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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我每次从媒体报道中看到公务人员因为图利他人而被撤职查办，吃上官司的消息时，心中不免奇怪，身为国家公仆，只要是正当事务，不为民求福、图利他人，难道要图利自己，私心自用吗？儒家提倡舍己为人，墨家提倡兼爱非攻，道家提倡无私寡欲，耶教提倡服事于人，而佛教“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教义更将正当地图利他人的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我在佛教家庭长大，从小出家学佛，在耳濡目染之下，我就自许不做自私自利的人，不做刁钻刻薄的人，不做骄傲自恃的人，不做忘恩负义的人……要做与人为善、“图利他人”的人，没想到这个观念居然使我一生受益不尽。
记得童年时，我就经常替父母分担家事，帮助兄姐解决困难，为师长们跑腿办事，襄助同学一臂之力，我从“图利他人”当中学习到许多做人的道理及处事的经验。
来到台湾，我帮忙挂单的寺院每天打六百桶井水，买八十人份的菜米，还要洗厕所，扫落叶。冬去春来，我每天仍照常上殿、禅坐、念佛、写作，当时的环境虽然很差，却忙得不亦乐乎。看到现代的青年尽管环境良好，却烦恼丛生，究其原因，都是由于只看到自己的利益，我不禁感到“图利他人”其实得益最多的还是自己。所以，我常常教诫徒众们：“要常想自己如何为别人作因缘，而不要想别人如何待我们好。”
后来一些寺院请我去驻锡管理，想到其他同道的需要，我一一介绍他们前往任事。多少年过去了，听说台湾早年有许多佛寺在没有法师住持的情况下，被一些附佛外道占用，不禁感谢当年这些同道答应住持，使得正信佛法不致被扭曲。
一九六一年，我想去美浓闭关，偶然得知某一法师也有此意，我立刻将关房让给他用，并常去探望他，建议他如何阅藏、写作。六年过去了，他出关弘法，我欣见佛教多了一位青年才俊，心中真是欢喜。后来我听说他又因为身份证上没有父母名字，以致拿不到美国签证而未能应邀至纽约弘法，立即为其设法请高雄警察局姜振勋督察长帮他在身份证上添加父母名字。不久之后，他到美国担任住持，我也为大法得以西行而高兴万分。两年过去了，他回来有意接掌师父的遗产，我也抱持乐观其成的心，一再请张少齐居士重视他的未来性。后来，终于成功。这些微力助他之心，只觉得是为人应有的行持，并不冀求有丝毫的回报。
创建佛光山以来，我立下“给人信心，给人欢喜，给人希望，给人方便”的信条，教育所有的弟子，希望大家以佛法平等无私的胸怀，来“图利”一切的众生。今日，佛光山的道场不但遍及美、加各大都会，后来更应各国信徒的要求，在南美、中美、澳洲、非洲、亚洲等地设立别分院，除弘法利生之外，还设立了接送飞机、中华学校、松鹤学苑、托儿育幼、午斋供应、以粥代茶等服务项目，凡此种种都获得当地民众的好评。这一切证明了“图利他人”、助人成事的观念才是正确的。
早年我被推选为台湾佛教会常务理事，自忖有更多的机会能为大众服务，所以，对于一切会务，我都殚精竭虑，全力以赴。主办息灾法会时，我一无所有，凭着利济众生的诚心，兢兢业业，结果轰动一时。受命远赴东瀛，为台湾争取世界佛教徒友谊会的会籍资格时，不谙日语的我，竟也凭着为教的决心，获得对方首肯。甚至在经济拮据时，我曾为会址的兴建捐出不少净财。后来，台湾佛教会主办世界佛教僧伽会，佛光山捐了二百万元台币；佛教会开办玄奘大学，建校筹款运动伊始，我们也赞助一百万元，以示共襄盛举之意。
我不但帮忙台湾教界，对于大陆各个道场的来函化缘，我也随喜随分，不只资助三百家以上。其他如印度、锡兰、尼泊尔，乃至欧美国家的寺院募款，我都量力帮助。马来西亚佛教总会佛学院落成，我错开忙碌的行程，特地去参加典礼；马来西亚佛教青年会道场开光，我也千里迢迢前往主持。我觉得能够“图利他人”，表示自己很有价值，尤其目睹各地佛教，或欣欣向荣，或方兴未艾，自己能够稍尽绵薄之力，更感到与有荣焉。
我的弟子永有在伦敦留学期间曾和我说：“一位南传佛教法师上课时，曾经告诉大家，出家人不能对在家信徒布施。”我听到这句话，觉得十分惊讶。佛教的六度波罗蜜里，以“布施”为上首，甚至主张实践“图利他人”的布施时，应该“三轮体空”，为何会有出家、在家之分呢？回想四十年前我在宜兰展开弘法生涯时，常用单银购买佛书、杂志，分送给年轻人看，他们在言谈时互相讨论，无形中带动了当地的学佛风气。得知乡民之中有些人喜欢唱歌，却不得其门而入；有些人喜欢读书，却没有很好的教育环境，我便成立歌咏队，设立补习班，以音声、国学、文艺为因缘，方便接引青年学佛。久而久之，他们都将寺院看成自己的家一样。当我了解到当地缺乏完善的幼儿教育，于是办了一所慈爱幼稚园。为了提高教师素质，我甚至还节衣缩食，送几位幼教老师到台中接受训练，结果幼稚园口碑甚佳，学生达数百名之多，办学成果为全岛之冠，而家长们也因为送小孩来上学，无形中接触到佛法，信仰了佛教。一些年轻人由入门初识到虔诚信仰，由护法金刚到义工菩萨，后来跟着我南来北往弘法利生，原本偏僻保守的宜兰小镇竟然成为日后台湾佛教蓬勃发展的摇篮。凡此都是我始料所未及之事，但又何尝不是念念“图利他人”的善因所得来的善果。
为了“图利他人”，亲近佛教，我为前来拈香礼佛的人端上一杯热茶，在氤氲的香气中，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我为程度较差的人念书读报，在珠巩的字句中，培养大家对文学的浓厚兴趣；我为前来问道的人说法，从他们的言谈中，倍觉如何观机逗教、契理契机的重要性；我为伤心难过的人回信，从众生的烦恼中，体验弘法利生工作的刻不容缓。经云：“菩萨发心，自己未度，先度他人。”其实在图利他人、成就对方的同时，我们已经逐渐完成了自己。
四十年前刚来到台湾的时候，凭着一股弘法热忱，我忙过白日的法务工作之后，往往利用晚上时间来撰写佛教书籍，由于当时佛教经典发行不够普及，经常必须苦苦追忆过去所学，方能成篇。后来每念及当年窘境，我在出门弘法的时候，总是节衣缩食购买书籍，好让弟子们能够得到法益，甚至想尽办法，提供资料给所需的人。像蓝吉富要出版佛教书籍，需要日文资料参考，我立刻嘱咐当时远在日本深造的弟子依... -->>
多年来，我每次从媒体报道中看到公务人员因为图利他人而被撤职查办，吃上官司的消息时，心中不免奇怪，身为国家公仆，只要是正当事务，不为民求福、图利他人，难道要图利自己，私心自用吗？儒家提倡舍己为人，墨家提倡兼爱非攻，道家提倡无私寡欲，耶教提倡服事于人，而佛教“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教义更将正当地图利他人的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我在佛教家庭长大，从小出家学佛，在耳濡目染之下，我就自许不做自私自利的人，不做刁钻刻薄的人，不做骄傲自恃的人，不做忘恩负义的人……要做与人为善、“图利他人”的人，没想到这个观念居然使我一生受益不尽。
记得童年时，我就经常替父母分担家事，帮助兄姐解决困难，为师长们跑腿办事，襄助同学一臂之力，我从“图利他人”当中学习到许多做人的道理及处事的经验。
来到台湾，我帮忙挂单的寺院每天打六百桶井水，买八十人份的菜米，还要洗厕所，扫落叶。冬去春来，我每天仍照常上殿、禅坐、念佛、写作，当时的环境虽然很差，却忙得不亦乐乎。看到现代的青年尽管环境良好，却烦恼丛生，究其原因，都是由于只看到自己的利益，我不禁感到“图利他人”其实得益最多的还是自己。所以，我常常教诫徒众们：“要常想自己如何为别人作因缘，而不要想别人如何待我们好。”
后来一些寺院请我去驻锡管理，想到其他同道的需要，我一一介绍他们前往任事。多少年过去了，听说台湾早年有许多佛寺在没有法师住持的情况下，被一些附佛外道占用，不禁感谢当年这些同道答应住持，使得正信佛法不致被扭曲。
一九六一年，我想去美浓闭关，偶然得知某一法师也有此意，我立刻将关房让给他用，并常去探望他，建议他如何阅藏、写作。六年过去了，他出关弘法，我欣见佛教多了一位青年才俊，心中真是欢喜。后来我听说他又因为身份证上没有父母名字，以致拿不到美国签证而未能应邀至纽约弘法，立即为其设法请高雄警察局姜振勋督察长帮他在身份证上添加父母名字。不久之后，他到美国担任住持，我也为大法得以西行而高兴万分。两年过去了，他回来有意接掌师父的遗产，我也抱持乐观其成的心，一再请张少齐居士重视他的未来性。后来，终于成功。这些微力助他之心，只觉得是为人应有的行持，并不冀求有丝毫的回报。
创建佛光山以来，我立下“给人信心，给人欢喜，给人希望，给人方便”的信条，教育所有的弟子，希望大家以佛法平等无私的胸怀，来“图利”一切的众生。今日，佛光山的道场不但遍及美、加各大都会，后来更应各国信徒的要求，在南美、中美、澳洲、非洲、亚洲等地设立别分院，除弘法利生之外，还设立了接送飞机、中华学校、松鹤学苑、托儿育幼、午斋供应、以粥代茶等服务项目，凡此种种都获得当地民众的好评。这一切证明了“图利他人”、助人成事的观念才是正确的。
早年我被推选为台湾佛教会常务理事，自忖有更多的机会能为大众服务，所以，对于一切会务，我都殚精竭虑，全力以赴。主办息灾法会时，我一无所有，凭着利济众生的诚心，兢兢业业，结果轰动一时。受命远赴东瀛，为台湾争取世界佛教徒友谊会的会籍资格时，不谙日语的我，竟也凭着为教的决心，获得对方首肯。甚至在经济拮据时，我曾为会址的兴建捐出不少净财。后来，台湾佛教会主办世界佛教僧伽会，佛光山捐了二百万元台币；佛教会开办玄奘大学，建校筹款运动伊始，我们也赞助一百万元，以示共襄盛举之意。
我不但帮忙台湾教界，对于大陆各个道场的来函化缘，我也随喜随分，不只资助三百家以上。其他如印度、锡兰、尼泊尔，乃至欧美国家的寺院募款，我都量力帮助。马来西亚佛教总会佛学院落成，我错开忙碌的行程，特地去参加典礼；马来西亚佛教青年会道场开光，我也千里迢迢前往主持。我觉得能够“图利他人”，表示自己很有价值，尤其目睹各地佛教，或欣欣向荣，或方兴未艾，自己能够稍尽绵薄之力，更感到与有荣焉。
我的弟子永有在伦敦留学期间曾和我说：“一位南传佛教法师上课时，曾经告诉大家，出家人不能对在家信徒布施。”我听到这句话，觉得十分惊讶。佛教的六度波罗蜜里，以“布施”为上首，甚至主张实践“图利他人”的布施时，应该“三轮体空”，为何会有出家、在家之分呢？回想四十年前我在宜兰展开弘法生涯时，常用单银购买佛书、杂志，分送给年轻人看，他们在言谈时互相讨论，无形中带动了当地的学佛风气。得知乡民之中有些人喜欢唱歌，却不得其门而入；有些人喜欢读书，却没有很好的教育环境，我便成立歌咏队，设立补习班，以音声、国学、文艺为因缘，方便接引青年学佛。久而久之，他们都将寺院看成自己的家一样。当我了解到当地缺乏完善的幼儿教育，于是办了一所慈爱幼稚园。为了提高教师素质，我甚至还节衣缩食，送几位幼教老师到台中接受训练，结果幼稚园口碑甚佳，学生达数百名之多，办学成果为全岛之冠，而家长们也因为送小孩来上学，无形中接触到佛法，信仰了佛教。一些年轻人由入门初识到虔诚信仰，由护法金刚到义工菩萨，后来跟着我南来北往弘法利生，原本偏僻保守的宜兰小镇竟然成为日后台湾佛教蓬勃发展的摇篮。凡此都是我始料所未及之事，但又何尝不是念念“图利他人”的善因所得来的善果。
为了“图利他人”，亲近佛教，我为前来拈香礼佛的人端上一杯热茶，在氤氲的香气中，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我为程度较差的人念书读报，在珠巩的字句中，培养大家对文学的浓厚兴趣；我为前来问道的人说法，从他们的言谈中，倍觉如何观机逗教、契理契机的重要性；我为伤心难过的人回信，从众生的烦恼中，体验弘法利生工作的刻不容缓。经云：“菩萨发心，自己未度，先度他人。”其实在图利他人、成就对方的同时，我们已经逐渐完成了自己。
四十年前刚来到台湾的时候，凭着一股弘法热忱，我忙过白日的法务工作之后，往往利用晚上时间来撰写佛教书籍，由于当时佛教经典发行不够普及，经常必须苦苦追忆过去所学，方能成篇。后来每念及当年窘境，我在出门弘法的时候，总是节衣缩食购买书籍，好让弟子们能够得到法益，甚至想尽办法，提供资料给所需的人。像蓝吉富要出版佛教书籍，需要日文资料参考，我立刻嘱咐当时远在日本深造的弟子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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