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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丽丝·康尼丝的父母从案件结束后收到收到一张一千美元的银行本票，不记名不挂失，任何持有者可以随时去银行提现。
随着支票一起寄过来的还有一封信，信中表示，今后每月老两口都会收到一千美元，直到他们生命终结，信后并无落款。
两位老人对于这笔钱的处理意见非常一致，他们明确表示拒绝。
之后，康尼丝夫妇召开了一次记者招待会，明确而郑重通借助媒体向全世界展示了他们的处理方式，两位头发雪白的老人当着媒体的面将支票撕碎，发誓“哪怕今生贫困至死，也绝对不碰这钱。”
“我们要让有些人永远背负着罪恶感，直到他下地狱！”
“钱也许可以在合众国买到所谓的‘公正’，但当犹太人穿过坟墓站在上帝面前的时候，我们可以虔诚的跪在主的脚下请求接纳。”
“而某些人的金币会永远坠在他身上，将他死死的压在地狱最热的那个角落，烈火会把黄金融化，流进他那张灵活的嘴巴里，那根同样灵巧的舌头再怎么搅动也无法阻止，滚烫的黄金一滴一滴的填满他贪婪的胃口，永无止境！”
……
九月还没正式开学，但《耶鲁法学评论》的编辑部已经开始忙碌起来。
为了和《哈佛法学评论》较劲，学生编辑们在工作是从来不敢怠慢，兢兢业业的维持着这本“学生”刊物的专业性与高水准。
九月第一期上，破天荒的刊登了一篇文章，作者是新任编辑（实际尚未到任）的二年级新生爱德华·杨。
这篇名为《正义女神为何蒙着双眼》的文章，与其说是正经法理学评论和探讨，倒不如说更偏向于抒情向的散文。
为此编辑部对是否发表此文存在分歧，可最终还是决定全文刊发一字不改，原因固然是因为爱德华作为法学院的学生亲自操刀了这场官司，这是耶鲁的光荣；同时乔治·达菲先生之前的那封推荐信也起了很大作用。
“桑托到低是不是英雄？”
文章开头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随后作者表示自己也非常迷茫，相对于被人广泛同情的谢尔顿-固然他是制作炸弹的恐怖分子，但他身上依然存在着大量的人性闪光点，比如对宗教的虔诚-跑到教堂忏悔；对友谊的珍视-不愿意当庭指证同案犯。
这些亮点恰恰是米国文化与传统中最值得珍视的部分。
而阿诺德法官则是被媒体和群众斥责为恶人，因为媒体偏好的缘故，他在法庭上最后那段话，并没有被广泛披露，即便是有些小报刊登了，也会惹来众怒，“那个恶棍法官分明是在消费死者！”随之而来的就是“合众国法律耻辱的标志”“俄国间谍混入司法界的象征”等等让人啼笑皆非的大帽子。
在民众的眼里，谢尔顿和阿诺德法官的口碑与身份是成反比的，这固然是爱德华发动舆论战争的战果之一，但也说了此刻的米帝社会极化严重，传统的秩序不再具备威严，反而成了嘲笑与解构的对象。
阿诺德法官的身份与表现正好嵌入其中，他就是怎么使劲也挣脱不得。
两人黑白分明。
而桑托的身份则模糊不清，很多人认为他是英雄，是城市的守护者，这通常是保守派的观点；而自由派群众则直斥其为败类恶棍，宪法的毁灭者。
他的口碑游走在米利坚男儿与合众国废物之间。
爱德华作为此案的深度参与者，也无法全面的回答这个问题。
由此笔锋一转，开始分析起这个案子来。
此案的最根本的矛盾点在于，法律问题和道德标准问题相互交错缠绕，以致于符合法律的做法相当缺德，而道德主义至上后，法律的公平性则有被践踏之嫌。
还牵涉到政府对犯罪的干预及预警的限度，并对最重大的罪行提起诉讼的权限产生影响。
事实上，这个案子应该成为一个极好的课堂分析材料，尤其是在讲述司法道德的时候。
“谢尔顿诉合众国案”应该占有一席之地。
从司法角度来说，不应该去单纯的区分好人还是坏人，那样是幼稚的行为。
同样也不能只以后果来评价过程，毕竟这不是十九世纪，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已经式微。
对谢尔顿这样的告密者角色应该从几个角度深入分析。
毋庸讳言，当下的米国人生活在一个不怎么完美的时代，政府需要靠告密才能勉力支撑起国家安全的时代。
这是事实，而认清事实并不是丢人的表现。
这个国度内密布着着各种各样的执法机关，不管是联邦的还是地区的，每个执法机关都在豢养告密者。
任何一个稍有影响的组织，甚至还有些半吊子团伙——都被政府的坐探渗透了。
线人在事实上已经成为职业，如果不是因为名声太过难听的话，那么其招聘广告大概早就堂而皇之的出现在《纽约时报》上了。
很难估计现在合众国有多少线人在活动，在扮演的什么角色，以致于执法者对其都无法做到及时的甄别。
线人不是好人，他们心中通常没有正义，多数时候唯利是图。
会为了卖情报而捏造信息。为了给他们的雇主提供他喜欢听的消息，他们编造犯罪的假事实。
桑托——谢尔顿谈话录音，是第一次极富戏剧性地把这样的场景，用最证据确凿的方式，通过这个时代无处不在的传媒，将其曝光在大众眼前。
不同于传统的金钱收买，当执法者利用自身优势地位和权力是对告密者施加各种压力，不论是否合法，来迫使其提供情报，不管情报内容是多么不可靠，也不管搞情报的手段是否符合条例。
这些都是社会中的灰色乃至黑色现象，以前大家都知道存在，却从来不曾关心过，但这个案子暴发后，公民们的目光开始被吸引过来-因为其中存在着明显的违法乃至违宪行为！
正当读者以为爱德华要借此机会把执法者知法犯法还热衷于此的丑恶行径批判一番时，作者的笔锋却又荡开了。
有效地使用告密者以便获得重要情报，来维护社会治安也是正常管理中不可或缺的行为。
历史上所有的政府都使用过告密者和坐探，现在仍然会这样做。
假设... -->>
爱丽丝·康尼丝的父母从案件结束后收到收到一张一千美元的银行本票，不记名不挂失，任何持有者可以随时去银行提现。
随着支票一起寄过来的还有一封信，信中表示，今后每月老两口都会收到一千美元，直到他们生命终结，信后并无落款。
两位老人对于这笔钱的处理意见非常一致，他们明确表示拒绝。
之后，康尼丝夫妇召开了一次记者招待会，明确而郑重通借助媒体向全世界展示了他们的处理方式，两位头发雪白的老人当着媒体的面将支票撕碎，发誓“哪怕今生贫困至死，也绝对不碰这钱。”
“我们要让有些人永远背负着罪恶感，直到他下地狱！”
“钱也许可以在合众国买到所谓的‘公正’，但当犹太人穿过坟墓站在上帝面前的时候，我们可以虔诚的跪在主的脚下请求接纳。”
“而某些人的金币会永远坠在他身上，将他死死的压在地狱最热的那个角落，烈火会把黄金融化，流进他那张灵活的嘴巴里，那根同样灵巧的舌头再怎么搅动也无法阻止，滚烫的黄金一滴一滴的填满他贪婪的胃口，永无止境！”
……
九月还没正式开学，但《耶鲁法学评论》的编辑部已经开始忙碌起来。
为了和《哈佛法学评论》较劲，学生编辑们在工作是从来不敢怠慢，兢兢业业的维持着这本“学生”刊物的专业性与高水准。
九月第一期上，破天荒的刊登了一篇文章，作者是新任编辑（实际尚未到任）的二年级新生爱德华·杨。
这篇名为《正义女神为何蒙着双眼》的文章，与其说是正经法理学评论和探讨，倒不如说更偏向于抒情向的散文。
为此编辑部对是否发表此文存在分歧，可最终还是决定全文刊发一字不改，原因固然是因为爱德华作为法学院的学生亲自操刀了这场官司，这是耶鲁的光荣；同时乔治·达菲先生之前的那封推荐信也起了很大作用。
“桑托到低是不是英雄？”
文章开头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随后作者表示自己也非常迷茫，相对于被人广泛同情的谢尔顿-固然他是制作炸弹的恐怖分子，但他身上依然存在着大量的人性闪光点，比如对宗教的虔诚-跑到教堂忏悔；对友谊的珍视-不愿意当庭指证同案犯。
这些亮点恰恰是米国文化与传统中最值得珍视的部分。
而阿诺德法官则是被媒体和群众斥责为恶人，因为媒体偏好的缘故，他在法庭上最后那段话，并没有被广泛披露，即便是有些小报刊登了，也会惹来众怒，“那个恶棍法官分明是在消费死者！”随之而来的就是“合众国法律耻辱的标志”“俄国间谍混入司法界的象征”等等让人啼笑皆非的大帽子。
在民众的眼里，谢尔顿和阿诺德法官的口碑与身份是成反比的，这固然是爱德华发动舆论战争的战果之一，但也说了此刻的米帝社会极化严重，传统的秩序不再具备威严，反而成了嘲笑与解构的对象。
阿诺德法官的身份与表现正好嵌入其中，他就是怎么使劲也挣脱不得。
两人黑白分明。
而桑托的身份则模糊不清，很多人认为他是英雄，是城市的守护者，这通常是保守派的观点；而自由派群众则直斥其为败类恶棍，宪法的毁灭者。
他的口碑游走在米利坚男儿与合众国废物之间。
爱德华作为此案的深度参与者，也无法全面的回答这个问题。
由此笔锋一转，开始分析起这个案子来。
此案的最根本的矛盾点在于，法律问题和道德标准问题相互交错缠绕，以致于符合法律的做法相当缺德，而道德主义至上后，法律的公平性则有被践踏之嫌。
还牵涉到政府对犯罪的干预及预警的限度，并对最重大的罪行提起诉讼的权限产生影响。
事实上，这个案子应该成为一个极好的课堂分析材料，尤其是在讲述司法道德的时候。
“谢尔顿诉合众国案”应该占有一席之地。
从司法角度来说，不应该去单纯的区分好人还是坏人，那样是幼稚的行为。
同样也不能只以后果来评价过程，毕竟这不是十九世纪，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已经式微。
对谢尔顿这样的告密者角色应该从几个角度深入分析。
毋庸讳言，当下的米国人生活在一个不怎么完美的时代，政府需要靠告密才能勉力支撑起国家安全的时代。
这是事实，而认清事实并不是丢人的表现。
这个国度内密布着着各种各样的执法机关，不管是联邦的还是地区的，每个执法机关都在豢养告密者。
任何一个稍有影响的组织，甚至还有些半吊子团伙——都被政府的坐探渗透了。
线人在事实上已经成为职业，如果不是因为名声太过难听的话，那么其招聘广告大概早就堂而皇之的出现在《纽约时报》上了。
很难估计现在合众国有多少线人在活动，在扮演的什么角色，以致于执法者对其都无法做到及时的甄别。
线人不是好人，他们心中通常没有正义，多数时候唯利是图。
会为了卖情报而捏造信息。为了给他们的雇主提供他喜欢听的消息，他们编造犯罪的假事实。
桑托——谢尔顿谈话录音，是第一次极富戏剧性地把这样的场景，用最证据确凿的方式，通过这个时代无处不在的传媒，将其曝光在大众眼前。
不同于传统的金钱收买，当执法者利用自身优势地位和权力是对告密者施加各种压力，不论是否合法，来迫使其提供情报，不管情报内容是多么不可靠，也不管搞情报的手段是否符合条例。
这些都是社会中的灰色乃至黑色现象，以前大家都知道存在，却从来不曾关心过，但这个案子暴发后，公民们的目光开始被吸引过来-因为其中存在着明显的违法乃至违宪行为！
正当读者以为爱德华要借此机会把执法者知法犯法还热衷于此的丑恶行径批判一番时，作者的笔锋却又荡开了。
有效地使用告密者以便获得重要情报，来维护社会治安也是正常管理中不可或缺的行为。
历史上所有的政府都使用过告密者和坐探，现在仍然会这样做。
假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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