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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文人官员被魏党排挤出朝堂，要么投奔魏党，要么绕道避之不及，而刘宗周主动去得罪魏忠贤，还顺带着把客氏也得罪了，客氏何许人也，她是天启得奶娘，也就是说，天启帝喝客氏奶长大的，有明朝野史说，天启帝跟客氏是有野情的，后宫的嫔妃敢怒不敢言，有谁反抗，不出几日，这嫔妃就莫名死去。
刘宗周被这两人算计，结果惹恼了皇帝，被削职遣送回原籍。
到了崇祯年，换皇帝了，新朝起用新人，想起了这个万历状元，刘宗周被重新起用为左都御史。其实，刘宗周早就心灰意懒，尽管不太情愿复出，但君命难违啊，他还是去了。
这一次身为御史，那就要吸取教训了吧，可是谁叫他是刘宗周呢，反而变本加厉，一日三本，某日，一日四本奏书，在《敬循职掌条列风纪之要以佐圣治疏》中，他提出“建道撰”、“贞法守”、“崇国体”、“清伏奸”、“惩官邪”、“饬吏治”等策略。刘宗周虽素负清望，但毕竟只是一位饱读诗书的学者、思想家，而不是一位运筹帷幄的政治家，因此他的一些主张并不合时宜。在当时明朝江山已是风雨飘摇，但刘宗周认为“今天下非无才之患，而无本心之患”，因此主张“治心”是解救时艰的根本。他要求崇祯“明圣学以端治本”、“躬圣学以建治要”、“崇圣学以需治化”。这表明在刘宗周那里，儒家经世致用的实效已经丧失。
请崇祯革除弊政，以摆脱国家的危机，又劝崇祯“修心”、“修德”，学习上古的尧舜治国，在当时的环境下，崇祯帝学习这些，也是改变不了明朝的局势的。此后，刘宗周文人脾气发足了，干脆选择了辞官回乡。
到了崇祯九年，此时的明朝更是无人可用了，又一次起用了刘宗周，面临的问题就是内忧外患，已经是无力回天了。明朝的国运似乎已经倾斜向了后金。刘宗周虽然是儒家学者，但是在为官和治理朝政来说，简直是一窍不通。
刘宗周接着又是老一套，还建议追求君子“有天德者然后可以语王道”的慎独境界。对此，刘宗周的建议还没完，建议崇祯帝每天“讲求二帝三王之学”，给皇帝恶补历史，汲取历代亡国之君的经验教训。
刘宗周这样的建议并不是说不行，而是在当时明朝岌岌可危的情况下，仍然是要求崇祯帝修德治心，近儒臣等等，这样的建议在当时根本无济于事。在太平盛世的时候，刘宗周的建议是可行的，太平盛世的情况下，这样的建议肯定会让王朝继续发展到顶峰。但明末时期，这样的建议无可厚非。紧急公文，皇帝都处理不过来，哪有闲工夫接受大臣的再教育?
刘宗周当时的建议，无疑是在濒死之人面前，大谈特谈养生之道。
对刘宗周的陈词滥调毫无兴趣，崇祯帝忙于筹集军饷，增强军力，平息农民起义、抵御满清。此时的刘宗周真是看不出火候。在当时的情况下，刘宗周还对皇帝喋喋不休，崇祯帝最后忍无可忍，只好再次罢免了刘宗周。
大家看到了吧，有奇葩皇帝，就会有奇葩大臣，这位刘宗周的官场经历可算是曲折了，嘿嘿！可谓是到头了吧，可是，最怕就是可是二字了，接下去发生的事就是无语了哦。
崇祯十五年(1642年)，崇祯帝再次启用刘宗周。哈哈哈！看到这里，是不是感觉无语了，刘宗周并没有接受教训，依旧固执己见，不晓得变通。御史杨若侨向皇帝举荐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声称此人精通火器制造，可以启用他，铸造火炮击败清军。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可是刘宗周据“理”力争，声称：“臣闻国之大事，以仁义为本， 以节制为师，不专恃一火器……若堂堂中国，止用若望铸炮小器?恃以御敌，岂不贻笑边方。”
崇祯帝急于求治，刘宗周却说先治心，崇祯帝要求才望之士，刘宗周却说操守第一；崇祯帝访问退敌弭寇之术，刘宗周却说仁义为本。故崇祯说他“愎拗偏迂”，又一次将他革了职。这一年刘宗周六十五岁，这是他第三次被革职。他在《与祁世培书》中说：“抱头南下，便无面目见江东父老啊。”
时间到了1644年5月，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即位，史称“南明”。诏起复刘宗周左都御史原官。无语，无语了哇！这南明焉有不亡吗？
福王政权不仅于内政外交上没有任何作为，反而继承了崇祯朝的所有弊端：党争，苛敛，苟且偷安，等等。刘宗周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又一次挺身而出，上疏献计，一曰据形势以规进取，一曰重藩屏以资弹压，一曰慎爵赏以肃军情，一曰核旧官以立臣纪，一日三曰是常态，四曰、五曰才是正题。后然干脆又上疏请诛内外不职诸臣，于是他成为众矢之的，受到排挤。
刘宗周对崇祯亡国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先帝无亡国之征，而政之弊有四：一曰治术坏于刑名，二曰人才消于党论，三曰武功丧于文法，四曰民命促于贿赂，所谓四亡征也。”他希望福王政权能改弦易辙，吸取教训，但这只是他一厢情愿。在愈演愈烈的党争中，他不得不辞职。有人说，这是真文人，有傲骨，有一腔热血，可大多人避他之不及，但他没有忘记尽一个孔孟之徒的责任，在出都门前，一根筋到底，最后上《再陈谢悃疏》，对福王进行最后忠告。他的忠告有五条：一曰修圣政，无以近娱忽远猷；二曰振玉纲，无以主恩伤臣纪；三曰明国是，无以邪锋危正气；四曰端治术，无以刑名先教化；五曰固邦本，无以外衅酿内忧。又是五曰奏。
刘宗周历经万历、天启、崇祯、弘光四朝，“通籍四十五年，在仕六年有半，实立朝者四年，大家看到了吧，历经四朝，实际在朝参政只是四年，夸夸其谈了四十五年。
按原来的历史走向，接下去就是悲壮了，弘光元年（1645年）五月，清兵攻破南京，弘光帝被俘遇害，潞王监国。六月十三日（7月6日），杭州失守，潞王降清。十五日（7月8日）午刻，刘宗周听到这一消息，时方进膳，推案恸哭说：“此予正命时也。”于是他决定效法伯夷叔齐，开始绝食。
当时江南士大夫纷纷降清，做了贰臣，玷污名教，背叛了平时所学之道。刘宗周要以自己的行动，成就自己的人格，为衰世作一表率。弘光元年（1645年）闰六月初八日（7月30日），刘宗周前后绝食而死。其子刘勺遵照他的遗命，曰：皇明蕺山长念台刘子之柩。
而现在的刘宗周，气势凶凶地在南京朝大骂《黎城周报》，
看看，这是什么话，明朝还没有亡呢，说南京朝专已党争，把个人荣辱高于国家，把个人私利建在民族之安危之上，罔顾百姓生死，启用卖国求荣之人当政，明年必亡！气死我了，气死我了！等有时机，非要去讨个说法。
许多文人官员被魏党排挤出朝堂，要么投奔魏党，要么绕道避之不及，而刘宗周主动去得罪魏忠贤，还顺带着把客氏也得罪了，客氏何许人也，她是天启得奶娘，也就是说，天启帝喝客氏奶长大的，有明朝野史说，天启帝跟客氏是有野情的，后宫的嫔妃敢怒不敢言，有谁反抗，不出几日，这嫔妃就莫名死去。
刘宗周被这两人算计，结果惹恼了皇帝，被削职遣送回原籍。
到了崇祯年，换皇帝了，新朝起用新人，想起了这个万历状元，刘宗周被重新起用为左都御史。其实，刘宗周早就心灰意懒，尽管不太情愿复出，但君命难违啊，他还是去了。
这一次身为御史，那就要吸取教训了吧，可是谁叫他是刘宗周呢，反而变本加厉，一日三本，某日，一日四本奏书，在《敬循职掌条列风纪之要以佐圣治疏》中，他提出“建道撰”、“贞法守”、“崇国体”、“清伏奸”、“惩官邪”、“饬吏治”等策略。刘宗周虽素负清望，但毕竟只是一位饱读诗书的学者、思想家，而不是一位运筹帷幄的政治家，因此他的一些主张并不合时宜。在当时明朝江山已是风雨飘摇，但刘宗周认为“今天下非无才之患，而无本心之患”，因此主张“治心”是解救时艰的根本。他要求崇祯“明圣学以端治本”、“躬圣学以建治要”、“崇圣学以需治化”。这表明在刘宗周那里，儒家经世致用的实效已经丧失。
请崇祯革除弊政，以摆脱国家的危机，又劝崇祯“修心”、“修德”，学习上古的尧舜治国，在当时的环境下，崇祯帝学习这些，也是改变不了明朝的局势的。此后，刘宗周文人脾气发足了，干脆选择了辞官回乡。
到了崇祯九年，此时的明朝更是无人可用了，又一次起用了刘宗周，面临的问题就是内忧外患，已经是无力回天了。明朝的国运似乎已经倾斜向了后金。刘宗周虽然是儒家学者，但是在为官和治理朝政来说，简直是一窍不通。
刘宗周接着又是老一套，还建议追求君子“有天德者然后可以语王道”的慎独境界。对此，刘宗周的建议还没完，建议崇祯帝每天“讲求二帝三王之学”，给皇帝恶补历史，汲取历代亡国之君的经验教训。
刘宗周这样的建议并不是说不行，而是在当时明朝岌岌可危的情况下，仍然是要求崇祯帝修德治心，近儒臣等等，这样的建议在当时根本无济于事。在太平盛世的时候，刘宗周的建议是可行的，太平盛世的情况下，这样的建议肯定会让王朝继续发展到顶峰。但明末时期，这样的建议无可厚非。紧急公文，皇帝都处理不过来，哪有闲工夫接受大臣的再教育?
刘宗周当时的建议，无疑是在濒死之人面前，大谈特谈养生之道。
对刘宗周的陈词滥调毫无兴趣，崇祯帝忙于筹集军饷，增强军力，平息农民起义、抵御满清。此时的刘宗周真是看不出火候。在当时的情况下，刘宗周还对皇帝喋喋不休，崇祯帝最后忍无可忍，只好再次罢免了刘宗周。
大家看到了吧，有奇葩皇帝，就会有奇葩大臣，这位刘宗周的官场经历可算是曲折了，嘿嘿！可谓是到头了吧，可是，最怕就是可是二字了，接下去发生的事就是无语了哦。
崇祯十五年(1642年)，崇祯帝再次启用刘宗周。哈哈哈！看到这里，是不是感觉无语了，刘宗周并没有接受教训，依旧固执己见，不晓得变通。御史杨若侨向皇帝举荐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声称此人精通火器制造，可以启用他，铸造火炮击败清军。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可是刘宗周据“理”力争，声称：“臣闻国之大事，以仁义为本， 以节制为师，不专恃一火器……若堂堂中国，止用若望铸炮小器?恃以御敌，岂不贻笑边方。”
崇祯帝急于求治，刘宗周却说先治心，崇祯帝要求才望之士，刘宗周却说操守第一；崇祯帝访问退敌弭寇之术，刘宗周却说仁义为本。故崇祯说他“愎拗偏迂”，又一次将他革了职。这一年刘宗周六十五岁，这是他第三次被革职。他在《与祁世培书》中说：“抱头南下，便无面目见江东父老啊。”
时间到了1644年5月，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即位，史称“南明”。诏起复刘宗周左都御史原官。无语，无语了哇！这南明焉有不亡吗？
福王政权不仅于内政外交上没有任何作为，反而继承了崇祯朝的所有弊端：党争，苛敛，苟且偷安，等等。刘宗周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又一次挺身而出，上疏献计，一曰据形势以规进取，一曰重藩屏以资弹压，一曰慎爵赏以肃军情，一曰核旧官以立臣纪，一日三曰是常态，四曰、五曰才是正题。后然干脆又上疏请诛内外不职诸臣，于是他成为众矢之的，受到排挤。
刘宗周对崇祯亡国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先帝无亡国之征，而政之弊有四：一曰治术坏于刑名，二曰人才消于党论，三曰武功丧于文法，四曰民命促于贿赂，所谓四亡征也。”他希望福王政权能改弦易辙，吸取教训，但这只是他一厢情愿。在愈演愈烈的党争中，他不得不辞职。有人说，这是真文人，有傲骨，有一腔热血，可大多人避他之不及，但他没有忘记尽一个孔孟之徒的责任，在出都门前，一根筋到底，最后上《再陈谢悃疏》，对福王进行最后忠告。他的忠告有五条：一曰修圣政，无以近娱忽远猷；二曰振玉纲，无以主恩伤臣纪；三曰明国是，无以邪锋危正气；四曰端治术，无以刑名先教化；五曰固邦本，无以外衅酿内忧。又是五曰奏。
刘宗周历经万历、天启、崇祯、弘光四朝，“通籍四十五年，在仕六年有半，实立朝者四年，大家看到了吧，历经四朝，实际在朝参政只是四年，夸夸其谈了四十五年。
按原来的历史走向，接下去就是悲壮了，弘光元年（1645年）五月，清兵攻破南京，弘光帝被俘遇害，潞王监国。六月十三日（7月6日），杭州失守，潞王降清。十五日（7月8日）午刻，刘宗周听到这一消息，时方进膳，推案恸哭说：“此予正命时也。”于是他决定效法伯夷叔齐，开始绝食。
当时江南士大夫纷纷降清，做了贰臣，玷污名教，背叛了平时所学之道。刘宗周要以自己的行动，成就自己的人格，为衰世作一表率。弘光元年（1645年）闰六月初八日（7月30日），刘宗周前后绝食而死。其子刘勺遵照他的遗命，曰：皇明蕺山长念台刘子之柩。
而现在的刘宗周，气势凶凶地在南京朝大骂《黎城周报》，
看看，这是什么话，明朝还没有亡呢，说南京朝专已党争，把个人荣辱高于国家，把个人私利建在民族之安危之上，罔顾百姓生死，启用卖国求荣之人当政，明年必亡！气死我了，气死我了！等有时机，非要去讨个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