我在这里了解了别人以后，我觉得自己的遭遇就很平凡（平常）了。我觉得很奇特［奇怪〕。这些人原本是很爱本国人民的，可他们却因此而被判苦役刑！不过，我看这是军事［战争时期的]混乱造成的，你说是不？”
（他的这个问题是一九五一年提出的！如果当时仍是战争时期的话，那是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至今还没有结束呢？）
一九四四年，当我们的军队在匈牙利抓住他的时候，他才十八岁（而且他并不是军人）。他微笑着告诉我：
“那时候我还既没来得及为人民作好事，也没来得及为人民作坏事呢。人们还没有从我身上得到好处，也没有受到我的损害。”对亚诺什的侦查过程是这样的：侦查人员一句匈牙利语也不懂，而亚诺什一句俄语也不懂。有时候也来几个古楚尔人（即住在喀尔巴特山区的乌克兰人）给他当翻译，可是他们的翻译水平极低。亚诺什在一份长达十六页的起诉书上签了字，可是，始终不知道起诉书上面写了些什么。同样，当一个不认识的军官向他宣读一张纸上写的话时，他很长时间没弄清楚，那原来就是特别庭的判决书。然后就把他押解到北方的伐木场去服苦役。在那里，他累垮了，后来他被送进了医院。
进医院之前，俄国只向他显示了一个方面：让他坐牢。可是，这时，在医院里，俄国却向他显示了另一方面：在索利卡姆斯克附近的西姆独立劳改点里有个小医院，那里有个叫杜霞的护士，四十五岁左右。原来在防疫站工作，是个普通刑事犯，刑期五年。她没有把自己目前的工作只看成能够捞一把并混过刑期的手段。（其实，这种想法在劳改营里很普遍。不过，亚诺什透过他那玫瑰色眼镜看不到这一点。）杜霞认为自己有责任照顾医院里那些垂死的、谁也不需要的人，使他们活下来。但是，要想用劳改营发的那一点点食物救活病人，是根本不可能的。于是这位社霞护士就把自己每天的一份早饭——三百克面包拿到居民村里去换成半公斤牛奶，用这牛奶喂活了亚诺什（而在亚诺什之前，还喂活了别的什么人）。亚诺什就是由于这位杜霞大娘才爱上了我们国家和我们这些人的。所以他后来才在劳改营里开始认真地学习看守们和押解他的人们所使用的语言——伟大而有力的俄罗斯语言。他在我国的劳改营呆了九年，他只在监狱的床铺上，通过一些小画片和劳改营，看到了俄国。但是他却爱上了俄国。
亚诺什属于这样一类人：他们的童年时期除了读书之外没有任何别的爱好。这样的人我们这个时代培养得越来越少了。亚诺什成年之后也保留了这种爱好，甚至在劳改营也是这样。不论在北方的劳改营，还是来到这埃克巴斯图兹特种劳改营之后，亚诺什从不放过得到并阅读新书的机会。在我认识他之前，他已经知道普希金、涅克拉索夫、果戈理等人，并且很喜爱他们的作品。我给他讲了格里鲍耶陀夫，但是他最喜欢的还是莱蒙托夫，几乎像喜欢裴多菲和阿兰尼一样。莱蒙托夫的作品他是被俘虏之后，就在不久前才看到的。（我不止一次听外国人说过，他们在俄国诗人中最喜欢莱蒙托夫。）亚诺什特别对童僧中的主人公的命运感到共鸣，因为那也是个被囚禁的年轻人，也是注定要死在这里的。亚诺什背会了其中的许多段落；他常年走在异国人行列中，站在异国土地上，倒剪着手，用异国的语言喃喃背诵：
“那时我已模糊地意识到.
在故国土地上，在那里
已永不再会有我的足迹。”
温顺纯朴，和蔼可亲，一双灰蓝色眼睛显出他是毫无自卫能力的——这就是我们这冷酷无情的劳改营里的亚诺什-罗扎什的形象。他有时坐到我的床边上（轻轻地、紧贴床沿儿坐下，仿佛我那塞满锯末的垫袋还会被他弄得更脏或压坏似的），悄悄地对我说着知心话：
“我这些内心的幻想还能去对谁说呢？”他这个人无论对什么事都从来不抱怨。
走在劳改营的犯人中间，就像走在布雷区里似的，为了不以身试雷，大家都不得不用直觉的光线给每个人都拍个照片，好不被它炸死。但是，即使在这种普遍全面警戒的状态下，我还是能够在那剃得光光的头顿下面，在黑色囚服下面发现多少个富于诗意的人啊！
可是，还有多少个戒备周密而没有被我发现的呢？
还有多少个？还有几百几千个我根本没有遇到的呢？
而在这几十年间，还有多少人被你，被你这个可诅咒的利维坦扼杀了呢？！？
埃克巴斯图兹营也有一个官方的（虽然是极其危险的）文化.交往中心——文化教育科，也就是那个给所有囚犯的书上都盖上黑图章并且替我们刷新身上的号码的地方。
我们的文化教育科有个引人注目的重要人物，他是艺术家弗拉基米尔-鲁德丘克，过去是大辅祭，几乎就是总主教的私人秘书了。关于劳改营的法律中，不知什么地方还保留了一条规定，还没有来得及取消它。规定是：不给有宗教职称的人剃头发。自然，这条规定并没有明文写出，因此，对那些不知道此项规定的人，还.是要剃头发的。但是，鲁德丘克了解自己的权利，所以他那棕色的卷发就保留下来了，比一般男发稍微长些。他很爱护自己的头发，就象注意自己的仪表一样。他很招人喜欢：高高的个子，挺直的身材，悦耳的男低音。完全可以想象得出他在大教堂主持盛大仪式的样子。同我一起来的克季托尔-德罗兹多夫一下子就认出这位大辅祭了：“他在敖德萨大教堂作过弥撒！”
但是，这个人无论在外表上和生活态度上都不像我们因犯世界的人。他是在东正教刚刚摆脱失宠状态后很快就自己掺杂进或者被人掺杂进东正教派里的可疑人物，这种人总是想方设法损毁教会的名誉。而且，这个鲁德丘克落到监狱的经过也带有些神秘色彩，谁也不了解为什么。也不知为什么他有时还给别人看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怎么会没有被没收呢？），那是他跟一位外国总主教阿纳斯塔西一起在纽约的大街上照的。在劳改营里，他自己住一个单间。他每天在派工地点嫌恶地替囚犯们描写帽子上、棉袄上和裤子上的号码，之后，便回到自己房间懒散地度过一天，有时就找一些俗气的绘画来临摹。他那里居然有一本特列嘉柯夫绘画陈列馆的复制品大画册没有被劳改营当局没收去；我就是为了这本画册才到他那里去的：想翻翻看，也许一生中再也看不到这些作品了。他在劳改营里也还照常按期收到莫斯科教区通报，有时还一本正经地谈论一番伟大的殉教者，或讲一些作弥撒的细节。不过，显然是装模作样，完全言不由衷。他屋里还有一把吉他，只是在他弹奏时才使人感到他是真诚的，有时他自弹自唱，声音十分悦耳：
“流浪者渡过了贝加尔湖”
他边唱边摇晃着身子，似乎他的头上也笼罩着政治苦役犯的悲哀的光环。
一个人在劳改营里生活得越好，他的痛苦也就越细腻
我当时对什么事都十二分地谨慎。我不再去鲁德丘克那里了。我对他没有讲过关于自己的任何事。这样，我总算象一只无害的小虫子似地逃脱了鲁德丘克锐利的眼睛。而鲁德丘克的眼睛是一双进行着观察的眼睛。
一般地说，老囚犯谁都知道文化教育科有许多眼线，是最不适于会面和交往的地方。在普通劳改营的时候，人们常常愿意到文化教育科去坐坐，因为男人在那里可以见到女人。但在这特种劳改营里去文教科干什么呢？
其实，充满“眼线”的文教科也可以为了自由而加以利用！这是格奥尔吉-腾诺、彼得-基什金、叶尼亚-尼基申三个人教给我的。
我和腾诺就是在文教科认识的。这次短暂的唯一的一次相会使我永不能忘，从此我便记住了腾诺这个人。他身材很高，体格像运动员那么匀称。不知为什么，当时他身上的海军制服和制裤还没有被扒掉（其实那已是我们这里允许穿自己衣服的最后一个月了）。虽然肩上的海军中校的肩章没有了，身上挂着几块cx－520号码布，但是，如果立刻让他登上军舰，他仍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海军军官。走动时露出两只长着棕黄色绒毛的手腕，两腕上都刺着花纹：一只上面刺着一个铁锚图案，它的周围有几个字母：“liberty”另一只上刺着“doordie！”除此之外，腾诺也还没有能够把自己的眼睛遮住或者改变样子，使它不再露出骄傲和机敏的目光。他也不能隐瞒那嘴角上的微笑。（我当时还不懂得，这微笑原来意味着：逃跑计划已经拟好！）
这里是劳改营！是布雷区！可是我与腾诺两人是既在这里，又都不在这里：我正走在东普鲁士的路上，股诺则处在自己的下一次逃跑中。我们各自心里都有秘密计划的潜在能量，但这些都不能通过握手时的双手或简短寒暄时的眼睛流露出任何一点点火花！就这样，我们只交谈了两句完全没有意义的话，我就一头扎到报纸里。他就去同图马连科商量文艺演出的问题了。这个图马连科也是个苦役犯，刑期十五年，可是还让他负责文化教育科的工作。他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多层次”人物。人们怀疑他是个“眼线”但也许猜错了。对干他的行为可以作出更加微妙的心理学上的解释。
说来可笑，苦役营的文教科下面居然还要有，说得确切点是居然要建立一个“文娱活动小组”！而对参加这个小组的人却又毫无优待和照顾。所以，除了那些不可救药的文艺迷之外，谁也不参加这类小组活动。可是，腾诺却就是这样一个“文艺迷”尽管他的外表给人的印象没有这么坏。何况这个腾诺从到达埃克巴斯图兹的第一天起就是蹲惩戒室的。他在惩戒室请求去文化教育科！劳改营领导认为这是开始悔改的表现，就立即批准他去了
彼得-基什金根本不是文教科的活动分子，但他在劳改营里最有名，整个埃克巴斯图兹营都知道他。和他一起劳动的囚犯都以他为自豪，因为有了他就不寂寞。基什金像是有点傻头傻脑。但他并不傻，而只是装出那副样子，人们都说：“基什金可比谁都精！”他的傻，就像童话中的傻兄弟伊万努什卡一样。基什金这种人是一种典型的俄罗斯现象，古老的俄罗斯现象：他能够对强有力的恶人大声说出真话，能向人民指明他们的真正处境；而所有这些都是通过某种傻呵呵的、安全的形式表现的。
他最喜欢扮演的角色之一，就是穿上一件可笑的绿色背心之类的衣服，到饭桌上去收拾吃剩的盘碗。这本身就是一种示威；劳改营里最受欢迎的人为了不饿死不得不在食堂里打扫盘子。他这样做还另有目的：当他还着轻盈的舞步、作着鬼脸、在食堂串来串去收集残羹剩饭的时候，人们都注视着他，他就在那些干活能手们面前散布一些不安分的思想。
例如，有时候他会在干活能手们正喝着菜汤的时候，突然把人家还没吃的粥碗端过来。当然，那人会大吃一惊，急忙抓住饭碗。这时基什金却满脸赔笑地说（他是圆脸膛，但表情有些生硬）：
“只要别人不触动您的饭碗，您大概也想不到要去抓住什么吧！”
说完就托着一大堆空碗，迈着轻盈的舞步溜走了。
现在，基什金说的每一次笑话已经不仅是在本队的囚犯中间互相传诵了。
有一次，他站在饭桌旁，人们的眼睛离开饭碗，望着他。而他却像玩具小猫那样滴溜溜地转着眼珠，装出一副傻瓜的面孔问道：“小伙子们！你们说说，假如父亲是个傻子，母亲是个‘破鞋’的话，孩子们会吃得饱还是会挨饿？”
他不等人们回答这个十分明显的问题，就指着桌上的鱼刺接着说：
“每年七八十亿普特，你们把这个数字用两亿除一下看看！”
说着就走开了。其实，这是一个多么简单的想法啊！为什么我们以前没有想到除它一下呢？报纸上早就说，全国一年收八十亿普特粮食，那就是说，一个小孩每天也能分到二公斤面包。可是，我们这些壮汉们每天耕地、种地，可粮食都哪里去了呢？
基什金不断地变换方式。同一个思想，他有时便从另一个角度讲——从讲解烤成面包后“面粉的增重问题”讲起，通常他是利用大家在营门前或岗楼前排除等候的时候讲，因为这时允许说话。他经常提的口号是：“发展你们的脸吧！”他经常说：“小伙子们！我在营区里走着，一看，你们所有人的脸都没有得到足够的发展。都像是只惦记着地里的大麦垛，脑子里别的什么都没有想！”
有时他会突然没头没脑地、毫无联系地当着一群囚犯喊道：“达达尼尔！野蛮！”听来根本不懂是什么意思。但是，他喊一次、两次慢慢地大家似乎就完全明白这个“达达尼尔”是谁了，反而觉得这个名字既好玩，又贴切，简直连斯大林的两撇胡子都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来了：对，是达达尼尔！
劳改营的长官们有时也想嘲笑一下基什金，他们在岗楼前大声问他：“基什金，你怎么搞的？头秃得那么光？！大概是吓得老模它吧？”基什金毫不犹豫地立即当众回答：“照您这么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即列宁——译者注）也是因为吓得老摸它喽，对吗？”
有一次，基什金在食堂里一边走一边宣布哈夫收过饭碗之后要教给那些干瘦得快死的人跳美国查尔斯顿踢踏舞！
突然，劳改营里运来了稀罕东西：一部电影片！晚上，还是在食堂里，不挂幕布，就直接往白墙上放映。人挤得满满的，桌上，长凳上，长凳之间坐满了人，甚至有人坐在别人的大腿上。但是，刚开映便停下来了。只有一束白光柱照到墙上。我们看到几个看守进来了，他们正在给自己物色合适的位于。他们选中了中间一条长凳，命令坐在那里的囚犯把凳子让出来。那些人决心不站起来：好多年没看过电影了，真想看。看守们的声音变得严厉了，其中一个说：“那，好吧，把他们的号码记下来！”于是，当然，只好让了。这时，忽然听到一个含着讥讽的声音，像猫叫似地响彻了黑暗的食堂，这是大家熟悉的基什金的声音：
“本来嘛！小伙子们，看守大人们再没有地方看电影了嘛！叫咱们让，咱们就让吧！”
一片笑声。啊，笑声！啊，这就是力量！看守们掌握着一切权利，但是，他们并没有把号码记下来，而是可耻地退出去了。
“基什金在哪儿？”他们在喊。
可是，基什金不再作声了。这里没有基什金。
看守们走了，电影继续放映。
第二天，基什金被劳改营长官叫去。人们想。这回总得关他五天禁闭！不，基什金微笑着回来了。他写的“检讨”是这样的：“看电影时，看守们与在押犯人之间为了座位发生争吵，我曾要求犯人们按规定让出座并走开。”为什么要关他禁闭呢？
囚犯们很想看点节目。虽然影片和戏剧里都像是有意捉弄这些人似地把一切都描绘得很好，但他们还是要看，因为可以在这种时候暂时忘掉自己、自己的痛苦和委屈。对于他们这种看演出的无聊热情，基什金也加以嘲笑。每逢有这类演出或电影时，总有许多人争先恐后地去看。可是，大门还关着，迟迟不开；要等负责的看守来，由他按名单先放那些干活比较好的班组进去看。奴隶般的囚犯们人挨人紧紧挤在门口等着，已经半个小时了。这时，基什金在人群后面把鞋脱掉，扶着旁边的人跳到最后排的人们的肩膀上去，光着脚，踩着人们的肩膀，从一个肩膀跳到另一个肩膀上，敏捷地往前面跑，一直跑到那令人羡慕的大门口！他蠕动着短小的身躯、做着怪样，使劲敲打大门，极力表现他无论如何也想进去看节目的心情！然后，他又同样敏捷地踩着人们的肩膀跑回来，跳下去走了。人群中起初发出了笑声，但这人群很快就感到一阵羞耻。真的，我们像一群羊似的挤在这里干什么！有什么好东西可看！没见过吗？！
人们开始散去。当看守拿着名单来到门口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人可往里放了，谁也不再往里挤。现在，去拿棍子赶他们来看吧。
还有一次，宽敞的食堂里终于要举行一个“文娱晚会”了。人们已经坐好。对于晚会，基什金并不抵制。他穿着自己那件绿背心，在场里跑来跑去，帮助搬搬椅子，拉拉幕布。他每露面一次都引起一阵掌声和欢笑。忽然，他急急忙忙从台口跑过去，仿佛后面有人追他。他边跑边挥动一只胳臂，像发出警告似地叫喊着：“达达尼尔！野蛮！”场里一阵大笑。这时，好像没有配合好似的，幕布拉开了，可台上空空的，一个人也没有。基什金却又在这时跑了出来。人们又报以哄笑。可是笑声马上就沉寂下去了：基什金的样子不仅不可笑，而且简直像是发了狂，两只眼睛瞪得溜圆，叫人看着都害怕。他开始朗诵，浑身颤抖，用昏沉沉的眼睛环视着听众（夹杂着乌克兰语）朗诵道；
我举目环视四周，
这景象使我满怀哀愁，
宪兵肆虐，鲜血横流，
无数的尸体堆成人垛，
被打死的儿子身旁，
斜卧着父亲的尸首！
他这是针对几乎占观众半数的乌克兰人因犯朗诵的！这些乌克兰人都是刚从沸腾着的各州押送来的。这朗诵等于往他们的新伤口里撒上一把盐！他们哭了，甚至失声痛哭！已经有个看守朝着舞台，朝着基什金这边冲过来了。可是，基什金悲壮的表情一瞬间便溶化在小丑的微笑中了，他已经在用俄语高声喊道。
“这几句纪念一月九日的诗，还是我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背会的呢！”
说着便滑稽地扭动着身子跑下台去了。
另一个人，叶尼亚-尼基申，也是个淳朴的小伙子，挺合群，人缘好，方脸膛上有许多雀斑。（在农村被摧毁之前，那里有许多这样的小伙子。如今在农村更多地看到的则是不怀好意的表情。）叶尼亚的声音音量不大，音域也不宽，但他很喜欢唱，唱给同房间的朋友们听，也愿意上台演唱。
有一次报幕员宣布：
“下一支歌我的妻，我的爱妻，莫克罗马索夫作曲，伊萨科夫斯基作词，吉他伴奏，由叶尼亚-尼基申演唱。”
吉他奏起了朴素哀怨的曲调。叶尼亚面向大食堂里挤得满满的听众甜蜜地唱起来，表现出我们内心中那尚未完全变得粗野的、尚未完全变冷的一点点温情：
妻啊，我的爱妻！
只有一个人，只有你，
只有你一个人，在我的心坎里！
只有你一个人？这样，舞台正面挂的号召完成生产任务的横幅标语就显得暗淡无光了。劳改营里的年月，已经呆过的年月和剩下的年月，在这灰蓝色的昏暗会场上就像是全都消失了。只有你一个人！此刻我心坎里想的，不是在政权面前承认的莫须有的罪名，不是要跟它算帐的念头，也不是我们饿狼般对食物的关怀而是只有你一个人！
我温柔可爱的妻！
不论我走到哪里，
只有你，比谁都珍贵，
比谁都亲密！
这是一支倾诉离愁的歌，歌唱望不到尽头的别离，吉凶未卜的、查无音讯的别离！这支歌对此时此地、此情此景有多么合适！它一点也没讲到监狱。还可以把它解释成是有关长期战乱的描述。
我这个地下诗人的嗅觉居然失灵了：我竟没有发现台上朗诵的乃是又一位地下诗人的诗，（这类诗人有多少啊！）而且这位诗人比我更机敏，更能适应公开发表的需要。
对尼基申能怎么样呢？在劳改营里能要求他把歌谱拿来，检查一下是不是伊萨科夫斯基作词和莫克罗马索夫作曲的吗？既然他那么说，大概是他记得吧。
我看见；图马连科站在舞台后面——带着含蓄胜利的表情微笑着。
大约两千人坐在这灰蒙蒙的会场里。他们一动不动，鸦雀无声，像是他们根本不存在。他们都僵化了，变得严酷了，像石头一样。他们的心被歌声抓住，脸上挂着泪珠儿。原来，他们的眼泪也还知道该从哪里、怎样流出来。妻啊，我的爱妻！只有一个人，只有你，只有你一个人，在我的心坎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