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点击“添加到主屏幕”第二章群岛之港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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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在一张大桌上铺开我们祖国的大幅地图。请在所有的首府，所有的铁路枢纽，所有铁路线与河道、河道与土路联结处的转运站打上粗大的黑点。这像是什么呀？莫不是整张地图都落满了传播病菌的苍蝇？告诉你吧，你们得到了一张宏伟的“群岛港口分布图”
诚然，这不是亚历山大-格林招引我们去的迷人的港口，那里人们在小酒馆里喝朗姆酒，向漂亮的娘儿们献殷勤。这里也没有温暖的蓝色海洋（这里洗澡水规定一人一公升。为了方便，四个人的四公升合倒进一个盆里，请一块洗吧！）。但是其他方面的港口罗曼蒂克——肮脏、臭虫、粗话、胡闹、语言混杂、斗殴——这里是绰绰有余的。
没有经历过三五个递解站的犯人是少见的；很多人能记起十来个，而古拉格之子们能够毫不费力地数出半百。只不过它们在人们的记忆中混成了一团，因为它们彼此雷同：毫无知识的押解队；昏头昏脑的根据案情的点名；在烈日下面或者在秋季的严寒中的长久的等待；更长久的脱光衣服的搜身；不讲卫生的推头；冰冷溜滑的浴室；臭气熏天的厕所；散发霉味的走廊；永远拥挤憋闷并且几乎永远黑暗潮湿的监室；地上或板铺上贴在你两边的人肉的暖气；木板钉成的枕头的棱脊；夹生的、几乎是流质的面包；好像用青贮饲料煮成的菜汤。
如果谁有准确的记性，能够分别回想得起每一个地方，那么这个人就不必在国内旅行了，因为根据递解站他已经熟悉了全国的地理。新西伯利亚城？知道，去过。棚屋很结实，是用粗原木搭的。伊尔库茨克？那儿的窗户是分几次用砖头砌严了的，还能看出沙皇时代的老样子。每次砌的砖都不连接，中间留下了细缝。沃洛格达？对了，是一座有塔楼的古老建筑。厕所是上下间。楼板朽了，楼上厕所往下漏水。乌斯满吗？那还用说！臭烘烘的牢房，虱子都满了，是圆拱屋顶的古式结构。监室里头填的可实在啦：每当犯人起解的时候，队伍能拉半个市区长，你简直想象不出是怎么装在里面的。
最好不要对这样一个行家说你们知道还有一些城市是没有递解站的，不要去惹恼他。他会向你确切地证明，这样的城市是不存在的，而且是他说得对。萨里斯克？解犯在那里是关在暂羁室，和受侦查人关在一起。每个区中心都是这样办。这跟递解站有什么不同？在索里-伊列茨克吗？有递解站！在雷宾斯克？设在修道院的第二监狱是干什么的？哦，那里可安静啦。院子是石板铺的，空荡荡的，古老的石板长满了青苔。洗澡房的水桶是木头的，挺干净。赤塔吗？第一监狱。在纳乌施基？那儿不是监狱，是个递解劳改营，都一样。在托尔日卡？也设在修道院里。
你要明白，亲爱的先生，没有递解站的城市是不可能存在的！要知道到处都有法院在开庭。怎么样把犯人送到劳改营去？坐飞机吗？
当然，递解站并不尽然相同。但是要说哪个好点，哪个坏点——那是争不出结果的。三四个犯人凑在一堆，每人必定夸奖他“自己的”那一个。
“虽说伊万诺沃递解站算不上什么有名的。可是你去问问一九三七到三八年那个冬天在那儿蹲过的人。狱里不失火——可是非但冻不着，而且上层铺的人连衣裳也穿不住。为了不憋死，窗户上的玻璃全给打掉了。二十一号监室定员是二十人，实际关了三百万十三！板铺下面都是水，就在水上也搭块板子睡人。破窗户眼正好朝那地方灌寒气。板铺下面那一展完全像北极之夜：没有一点亮光。板铺上的和站在过道里的人把光线全挡住了。通往便桶的过道根本不能走人，必须踩着板铺的边缘爬过去。吃的东西不发给个人，而是十人一份。十人中有一个死了，就把死人塞到铺板下面，直到它发臭。剩下的人就吃死人的空额。这一切还可以忍受过去，但是车头们却好像是抹了松节油一样，没完没了地把犯人们从一个监室赶到另一个。刚刚安顿下来，——“起——来——！换监室！”又得去抢地盘。造成超员的原因是这样的：三个月没让洗澡，虱子大繁殖，虱子引起了腿部溃疡和伤寒病。为了防止伤寒病蔓延，递解站被宣布隔离，四个月没有发送解犯。
“伙计们，问题不在伊万诺沃监狱本身，关键在年份。一九三七到三八年，那是自然的。不用说犯人，就连递解站的石头也挤得哎哟叫唤了。伊尔库茨克的也一样，它也算不了什么特别的递解站。可是在一九三八年，狱医们连往监室里伸伸头都不敢，只在走廊里转悠。牢头朝监室里喊；‘昏迷过去的——快出来！”
“三七年，伙计们，经过西伯利亚往科雷马去的人流没有断过，全都堵在鄂霍茨克海岸和符拉迪沃斯托克。往科雷马去的轮船一个月只能运三万。可是莫斯科不管这一套，一个劲儿地朝这边轰人。结果积压了十万。明白了吗？”
“谁数过？”
“该数的人数过。”
“如果说的是符拉迪沃斯托克递解站，那地方三七年二月顶多有四万人。”
“可是一卡在那儿就是好几个月。臭虫满床爬，像蝗虫一样！一天给半杯水：再多没有了！没人去运水！有一个隔离区全是朝鲜人，害痢疾死光了，一个不剩！我们的隔离区每天早晨拉出去一百口子。他们盖一座停尸房，叫犯人拉车运石料。今天你运料，明天人家运你。到秋天斑疹伤寒又传染开了。我们也采取这个办法，尸首不发臭味我们不交出去，照领他的口粮。药品是一点鸡没有。我们爬到隔离区边上求他们——给点药吧！了望塔上就朝我们开枪。后来把伤寒病人集中到一间单独的棚屋。也来不及全都抬进去，从里面出来的也没有几个。那儿的板铺是两层的。上头的发着高热，大小便下不了床，就往下铺的人身上浇：那里躺着一千五百来人。卫生员全是盗窃犯。他们从死人嘴里拔金牙。就是对活人他们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做的事”
“为什么老说你们的三七年、三七年？四九年在瓦尼诺湾，第五隔离区，——不想说吗？三万五千人。也是一连呆好几个月！又是因为解决不了去科雷马的运输问题。不知道为什么原因，他们每天夜里把人们从一间棚屋赶到另一间，从一个隔离区赶到另立个。就跟在法西斯那儿一样：又是吹哨，又是吼叫——‘一个不剩地出来！’而且都得跑步！干什么都得跑步！押着一百人去领面包——跑步！领菜汤——跑步！什么食具也没有。菜汤能盛在哪儿就盛在哪儿——用衣襟兜着也行，用手捧也行！喝的水是用大水箱运来的，没东西舀，就打开口子让它自己流。谁能把嘴凑上去，水就是他的。犯人们在水箱前头干起架来——了望塔上就朝他们开了火！和在法西斯手里一楼一样。乌斯维特勒的长官捷列维延科来到现场。一个空军驾驶员当着大伙的面向他走过去，扯开胸前的军装上衣说：‘我有七颗战功勋章！谁给你们权利朝隔离区开枪？’捷列维延科说：‘我们今天开了枪，将来还要手枪，一直到你们学会守规矩。’
“不，伙计们，这些还不算递解站。基洛夫递解站才是真格儿的！不说什么情况特殊的一年，就拿四七年来说吧——基洛夫递解站监室的房门要靠两个牢头用皮靴硬把人蹬进去才能关上。九月间（基洛夫市以前叫维雅特卡，可不是在黑海边上），三层板铺上所有的人都热得脱光了衣裳坐着——说‘坐着’是因为根本没有躺下的地方：一排人靠床头坐，一排人靠床脚坐。过道的地上也坐着两排，中间还有一排人站着。他们互相倒换。背包拿在手里或者搁在膝盖上，因为没有地方摆。只有盗窃犯宽宽敞敞地躺在自己法定的位置上——靠窗口的二层铺。臭虫多到大白天也咬人，它们直接从天花板上俯冲轰炸。人们就得这样熬上一个星期，甚至一个月。”
我本来也想插进去谈谈胜利年的夏天——一九四五年八月的红色普列斯尼亚。可是觉得不好意思：我们夜间总还能伸直腿，臭虫也还算温和，只是苍蝇整夜在强烈的灯光下把我们这些热得光着身子，汗水淋淋的人们叮得难受。不过这实在算不了什么，拿这个来夸耀实在害臊。我们一动弹就一身汗，吃完饭身上简直跟’下雨一样。在一间比普通单元房间稍大一些的监室里装了一百人。我们挤得死死的，地面上没有下脚的空当。两个小窗户被铁皮“笼口”挡着，是朝南的，不但不通风，反而被太阳晒得滚烫，朝监室里散热气。
莫斯科很少人知道这个具有光荣的革命名称的递解站。没有人去参观。咳，哪能参观！它到今天还在使用呢。要想靠近它看一看，用不着走远——它紧挨着诺沃霍洛舍夫环行铁路。
正像递解站本身是没头没脑的一样，关于递解站的谈论也都是没头没脑的，所以本书的这一章也八成会写成这个样子：不知道该首先抓住什么好，介绍哪一个好，开头说点什么好。递解站里积压的人越多，它就变得越加没头没脑。它搞得使人不堪忍受，对于古拉格也没有好处。可是人们仍是一个月又一个月地滞留在里面。递解站变成了不折不扣的工厂：口粮面包使用在工地上抬砖用的那种担架运送；冒热气的菜场盛在六提桶容量的大木桶里面，用撬杠插进孔眼里抬着走。
科特拉斯递解站比许多别的站更加紧张，更加开诚布公。更紧张是因为它是通往整个欧俄东北部的门户，更开诚布公是因为它已经处在群岛的腹心地带，不需要对什么人躲躲闪闪。它就是一块空地，上面用板墙分隔成许多小格子，每一格子都上锁。尽管一九三0年流放农民的时候，曾有过稠密的人口在这儿定居（应当设想当时在他们头顶上是没有房顶的，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人能告诉我们这些事了），然而到了三八年，用毛板钉成的帆布顶的摇摇欲坠的棚屋仍是远远容纳不下所有的犯人。在秋季的湿润的雪花下，或冒着开始冰冻的寒气，人们露宿在这里的地面上。诚然，人家不让他们这样直挺挺地冻僵，不断地点人数，用清查（那里同时曾达到二万人）或者夜间突然搜身的办法给他们提精神。后来在这些方格子里面支起了帐篷，有的格子里用原木搭起了两层楼高的房屋，但是为了合理地节约造价，当中不铺设楼板，而是直接搭设多达六层的板铺，板铺的两侧钉着直上直下的脚蹬子。那些只剩一口气的犯人也得像水手一样踩着它们爬上爬下。（这种结构对于海船比对于港口更相宜。）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五年的冬天，全体都住进了有顶的屋子，这时候就只能容纳下七千五百人了。这些人当中每天要死掉五十人。往停尸房抬死尸的担架一会儿也歇不住。（有人会反驳说，这完全说得过去，每天的死亡率不到百分之一。在上述的周转率之下，每一个人可以拖五个月之久。不错，可是你要知道主要的屠宰机——劳改营的劳动还没有开动呢。现在这种每天百分之零点七三的损耗是纯缩水率，并非任何一个蔬菜仓库都能容许这种比率。）
越深入群岛的腹地，混凝土筑成的港口越显眼地变成了木桩结构的码头。
卡拉巴斯——卡拉干达附近的一个递解站——这个字已经变成了一个普通名词。在几年之内经过这里递解的犯人达到五十万（尤里-卡尔贝一九四二年经过那里的时候，登记号码已经是四十三万三千多号）。关人的房屋是一些低矮的夯土墙棚屋，泥地。每天的消遣是叫犯人带上东西，统统赶到屋外，由美术家在地面上刷白灰，甚至画出地毯的花样。晚上犯人们躺在地上，用身子把白灰和地毯一道蹭掉。
卡拉巴斯比别的递解站更有变成博物馆的价值。可是，呜呼，已经不存在了：在它的原址上现在是一座钢筋混凝土制件厂。
克尼亚日一波戈斯特递解点（北纬63）的营地是一些支在沼泽地上的窝棚！用树根扎成的骨架上盖着一块四边不着地的破帆布帐篷。窝棚里面的双层铺也是用树棍（连枝权都没有削干净）搭的，中间的过道同样用树根铺成踏脚板。白天稀泥从踏脚板缝里扑哧扑哧
地往上冒，夜晚冻得梆梆硬。隔离区里各个地方的通道也是用细脆摇颤的小树棍铺成的。由于身体虚弱而变得行动笨拙的人们时而在这里或那里闪进水里或烂泥里。一九三八年克尼亚日一波戈斯特的伙食没有一天变过样：麦屑粉和鱼骨头熬的糊糊。吃这东西比较方便，因为钵子、缸子和勺子之类的东西递解站一概没有，囚犯们自己更没有；可以让他们几十人一批到大锅边排队，用长柄勺把糊糊舀在他们的便帽、皮帽、衣襟里。
在同时蹲过五千人的沃格沃兹金诺递解点（它离乌斯特-魏姆几公里远。读到这一行以前，哪一位读者知道有一个沃格沃兹金诺？有多少个这类不知名的递解站！请将它们全都乘以五千吧！），供应的食物是稀汤，但是照样没有钵子。然而也想到了办法（我们俄罗斯的急中生智的本领有什么困难克服不了！）——菜场倒在洗澡盆里，一次发十个人的，让他们你争我夺地抢着喝吧。
诚然，在沃格沃兹金诺没有人蹲过一年以上（蹲一年以上的有过，是那些只剩一口气的家伙，所有劳改营都不接受）。
在群岛上著的生活风貌面前，文学家的想象力实在惊人地贫乏。当他们想写出点有关监狱的最可谴责、最丑陋的东西的时候，总是拿便桶作为非难的对象。便桶在文学中变成了监狱的象征，屈辱和污秽的象征。噢，全是无知妄说！难道便桶是囚犯们的灾难吗？它是狱吏们最仁慈的发明。一切可怕的情景是从监室里没有了便桶的那一瞬间开始的。
一九三七年西伯利亚的某些监狱里面是没有便桶的，因为不够用。事先没有准备下那么多——西伯利亚的工业跟不上大逮捕的规模。仓库里发不出新建监狱需要的便桶。老监狱里倒是有便桶，可是又旧又小，这时候唯一明智的办法是把它们取消，因为在人数猛增的情况下，跟没有一样。例如，米努辛斯克监狱老早是按五百人的容量建造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没有进去过，因为他是以自由人身份乘车去流放地的），现在装一万人。那就是说每一只便桶应当增大二十倍！但是它并不能增大呀。
我们俄国人的笔写东西从来是粗线条的，我们经历的事情可谓多矣，但是描写出来，揭示出来的几乎等于零。在惯于通过显微镜观察生活的微小细胞、惯于在照明器的光束下摇晃试管的西方作者们的笔下，处在超员二十倍又没有便桶而且一昼夜只许出来解一次手的监室里的人类心灵的惶乱情状，可以写出一部长篇的史诗，可以再写出十卷追忆似水年华！当然有许多情节是他们不知道的：在帆布风帽里小便的办法他们就想不出来；另一个犯人提出的可以把尿撒在长统靴里的忠告，他们更是完全不能理解。其实这项忠告是经验丰富的智慧的结晶，它决不是叫你毁掉皮靴，也不是把皮靴降格为提桶。它的意思是：脱下一只靴子，倒过来，把靴筒往外翻上来——于是就形成了环槽状的、你十分一需要的那个容器！而且如果西方作者们知道米努辛斯克监狱里下述的狱规的话，他们将能以多么曲折细微的心理描写去丰富他们的文学啊（而且决不会冒重复著名大师们的手笔的危险）！在这个监狱里，饭钵子四人只发一个，饮用水每天每人发一缸子（茶缸子倒够用）；可能出这样的事：四人中的一个竟然利用公共的钵子行了方便，可是在吃午饭以前又不肯交出自己保留的水去洗钵子。这将出现一场怎样的冲突！怎样的四种性格的顶撞！多少微妙的差别！（我不是说笑话，只有这时候才显露出一个人的底蕴。只不过俄国人的笔没有工夫去描写这些，俄国人的眼睛也没有时间去读它。我不是说笑话，因为只有医生才能告诉你，在这样的监室里呆几个月就能永远毁掉一个人的健康，即便他到了叶若夫时代也没有被枪毙并且在赫鲁晓夫时代恢复了名誉。）
你看，我们还幻想过在港口里休息一下，松快一下呢！在“泽克车厢”包房里挤成一团的那几天几夜里，我们是怎样地幻想着递解站啊！想的是在这里我们可以伸伸腰，直直身子。想的是在这里我们可以足足地喝到凉水和打到开水。想的是在这里不会再强迫我们用自己的东西向押解队去赎买自己的口粮。想的是在这里会供给我们热食。最后还想着会把我们带进洗澡房，在热水里浸一浸，那时浑身就不会这么痒了。“乌鸦车”里我们的腰撞得生痛，从一侧摔到另一侧；押解队朝我们吼叫：“挽臂！”、“抓脚跟！”我们暗暗鼓励自己：“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快到递解站了！到了那里就好了”
可是到了这里，即使我们一部分梦想能够变为现实，也总要被另外一些事情弄得十分扫兴。
洗澡房里会遇到什么你永远说不准。忽然他们动手剃光女人的头发（红色普列斯尼亚，一九五0年十一月）。或者让清一色的女理发员给我们一长串光屁股的男人剃头。在沃洛格达的蒸气浴室里，胖大婶莫吉亚吆喝着：“男人们，排好队！”然后用蒸气管子朝整排男人们身上放气。伊尔库茨克递解站的见解不同，认为洗澡房服务人员全部是男性并且由男子汉在女人们的两腿之间涂抹焦油软膏更加符合天理人情。或者如像在新西伯利亚城递解站里那样，大冬天冰冷的洗澡房里的水龙头只流凉水；囚犯们鼓起勇气要求首长来看看；来了一个大尉，他竟满不在乎地亲自伸手到水龙头下面试了试，然后说：“我告诉你们，水是热的，懂吗？”至于有的地方洗澡房里根本没有水，有的地方在烘炉里把犯人的衣服烤焦，有的地方强迫洗完澡的犯人们赤身光脚在雪地里跑到另一处去取衣物（罗德尼查，第二白俄罗斯方面军反间谍机关，一九四五年），我们已经说腻了。
一跨进递解站，你就会发现在这里掌握你命运的不是看守员，也不是戴肩章穿制服的，这些人不管怎么说总得遵从一点成文的法律。这里掌握你命运的是递解站的杂役。是那个前来招呼你们这批新到解犯的，脸色阴沉的洗澡房服务员：“喂，法西斯老爷们，去洗澡！”；是那个手拿一块写字用的三合板垫板，两眼在你们的行列里搜索，催你们快去干活的派工员；是那个剃光的头上留着一撮长毛、摸着一卷报纸在腿上敲敲打打，眼珠儿却瞟着你们行囊的教育员；还有另外一些你们认不出来的杂役，他们正用x光般的视线透射着你们的皮箱。他们彼此多么相像啊！在你们短短的递解途中你们好像在什么地方已经见过这一帮家伙，虽不像他们这样干净整齐，但同样是露着残忍的獠牙的畜类。
是了，又是那些盗窃犯！又是那些乌乔索夫歌颂的扒手！又是那些任卡-若果里，野兽谢廖嘎和吉姆卡-基施肯尼亚只不过他们现在已经不是蹲在铁窗里面，他们已经洗干净、穿整齐，成了官方人物，神气活现地维护着纪律——只要我们遵守的纪律，如果有人带着一点想象力仔细端详这一些嘴脸，他甚至可能得出这样的印象：他们也是从我们俄罗斯的根上生出来的，一度曾是一些农村孩子，他们的父辈是一些名叫克里姆、普罗霍尔、古里之类的乡下人。他们的身体构造甚至和我们的都有点相似：两个鼻孔，两只眼珠上各有一片虹膜，绯红色的舌头是用来吞入食物和说出一些俄罗斯话音的，只不过用词和我们完全不同罢了。
任何一个递解站的首长都会找这个窍门：所有编制内职务的工资都可以付给呆在家里不上班的亲属或者由监狱头头们私分。监狱里的差事只要你吹一声口哨，社会亲近分子中自报奋勇的人要多少有多少。他们只图一点，就是可以在递解站系缆，从此不下矿井，不上矿山，不进泰加森林。这些派工员、文书、会计、教育员、浴室服务员、理发员、保管员、炊事员、洗碗工、洗衣工、缝补匠——全都是递解站的永久居民。他们领的是犯人口粮，算在监室的名额里，但是他们不用首长关照也自有办法从大伙房里或者解犯的包袱里捞到额外的食物和油水。这些递解站的杂役们认准了，随便哪个劳改营里也不会比他们现在舒服。我们落进他们手里的时候，还是没有被搜刮干净的，所以他们要美美地敲我们一杠子。在这里他们甚至代替看守员对我们进行搜查。搜查之前劝我们把钱交给他们保管并且像煞有介事地开列一个什么清单，可是清单和钱一起马上就不翼而飞了。“我们把钱交上去了！”“交给谁了？”走来的军官惊奇地问。“就是刚才在这儿的那个人！”“具体是谁？”在场的杂役们都说没有见到“你们为什么要把钱交给他？”“我们以为”“以为个屁！少以为点就好了！”一切都吹了。他们劝我们把衣物留在洗澡房的脱衣间里。“没人拿你们的！谁要你们这些东西！”我们留下了，反正也不能带进浴室去。回来：毛衣不见了，毛皮手套不见了。“什么样的毛衣？”“灰的”“噢，那准是它自己跑进洗衣房了！”他们有时也很讲信义地收取我们的东西：作为替我们把箱子送进贮藏室保存、把我们关进没有盗窃犯的监室、尽快地起解、尽可能不再拖延起解等等服务的酬劳。他们唯一不干的事是直截了当地抢劫。
“这些人可不是盗窃犯！”我们当中的内行们解释给我们听。“这些人是‘母狗’.是给监狱当差的。他们是正经扒手们的敌人。正经扒手是那些蹲在牢房里的。”但是这一套对于我们这些家兔们的脑子是太难懂了。他们的派头都一样，他们身上刺的花纹也都一样。也许这一帮是那一帮的敌人，可全都不是我们的朋友，这是明摆着的事儿
这时候，他们叫我们在院子里紧挨监室窗户的地面坐下。窗户都有“笼口”看不到里面，但是里面有人用沙哑而善意的声音忠告我们：“乡亲们！这儿有规矩：凡是茶叶、烟末之类散装的东西，搜身的时候都要没收。谁有，快摆到这儿来，撂进我们窗户里来。我们以后还给你们。”我们能知道什么？我们是“福来儿”是家兔。说不定真地要没收茶叶和烟末。我们在伟大的文学著作里面谈到过囚犯之间普遍的团结精神，囚徒是木会欺骗囚徒的！称呼得那么亲热——“乡亲们！”我们把烟荷包撂给他们。纯种的扒手们在里面接住，然后传出哄堂大笑：“哎，法西斯小傻瓜们！”
“别想在这儿讲理！”“把你的东西全交出来！”——这就是递解站迎接我们的标语，尽管并没有挂在墙上。“把你的东西全交出来！”——看守员、押解员、盗窃犯全都向你重复这句话。你已经被沉重的刑期压得不能翻身，你想的是怎样松一口气，而周围的人想的是怎样搜刮你。一切人都是想方设法对本来已经精神颓丧和孤立无援的政治犯再加一层压力。“一切你都得交出去！”——高尔基递解站的一个看守员无能为力地摇着头说。安斯-伯恩施坦像解除负担似地把自己那件军官大衣交给了他——不是白给的，是交换两颗葱头。去告盗窃犯的状有什么用？你没有看见红色普列斯尼亚所有的看守员都穿着公家从来没有发过的铬鞣革的大皮靴吗？这全是盗窃犯在监室里弄来然后转手给他们的。告盗窃犯的状有什么用，如果连文教科的教育员都是盗窃犯并且由他们给政治犯写鉴定（克麦罗沃递解站）？在罗斯托夫递解站能够要求管束盗窃犯吗，如果那地方正是他们自古以来的老窝？
据说一九四二年在高尔基递解站几个被捕的军官（加甫里洛夫、军事技术员谢别金等人）竟然奋起反抗，痛打盗贼，硬把他们整服帖了。但是对这种事一般都当做传奇看待：只在一个监室里整服帖了？服帖了很长时间？蓝边帽是干什么吃的，能让异己分子打亲近分子？至于有人说，四0年科特拉斯递解站小卖部旁边盗窃犯从政治犯手里抢钱，政治犯动手狠揍他们，别人制止不住，这时候警卫队带着机关枪开进隔离区来保护盗窃犯——这种事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这完全像真的。
糊涂的亲人哪！她们在外面奔走借贷（因为家里没这笔钱），给你们捎进东西和食物——守活寡的妻子的最后的奉献。殊不知这些礼品是有毒的，因为它会把你由一个饥饿但是自由的人变成一个惊恐不安和胆小如鼠的人。它会使你丧失那刚刚萌芽的醒悟和正在凝结的坚韧，这两者才是你进入深渊之前唯一需要的东西。哦，关于骆驼和针眼的睿智的寓言啊！这些身外之物不允许你走进精神解脱的天国。你在“乌鸦车”里看到，别人也带着和你一样的口袋。盗窃犯们朝我们狺狺狂吠：“带烂包袱的畜牲们！”但是他们只有两个人，我们有五十来个，他们暂时没有动我们。现在我们在普列斯尼亚监狱交接处已经被关押了一天多。因为拥挤，两腿只得盘在身子底下，坐在肮脏的地面上。但是我们谁也无心观察周围的生活，因为我们的心都放在怎样寄存箱子上。虽然寄存东西被认为是我们的权利，然而仅仅是因为这儿是莫斯科的监狱，又看到我们当时还没有完全丧失莫斯科的外表，派工员们才勉勉强强地答应替我们办这件事。
一块石头落地！——东西收下了（这表示我们将不在这一个递解站把它们贡献出去，而是在下一站）。只剩下倒霉的食品包裹还在我们手里晃荡着。由于我们这一批“海狸”过分集中，他们把我们分散到各个监室。我和瓦连金被关进同一个监室，他就是和我同一天在特别庭决定上签名的那个人。当时他曾经激动地提议要在劳改营里开始一种新的生活。这个监室还没有填满；过道空着，板铺下面空地也很多。按照传统，二层铺果然是由盗窃犯占据的：头头们靠窗口，小哥儿们稍远点。下铺躺着中立的灰色人群。没有人向我们进攻。我们这两个没有经验的人事先没有好好考虑，也没有朝四面瞧瞧，扑在沥青地上就往铺底下爬。我们认为在那儿一定会很舒服。板铺很低，大块头的男人要平趴下贴着地面才能钻进去。我们爬到了。现在我们将要悄悄地躺在这儿，悄悄地聊天了，可是不好！在下层的昏暗中，传出一阵无言的蟋蟋声，一群少年犯四肢挨地像大老鼠似地从四面八方向我们偷偷地爬过来。这些家伙还完全是小孩子，甚至有的才十二三岁，但是刑法典规定也可以抓这样的。他们已经按盗窃罪受过审判，现在来到这里向他们的贼师父们继续学艺。师父们现在放他们出来向我们袭击了！他们一言不发地爬到我们身边，十来只手同时生拉硬拽，把我们身边和身下的财物抢个精光。干这营生的时候，他们不说一句话，只是恶狠狠地喘着粗气。我们掉进了馅饼：既站不起来，又不能动作。不到一分钟，他们就拽走了装着咸肉、砂糖和面包的口袋，立刻消失了。而我们却像傻瓜一样躺着。我们的全部给养已经不战而弃，现在虽然可以继续躺着，但是已经根本躺不下去了。我们可笑地用两腿蹭地，屁股朝前，挪到板铺外面坐起来。
难道我是个胆小鬼？我原来觉得并不是。在开阔的草原上我曾钻进过炮弹爆炸的火网，我曾敢于乘车通过明知埋设了反坦克地雷的小道。当我把炮兵连带出包围圈并且再次返回去抢出一辆打坏了的“嘎斯”的时候，我始终是十分镇静的。那么我为什么不揪住一只这样的人面耗子，把他的鲜红的嘴脸按在沥青地上使劲搓搓？他太幼小了？——那就冲着他们的头头们去吧。不能。在火线上有一种附加的意识（也许全然是虚假的）使我们变得坚强：是我们军人的团结感？是我个人行为的适当感？是义务感？然而此时此地却是无所适从的。没有条令。一切全要凭摸索才能弄明白。
我站起来，朝他们的一个头目转过身去。在紧挨窗口的二层铺上，所有抢去的食品都摆在他面前：小耗子们一星半点也没有往嘴里放，他们有纪律。这个贼头的脑袋的前半部分，即两足类身上通常称为面孔的那个部位，是大自然怀着嫌恶与憎恨的心情捏塑出来的，但也可能是他的禽兽生活使他变成了这个样子。歪斜松垂的脸肉，低额头，原始社会的刀疤和门牙上镶的现代的钢齿冠。他的一双小眼恰好足以看到他所熟悉的目标而决不能观赏世界上美好的事物。他用这双小眼看着我，好像一头野猪注视着驯鹿，他深知随时都可以一拳把我打翻。
他等着。而我做了什么呢？蹦上去哪怕在这兽面上擂它一拳再跳下来回到过道里？瞎，我没有这样做。
我是个卑劣的人吗？在这以前我一直觉得不是。但是，在被掠夺、被屈辱了以后，再乖乖地肚皮贴着地爬回板铺下面，我觉得太委屈了。我恨懑地对贼头发话，我说既然你们抢走了吃的，至少该在铺上给我们腾个位... -->>
请在一张大桌上铺开我们祖国的大幅地图。请在所有的首府，所有的铁路枢纽，所有铁路线与河道、河道与土路联结处的转运站打上粗大的黑点。这像是什么呀？莫不是整张地图都落满了传播病菌的苍蝇？告诉你吧，你们得到了一张宏伟的“群岛港口分布图”
诚然，这不是亚历山大-格林招引我们去的迷人的港口，那里人们在小酒馆里喝朗姆酒，向漂亮的娘儿们献殷勤。这里也没有温暖的蓝色海洋（这里洗澡水规定一人一公升。为了方便，四个人的四公升合倒进一个盆里，请一块洗吧！）。但是其他方面的港口罗曼蒂克——肮脏、臭虫、粗话、胡闹、语言混杂、斗殴——这里是绰绰有余的。
没有经历过三五个递解站的犯人是少见的；很多人能记起十来个，而古拉格之子们能够毫不费力地数出半百。只不过它们在人们的记忆中混成了一团，因为它们彼此雷同：毫无知识的押解队；昏头昏脑的根据案情的点名；在烈日下面或者在秋季的严寒中的长久的等待；更长久的脱光衣服的搜身；不讲卫生的推头；冰冷溜滑的浴室；臭气熏天的厕所；散发霉味的走廊；永远拥挤憋闷并且几乎永远黑暗潮湿的监室；地上或板铺上贴在你两边的人肉的暖气；木板钉成的枕头的棱脊；夹生的、几乎是流质的面包；好像用青贮饲料煮成的菜汤。
如果谁有准确的记性，能够分别回想得起每一个地方，那么这个人就不必在国内旅行了，因为根据递解站他已经熟悉了全国的地理。新西伯利亚城？知道，去过。棚屋很结实，是用粗原木搭的。伊尔库茨克？那儿的窗户是分几次用砖头砌严了的，还能看出沙皇时代的老样子。每次砌的砖都不连接，中间留下了细缝。沃洛格达？对了，是一座有塔楼的古老建筑。厕所是上下间。楼板朽了，楼上厕所往下漏水。乌斯满吗？那还用说！臭烘烘的牢房，虱子都满了，是圆拱屋顶的古式结构。监室里头填的可实在啦：每当犯人起解的时候，队伍能拉半个市区长，你简直想象不出是怎么装在里面的。
最好不要对这样一个行家说你们知道还有一些城市是没有递解站的，不要去惹恼他。他会向你确切地证明，这样的城市是不存在的，而且是他说得对。萨里斯克？解犯在那里是关在暂羁室，和受侦查人关在一起。每个区中心都是这样办。这跟递解站有什么不同？在索里-伊列茨克吗？有递解站！在雷宾斯克？设在修道院的第二监狱是干什么的？哦，那里可安静啦。院子是石板铺的，空荡荡的，古老的石板长满了青苔。洗澡房的水桶是木头的，挺干净。赤塔吗？第一监狱。在纳乌施基？那儿不是监狱，是个递解劳改营，都一样。在托尔日卡？也设在修道院里。
你要明白，亲爱的先生，没有递解站的城市是不可能存在的！要知道到处都有法院在开庭。怎么样把犯人送到劳改营去？坐飞机吗？
当然，递解站并不尽然相同。但是要说哪个好点，哪个坏点——那是争不出结果的。三四个犯人凑在一堆，每人必定夸奖他“自己的”那一个。
“虽说伊万诺沃递解站算不上什么有名的。可是你去问问一九三七到三八年那个冬天在那儿蹲过的人。狱里不失火——可是非但冻不着，而且上层铺的人连衣裳也穿不住。为了不憋死，窗户上的玻璃全给打掉了。二十一号监室定员是二十人，实际关了三百万十三！板铺下面都是水，就在水上也搭块板子睡人。破窗户眼正好朝那地方灌寒气。板铺下面那一展完全像北极之夜：没有一点亮光。板铺上的和站在过道里的人把光线全挡住了。通往便桶的过道根本不能走人，必须踩着板铺的边缘爬过去。吃的东西不发给个人，而是十人一份。十人中有一个死了，就把死人塞到铺板下面，直到它发臭。剩下的人就吃死人的空额。这一切还可以忍受过去，但是车头们却好像是抹了松节油一样，没完没了地把犯人们从一个监室赶到另一个。刚刚安顿下来，——“起——来——！换监室！”又得去抢地盘。造成超员的原因是这样的：三个月没让洗澡，虱子大繁殖，虱子引起了腿部溃疡和伤寒病。为了防止伤寒病蔓延，递解站被宣布隔离，四个月没有发送解犯。
“伙计们，问题不在伊万诺沃监狱本身，关键在年份。一九三七到三八年，那是自然的。不用说犯人，就连递解站的石头也挤得哎哟叫唤了。伊尔库茨克的也一样，它也算不了什么特别的递解站。可是在一九三八年，狱医们连往监室里伸伸头都不敢，只在走廊里转悠。牢头朝监室里喊；‘昏迷过去的——快出来！”
“三七年，伙计们，经过西伯利亚往科雷马去的人流没有断过，全都堵在鄂霍茨克海岸和符拉迪沃斯托克。往科雷马去的轮船一个月只能运三万。可是莫斯科不管这一套，一个劲儿地朝这边轰人。结果积压了十万。明白了吗？”
“谁数过？”
“该数的人数过。”
“如果说的是符拉迪沃斯托克递解站，那地方三七年二月顶多有四万人。”
“可是一卡在那儿就是好几个月。臭虫满床爬，像蝗虫一样！一天给半杯水：再多没有了！没人去运水！有一个隔离区全是朝鲜人，害痢疾死光了，一个不剩！我们的隔离区每天早晨拉出去一百口子。他们盖一座停尸房，叫犯人拉车运石料。今天你运料，明天人家运你。到秋天斑疹伤寒又传染开了。我们也采取这个办法，尸首不发臭味我们不交出去，照领他的口粮。药品是一点鸡没有。我们爬到隔离区边上求他们——给点药吧！了望塔上就朝我们开枪。后来把伤寒病人集中到一间单独的棚屋。也来不及全都抬进去，从里面出来的也没有几个。那儿的板铺是两层的。上头的发着高热，大小便下不了床，就往下铺的人身上浇：那里躺着一千五百来人。卫生员全是盗窃犯。他们从死人嘴里拔金牙。就是对活人他们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做的事”
“为什么老说你们的三七年、三七年？四九年在瓦尼诺湾，第五隔离区，——不想说吗？三万五千人。也是一连呆好几个月！又是因为解决不了去科雷马的运输问题。不知道为什么原因，他们每天夜里把人们从一间棚屋赶到另一间，从一个隔离区赶到另立个。就跟在法西斯那儿一样：又是吹哨，又是吼叫——‘一个不剩地出来！’而且都得跑步！干什么都得跑步！押着一百人去领面包——跑步！领菜汤——跑步！什么食具也没有。菜汤能盛在哪儿就盛在哪儿——用衣襟兜着也行，用手捧也行！喝的水是用大水箱运来的，没东西舀，就打开口子让它自己流。谁能把嘴凑上去，水就是他的。犯人们在水箱前头干起架来——了望塔上就朝他们开了火！和在法西斯手里一楼一样。乌斯维特勒的长官捷列维延科来到现场。一个空军驾驶员当着大伙的面向他走过去，扯开胸前的军装上衣说：‘我有七颗战功勋章！谁给你们权利朝隔离区开枪？’捷列维延科说：‘我们今天开了枪，将来还要手枪，一直到你们学会守规矩。’
“不，伙计们，这些还不算递解站。基洛夫递解站才是真格儿的！不说什么情况特殊的一年，就拿四七年来说吧——基洛夫递解站监室的房门要靠两个牢头用皮靴硬把人蹬进去才能关上。九月间（基洛夫市以前叫维雅特卡，可不是在黑海边上），三层板铺上所有的人都热得脱光了衣裳坐着——说‘坐着’是因为根本没有躺下的地方：一排人靠床头坐，一排人靠床脚坐。过道的地上也坐着两排，中间还有一排人站着。他们互相倒换。背包拿在手里或者搁在膝盖上，因为没有地方摆。只有盗窃犯宽宽敞敞地躺在自己法定的位置上——靠窗口的二层铺。臭虫多到大白天也咬人，它们直接从天花板上俯冲轰炸。人们就得这样熬上一个星期，甚至一个月。”
我本来也想插进去谈谈胜利年的夏天——一九四五年八月的红色普列斯尼亚。可是觉得不好意思：我们夜间总还能伸直腿，臭虫也还算温和，只是苍蝇整夜在强烈的灯光下把我们这些热得光着身子，汗水淋淋的人们叮得难受。不过这实在算不了什么，拿这个来夸耀实在害臊。我们一动弹就一身汗，吃完饭身上简直跟’下雨一样。在一间比普通单元房间稍大一些的监室里装了一百人。我们挤得死死的，地面上没有下脚的空当。两个小窗户被铁皮“笼口”挡着，是朝南的，不但不通风，反而被太阳晒得滚烫，朝监室里散热气。
莫斯科很少人知道这个具有光荣的革命名称的递解站。没有人去参观。咳，哪能参观！它到今天还在使用呢。要想靠近它看一看，用不着走远——它紧挨着诺沃霍洛舍夫环行铁路。
正像递解站本身是没头没脑的一样，关于递解站的谈论也都是没头没脑的，所以本书的这一章也八成会写成这个样子：不知道该首先抓住什么好，介绍哪一个好，开头说点什么好。递解站里积压的人越多，它就变得越加没头没脑。它搞得使人不堪忍受，对于古拉格也没有好处。可是人们仍是一个月又一个月地滞留在里面。递解站变成了不折不扣的工厂：口粮面包使用在工地上抬砖用的那种担架运送；冒热气的菜场盛在六提桶容量的大木桶里面，用撬杠插进孔眼里抬着走。
科特拉斯递解站比许多别的站更加紧张，更加开诚布公。更紧张是因为它是通往整个欧俄东北部的门户，更开诚布公是因为它已经处在群岛的腹心地带，不需要对什么人躲躲闪闪。它就是一块空地，上面用板墙分隔成许多小格子，每一格子都上锁。尽管一九三0年流放农民的时候，曾有过稠密的人口在这儿定居（应当设想当时在他们头顶上是没有房顶的，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人能告诉我们这些事了），然而到了三八年，用毛板钉成的帆布顶的摇摇欲坠的棚屋仍是远远容纳不下所有的犯人。在秋季的湿润的雪花下，或冒着开始冰冻的寒气，人们露宿在这里的地面上。诚然，人家不让他们这样直挺挺地冻僵，不断地点人数，用清查（那里同时曾达到二万人）或者夜间突然搜身的办法给他们提精神。后来在这些方格子里面支起了帐篷，有的格子里用原木搭起了两层楼高的房屋，但是为了合理地节约造价，当中不铺设楼板，而是直接搭设多达六层的板铺，板铺的两侧钉着直上直下的脚蹬子。那些只剩一口气的犯人也得像水手一样踩着它们爬上爬下。（这种结构对于海船比对于港口更相宜。）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五年的冬天，全体都住进了有顶的屋子，这时候就只能容纳下七千五百人了。这些人当中每天要死掉五十人。往停尸房抬死尸的担架一会儿也歇不住。（有人会反驳说，这完全说得过去，每天的死亡率不到百分之一。在上述的周转率之下，每一个人可以拖五个月之久。不错，可是你要知道主要的屠宰机——劳改营的劳动还没有开动呢。现在这种每天百分之零点七三的损耗是纯缩水率，并非任何一个蔬菜仓库都能容许这种比率。）
越深入群岛的腹地，混凝土筑成的港口越显眼地变成了木桩结构的码头。
卡拉巴斯——卡拉干达附近的一个递解站——这个字已经变成了一个普通名词。在几年之内经过这里递解的犯人达到五十万（尤里-卡尔贝一九四二年经过那里的时候，登记号码已经是四十三万三千多号）。关人的房屋是一些低矮的夯土墙棚屋，泥地。每天的消遣是叫犯人带上东西，统统赶到屋外，由美术家在地面上刷白灰，甚至画出地毯的花样。晚上犯人们躺在地上，用身子把白灰和地毯一道蹭掉。
卡拉巴斯比别的递解站更有变成博物馆的价值。可是，呜呼，已经不存在了：在它的原址上现在是一座钢筋混凝土制件厂。
克尼亚日一波戈斯特递解点（北纬63）的营地是一些支在沼泽地上的窝棚！用树根扎成的骨架上盖着一块四边不着地的破帆布帐篷。窝棚里面的双层铺也是用树棍（连枝权都没有削干净）搭的，中间的过道同样用树根铺成踏脚板。白天稀泥从踏脚板缝里扑哧扑哧
地往上冒，夜晚冻得梆梆硬。隔离区里各个地方的通道也是用细脆摇颤的小树棍铺成的。由于身体虚弱而变得行动笨拙的人们时而在这里或那里闪进水里或烂泥里。一九三八年克尼亚日一波戈斯特的伙食没有一天变过样：麦屑粉和鱼骨头熬的糊糊。吃这东西比较方便，因为钵子、缸子和勺子之类的东西递解站一概没有，囚犯们自己更没有；可以让他们几十人一批到大锅边排队，用长柄勺把糊糊舀在他们的便帽、皮帽、衣襟里。
在同时蹲过五千人的沃格沃兹金诺递解点（它离乌斯特-魏姆几公里远。读到这一行以前，哪一位读者知道有一个沃格沃兹金诺？有多少个这类不知名的递解站！请将它们全都乘以五千吧！），供应的食物是稀汤，但是照样没有钵子。然而也想到了办法（我们俄罗斯的急中生智的本领有什么困难克服不了！）——菜场倒在洗澡盆里，一次发十个人的，让他们你争我夺地抢着喝吧。
诚然，在沃格沃兹金诺没有人蹲过一年以上（蹲一年以上的有过，是那些只剩一口气的家伙，所有劳改营都不接受）。
在群岛上著的生活风貌面前，文学家的想象力实在惊人地贫乏。当他们想写出点有关监狱的最可谴责、最丑陋的东西的时候，总是拿便桶作为非难的对象。便桶在文学中变成了监狱的象征，屈辱和污秽的象征。噢，全是无知妄说！难道便桶是囚犯们的灾难吗？它是狱吏们最仁慈的发明。一切可怕的情景是从监室里没有了便桶的那一瞬间开始的。
一九三七年西伯利亚的某些监狱里面是没有便桶的，因为不够用。事先没有准备下那么多——西伯利亚的工业跟不上大逮捕的规模。仓库里发不出新建监狱需要的便桶。老监狱里倒是有便桶，可是又旧又小，这时候唯一明智的办法是把它们取消，因为在人数猛增的情况下，跟没有一样。例如，米努辛斯克监狱老早是按五百人的容量建造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没有进去过，因为他是以自由人身份乘车去流放地的），现在装一万人。那就是说每一只便桶应当增大二十倍！但是它并不能增大呀。
我们俄国人的笔写东西从来是粗线条的，我们经历的事情可谓多矣，但是描写出来，揭示出来的几乎等于零。在惯于通过显微镜观察生活的微小细胞、惯于在照明器的光束下摇晃试管的西方作者们的笔下，处在超员二十倍又没有便桶而且一昼夜只许出来解一次手的监室里的人类心灵的惶乱情状，可以写出一部长篇的史诗，可以再写出十卷追忆似水年华！当然有许多情节是他们不知道的：在帆布风帽里小便的办法他们就想不出来；另一个犯人提出的可以把尿撒在长统靴里的忠告，他们更是完全不能理解。其实这项忠告是经验丰富的智慧的结晶，它决不是叫你毁掉皮靴，也不是把皮靴降格为提桶。它的意思是：脱下一只靴子，倒过来，把靴筒往外翻上来——于是就形成了环槽状的、你十分一需要的那个容器！而且如果西方作者们知道米努辛斯克监狱里下述的狱规的话，他们将能以多么曲折细微的心理描写去丰富他们的文学啊（而且决不会冒重复著名大师们的手笔的危险）！在这个监狱里，饭钵子四人只发一个，饮用水每天每人发一缸子（茶缸子倒够用）；可能出这样的事：四人中的一个竟然利用公共的钵子行了方便，可是在吃午饭以前又不肯交出自己保留的水去洗钵子。这将出现一场怎样的冲突！怎样的四种性格的顶撞！多少微妙的差别！（我不是说笑话，只有这时候才显露出一个人的底蕴。只不过俄国人的笔没有工夫去描写这些，俄国人的眼睛也没有时间去读它。我不是说笑话，因为只有医生才能告诉你，在这样的监室里呆几个月就能永远毁掉一个人的健康，即便他到了叶若夫时代也没有被枪毙并且在赫鲁晓夫时代恢复了名誉。）
你看，我们还幻想过在港口里休息一下，松快一下呢！在“泽克车厢”包房里挤成一团的那几天几夜里，我们是怎样地幻想着递解站啊！想的是在这里我们可以伸伸腰，直直身子。想的是在这里我们可以足足地喝到凉水和打到开水。想的是在这里不会再强迫我们用自己的东西向押解队去赎买自己的口粮。想的是在这里会供给我们热食。最后还想着会把我们带进洗澡房，在热水里浸一浸，那时浑身就不会这么痒了。“乌鸦车”里我们的腰撞得生痛，从一侧摔到另一侧；押解队朝我们吼叫：“挽臂！”、“抓脚跟！”我们暗暗鼓励自己：“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快到递解站了！到了那里就好了”
可是到了这里，即使我们一部分梦想能够变为现实，也总要被另外一些事情弄得十分扫兴。
洗澡房里会遇到什么你永远说不准。忽然他们动手剃光女人的头发（红色普列斯尼亚，一九五0年十一月）。或者让清一色的女理发员给我们一长串光屁股的男人剃头。在沃洛格达的蒸气浴室里，胖大婶莫吉亚吆喝着：“男人们，排好队！”然后用蒸气管子朝整排男人们身上放气。伊尔库茨克递解站的见解不同，认为洗澡房服务人员全部是男性并且由男子汉在女人们的两腿之间涂抹焦油软膏更加符合天理人情。或者如像在新西伯利亚城递解站里那样，大冬天冰冷的洗澡房里的水龙头只流凉水；囚犯们鼓起勇气要求首长来看看；来了一个大尉，他竟满不在乎地亲自伸手到水龙头下面试了试，然后说：“我告诉你们，水是热的，懂吗？”至于有的地方洗澡房里根本没有水，有的地方在烘炉里把犯人的衣服烤焦，有的地方强迫洗完澡的犯人们赤身光脚在雪地里跑到另一处去取衣物（罗德尼查，第二白俄罗斯方面军反间谍机关，一九四五年），我们已经说腻了。
一跨进递解站，你就会发现在这里掌握你命运的不是看守员，也不是戴肩章穿制服的，这些人不管怎么说总得遵从一点成文的法律。这里掌握你命运的是递解站的杂役。是那个前来招呼你们这批新到解犯的，脸色阴沉的洗澡房服务员：“喂，法西斯老爷们，去洗澡！”；是那个手拿一块写字用的三合板垫板，两眼在你们的行列里搜索，催你们快去干活的派工员；是那个剃光的头上留着一撮长毛、摸着一卷报纸在腿上敲敲打打，眼珠儿却瞟着你们行囊的教育员；还有另外一些你们认不出来的杂役，他们正用x光般的视线透射着你们的皮箱。他们彼此多么相像啊！在你们短短的递解途中你们好像在什么地方已经见过这一帮家伙，虽不像他们这样干净整齐，但同样是露着残忍的獠牙的畜类。
是了，又是那些盗窃犯！又是那些乌乔索夫歌颂的扒手！又是那些任卡-若果里，野兽谢廖嘎和吉姆卡-基施肯尼亚只不过他们现在已经不是蹲在铁窗里面，他们已经洗干净、穿整齐，成了官方人物，神气活现地维护着纪律——只要我们遵守的纪律，如果有人带着一点想象力仔细端详这一些嘴脸，他甚至可能得出这样的印象：他们也是从我们俄罗斯的根上生出来的，一度曾是一些农村孩子，他们的父辈是一些名叫克里姆、普罗霍尔、古里之类的乡下人。他们的身体构造甚至和我们的都有点相似：两个鼻孔，两只眼珠上各有一片虹膜，绯红色的舌头是用来吞入食物和说出一些俄罗斯话音的，只不过用词和我们完全不同罢了。
任何一个递解站的首长都会找这个窍门：所有编制内职务的工资都可以付给呆在家里不上班的亲属或者由监狱头头们私分。监狱里的差事只要你吹一声口哨，社会亲近分子中自报奋勇的人要多少有多少。他们只图一点，就是可以在递解站系缆，从此不下矿井，不上矿山，不进泰加森林。这些派工员、文书、会计、教育员、浴室服务员、理发员、保管员、炊事员、洗碗工、洗衣工、缝补匠——全都是递解站的永久居民。他们领的是犯人口粮，算在监室的名额里，但是他们不用首长关照也自有办法从大伙房里或者解犯的包袱里捞到额外的食物和油水。这些递解站的杂役们认准了，随便哪个劳改营里也不会比他们现在舒服。我们落进他们手里的时候，还是没有被搜刮干净的，所以他们要美美地敲我们一杠子。在这里他们甚至代替看守员对我们进行搜查。搜查之前劝我们把钱交给他们保管并且像煞有介事地开列一个什么清单，可是清单和钱一起马上就不翼而飞了。“我们把钱交上去了！”“交给谁了？”走来的军官惊奇地问。“就是刚才在这儿的那个人！”“具体是谁？”在场的杂役们都说没有见到“你们为什么要把钱交给他？”“我们以为”“以为个屁！少以为点就好了！”一切都吹了。他们劝我们把衣物留在洗澡房的脱衣间里。“没人拿你们的！谁要你们这些东西！”我们留下了，反正也不能带进浴室去。回来：毛衣不见了，毛皮手套不见了。“什么样的毛衣？”“灰的”“噢，那准是它自己跑进洗衣房了！”他们有时也很讲信义地收取我们的东西：作为替我们把箱子送进贮藏室保存、把我们关进没有盗窃犯的监室、尽快地起解、尽可能不再拖延起解等等服务的酬劳。他们唯一不干的事是直截了当地抢劫。
“这些人可不是盗窃犯！”我们当中的内行们解释给我们听。“这些人是‘母狗’.是给监狱当差的。他们是正经扒手们的敌人。正经扒手是那些蹲在牢房里的。”但是这一套对于我们这些家兔们的脑子是太难懂了。他们的派头都一样，他们身上刺的花纹也都一样。也许这一帮是那一帮的敌人，可全都不是我们的朋友，这是明摆着的事儿
这时候，他们叫我们在院子里紧挨监室窗户的地面坐下。窗户都有“笼口”看不到里面，但是里面有人用沙哑而善意的声音忠告我们：“乡亲们！这儿有规矩：凡是茶叶、烟末之类散装的东西，搜身的时候都要没收。谁有，快摆到这儿来，撂进我们窗户里来。我们以后还给你们。”我们能知道什么？我们是“福来儿”是家兔。说不定真地要没收茶叶和烟末。我们在伟大的文学著作里面谈到过囚犯之间普遍的团结精神，囚徒是木会欺骗囚徒的！称呼得那么亲热——“乡亲们！”我们把烟荷包撂给他们。纯种的扒手们在里面接住，然后传出哄堂大笑：“哎，法西斯小傻瓜们！”
“别想在这儿讲理！”“把你的东西全交出来！”——这就是递解站迎接我们的标语，尽管并没有挂在墙上。“把你的东西全交出来！”——看守员、押解员、盗窃犯全都向你重复这句话。你已经被沉重的刑期压得不能翻身，你想的是怎样松一口气，而周围的人想的是怎样搜刮你。一切人都是想方设法对本来已经精神颓丧和孤立无援的政治犯再加一层压力。“一切你都得交出去！”——高尔基递解站的一个看守员无能为力地摇着头说。安斯-伯恩施坦像解除负担似地把自己那件军官大衣交给了他——不是白给的，是交换两颗葱头。去告盗窃犯的状有什么用？你没有看见红色普列斯尼亚所有的看守员都穿着公家从来没有发过的铬鞣革的大皮靴吗？这全是盗窃犯在监室里弄来然后转手给他们的。告盗窃犯的状有什么用，如果连文教科的教育员都是盗窃犯并且由他们给政治犯写鉴定（克麦罗沃递解站）？在罗斯托夫递解站能够要求管束盗窃犯吗，如果那地方正是他们自古以来的老窝？
据说一九四二年在高尔基递解站几个被捕的军官（加甫里洛夫、军事技术员谢别金等人）竟然奋起反抗，痛打盗贼，硬把他们整服帖了。但是对这种事一般都当做传奇看待：只在一个监室里整服帖了？服帖了很长时间？蓝边帽是干什么吃的，能让异己分子打亲近分子？至于有人说，四0年科特拉斯递解站小卖部旁边盗窃犯从政治犯手里抢钱，政治犯动手狠揍他们，别人制止不住，这时候警卫队带着机关枪开进隔离区来保护盗窃犯——这种事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这完全像真的。
糊涂的亲人哪！她们在外面奔走借贷（因为家里没这笔钱），给你们捎进东西和食物——守活寡的妻子的最后的奉献。殊不知这些礼品是有毒的，因为它会把你由一个饥饿但是自由的人变成一个惊恐不安和胆小如鼠的人。它会使你丧失那刚刚萌芽的醒悟和正在凝结的坚韧，这两者才是你进入深渊之前唯一需要的东西。哦，关于骆驼和针眼的睿智的寓言啊！这些身外之物不允许你走进精神解脱的天国。你在“乌鸦车”里看到，别人也带着和你一样的口袋。盗窃犯们朝我们狺狺狂吠：“带烂包袱的畜牲们！”但是他们只有两个人，我们有五十来个，他们暂时没有动我们。现在我们在普列斯尼亚监狱交接处已经被关押了一天多。因为拥挤，两腿只得盘在身子底下，坐在肮脏的地面上。但是我们谁也无心观察周围的生活，因为我们的心都放在怎样寄存箱子上。虽然寄存东西被认为是我们的权利，然而仅仅是因为这儿是莫斯科的监狱，又看到我们当时还没有完全丧失莫斯科的外表，派工员们才勉勉强强地答应替我们办这件事。
一块石头落地！——东西收下了（这表示我们将不在这一个递解站把它们贡献出去，而是在下一站）。只剩下倒霉的食品包裹还在我们手里晃荡着。由于我们这一批“海狸”过分集中，他们把我们分散到各个监室。我和瓦连金被关进同一个监室，他就是和我同一天在特别庭决定上签名的那个人。当时他曾经激动地提议要在劳改营里开始一种新的生活。这个监室还没有填满；过道空着，板铺下面空地也很多。按照传统，二层铺果然是由盗窃犯占据的：头头们靠窗口，小哥儿们稍远点。下铺躺着中立的灰色人群。没有人向我们进攻。我们这两个没有经验的人事先没有好好考虑，也没有朝四面瞧瞧，扑在沥青地上就往铺底下爬。我们认为在那儿一定会很舒服。板铺很低，大块头的男人要平趴下贴着地面才能钻进去。我们爬到了。现在我们将要悄悄地躺在这儿，悄悄地聊天了，可是不好！在下层的昏暗中，传出一阵无言的蟋蟋声，一群少年犯四肢挨地像大老鼠似地从四面八方向我们偷偷地爬过来。这些家伙还完全是小孩子，甚至有的才十二三岁，但是刑法典规定也可以抓这样的。他们已经按盗窃罪受过审判，现在来到这里向他们的贼师父们继续学艺。师父们现在放他们出来向我们袭击了！他们一言不发地爬到我们身边，十来只手同时生拉硬拽，把我们身边和身下的财物抢个精光。干这营生的时候，他们不说一句话，只是恶狠狠地喘着粗气。我们掉进了馅饼：既站不起来，又不能动作。不到一分钟，他们就拽走了装着咸肉、砂糖和面包的口袋，立刻消失了。而我们却像傻瓜一样躺着。我们的全部给养已经不战而弃，现在虽然可以继续躺着，但是已经根本躺不下去了。我们可笑地用两腿蹭地，屁股朝前，挪到板铺外面坐起来。
难道我是个胆小鬼？我原来觉得并不是。在开阔的草原上我曾钻进过炮弹爆炸的火网，我曾敢于乘车通过明知埋设了反坦克地雷的小道。当我把炮兵连带出包围圈并且再次返回去抢出一辆打坏了的“嘎斯”的时候，我始终是十分镇静的。那么我为什么不揪住一只这样的人面耗子，把他的鲜红的嘴脸按在沥青地上使劲搓搓？他太幼小了？——那就冲着他们的头头们去吧。不能。在火线上有一种附加的意识（也许全然是虚假的）使我们变得坚强：是我们军人的团结感？是我个人行为的适当感？是义务感？然而此时此地却是无所适从的。没有条令。一切全要凭摸索才能弄明白。
我站起来，朝他们的一个头目转过身去。在紧挨窗口的二层铺上，所有抢去的食品都摆在他面前：小耗子们一星半点也没有往嘴里放，他们有纪律。这个贼头的脑袋的前半部分，即两足类身上通常称为面孔的那个部位，是大自然怀着嫌恶与憎恨的心情捏塑出来的，但也可能是他的禽兽生活使他变成了这个样子。歪斜松垂的脸肉，低额头，原始社会的刀疤和门牙上镶的现代的钢齿冠。他的一双小眼恰好足以看到他所熟悉的目标而决不能观赏世界上美好的事物。他用这双小眼看着我，好像一头野猪注视着驯鹿，他深知随时都可以一拳把我打翻。
他等着。而我做了什么呢？蹦上去哪怕在这兽面上擂它一拳再跳下来回到过道里？瞎，我没有这样做。
我是个卑劣的人吗？在这以前我一直觉得不是。但是，在被掠夺、被屈辱了以后，再乖乖地肚皮贴着地爬回板铺下面，我觉得太委屈了。我恨懑地对贼头发话，我说既然你们抢走了吃的，至少该在铺上给我们腾个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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