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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叫“薪水”、“待遇”，而叫“单银”，每个月可以领到单银五十元。但是我都将这笔钱拿来订佛教杂志或购买图书送给学生阅读。
后来在宜兰念佛会服务几十年当中，每月收到的三百元单银，我用来添置弘法道具，率领青年到各处布教讲演。当时苏澳到瑞芳所有火车站的站长都皈投三宝座下，宜兰铁路局运务段段长张文炳居士认为我们对宜兰佛教有贡献，因此每次看到我们一行多人搭乘火车到各地布教时，都不收车票钱。让我得以将省下的车资做更多弘法利生的事情，至今想来，仍感念不已。布教之外，我将单银余款购买纪念品、卍字项链和青年朋友结缘。那时耶教盛行，挂十字项链者比比皆是，这些可爱的佛教青年们却将我送他们的卍字项链挂在颈项上，露在衣领外面，穿梭在机关行号、市街大道上，引来许多注目的眼光。每次想到当时的情景，都不禁欢喜鼓舞，因为在那个佛教备受压抑的社会里，在那种民风保守的年代里，他们这种大胆的行动是多么勇敢的事情啊！
佛光山开山之初，每逢周末，台北等地都有许多人成群结队朝山，在早课时皈依三宝，我的红包收入也因此有所增加。我一向没有接受待遇的习惯，所以就将红包聚集起来，为大众购买桌椅、拜垫。几十年来，看到信徒上山，所坐的桌椅、所拜的拜垫，无一不含藏了我诚挚的心意，偶尔在内心也会洋洋自得。
我经常应邀出外弘法，凡到各大专院校讲学，我一概拒绝酬劳，但企业行号、公司工厂等地方，因为是生产单位，我恐怕不接受显得太过矫情，所以收下来之后，就盘算如何用之于大众。甚至于台湾省省训团公务人员集训时，我是讲师之一；成功岭大专青年集训时，我也是教授之一；在文化大学、东海大学，我也曾担任教席，像这些常态性上课的钟点费，我都集合起来购买图书，供大家阅读。现在佛光山别分院几十个图书馆里都有我购买的书籍，当青年们阅读时，虽然不知道书里面有我的心意，但我内心的欢喜，却依然是无与伦比的。
我曾经担任中佛会理监事数十年，也曾在台湾省佛教会各支会被选为理事长、常务理事多次，都没有待遇；甚至我担任常务顾问、评议委员，也都是无给职；我参加各处道场开光剪彩，都不收车马费。虽然做了多少“没有待遇的工作”，初时默默无闻，可是为我一生带来多少善缘。
我和发心的人一样，一生乐于做社会的义工。我曾担任蒙藏委员会的顾问、侨务委员会的委员、法务部的监狱教诲师，凡此都是“没有待遇的工作”，但我做得很欢喜，很自然，因为一直都认为服务大众是自己的本分事，好像生活里的呼吸一样，没有特别的感觉。
我不但自己不做有待遇的工作，甚至办《今日佛教》、《人生杂志》、《普门杂志》、《觉世旬刊》的时候，还要自己义务为文撰稿，自己掏腰包购买邮票、车票、稿纸、信纸。我办佛学院三十余年，曾担任无给职的校长、老师，不但不收学费，还供给学生吃住衣单等等。虽然都是一些“没有待遇的工作”，但当我看到多少社会人士得度，多少佛教青年成才，比什么报偿都来得更加欣慰。
现在佛光山各别分院办中文学校、才艺班，我希望他们不要收费，但徒众却说社会上请来的老师需要有钟点费，因为“因果业报平等”固然是佛门人士秉持的心念，但社会的游戏规则却是“义务权利对等”，我觉得这是无可厚非之事，因此也顺应时代需要，让大家都能各得其所，各取所需。
所以，没有待遇的工作不一定好，有待遇的工作也不是不好。尤其我个人认为，想要未来的佛教有光明的前途，必须提供权利、义务对等的工作，不能只希望别人长期义务奉献。
过去多少年来，我看到前来佛门发心的人都是一些在社会上年老退休以后，已经不计较，也不需要金钱来养活家人和自己，才将残余岁月的力量全心奉献给佛教，自忖：“这样的帮忙，能够成就多少事业呢？佛门对于一些工作人员也应当给予合理的‘待遇’。”所以当我成立普门中学、佛光出版社、普门杂志、佛光大学等等时，对于所聘的专职员工，都支付薪津报酬，因为有了待遇，才能解决生活问题，才能无后顾之忧，全心全意地为弘法利生而奉献自己。如果个人不需要外财负担家计，有了佛法，内心必定会更加富有，所以也不必拒绝接受待遇，所谓“有无一如”，不执不拒，无住生心的中道生活是最善美的一种修行境界。
此外，我认为，佛门对于一些学有专精，却心甘情愿在宗教里奉献、不要求待遇的人，也应该给予发展的渠道。像高呈毅先生从退休以后，大陆邀请他前往指导长江三峡的建坝工程，但他却婉辞这项待遇优渥的工作，宁愿殚精竭虑发心参与策划佛光大学的建校工程；嘉义东元电机公司的老板游次郎先生自愿监督南华管理学院的工程事宜；住在高雄的余陈月瑛女士为了佛光山的事经常到各个阶层奔走发言，我曾取笑她说：“你比佛光山的住持更像佛光山的住持。”她听到这句话，也莞尔一笑。台北的舒建中律师、高雄的苏盈贵律师、专科职校的陈潮派老师等保护佛光山如同自己的性命一样。我想，即使给予再优厚的待遇，恐怕也找不到如此献身献命的人。感念之余，我对他们备加敬重礼遇。从他们的身上，我深深感到：“没有待遇的工作”实则收到的待遇更多。
普门中学教职员的待遇按照一般公立学校来发给月薪，而佛光山徒众没有待遇，只有每个月三百元的零用金。但有一次普门中学一位老师将薪水用罄之后，向佛光山一位职事说：“将你的三百元也借给我好吗？”可见得有待遇的人，不见得有，不见得多；“没有待遇”的人，也不见得少，不见得无。
今年（一九九八年）二月，我在印度传授三坛大戒，邀请二十多个国家的戒师穿越千山万水，前来担任戒场教诫工作，没有一个人要求待遇多少。出家僧伽为弘法利生而摩顶放踵，不计利益的美德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啊！巴西佛光会的张会长不但舍宅为寺，又再添购大笔土地，计划建设南美第一大寺，将来还要办南美洲佛学院；美国休士顿佛光会的赵会长不但购地建寺，还到处张罗建设基金。现代居士大德为兴教利生而勇往直前，出钱出力的精神是多么令人敬佩啊！比起大多数人锱铢必较的普遍心态，佛教的无相功德不是更丰富、更圆满吗？所以，有，是有限，有量，有穷，有尽；无，是无限，无量，无穷，无尽。“没有待遇的工作”，实际上拥有了更多、更大、更宽、更广的世界。
我不但个人不曾要求“有待遇的工作”，甚至佛光山开山建寺，也是“以无为有”，经常今日不知明日粮，日日难过日日过，正应了古人的诗偈：“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但我时时刻刻都觉得法喜充满，希望无限。《般若心经》说：“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真是一点儿也不错。所以，“没有待遇的工作”看起来一文不名，实际上是心甘情愿、欢喜结缘的工作；“没有待遇的工作”看起来一无所得，实际上才是真正能获得功德法财的工作。
让我们歌颂工作的权利义务有对等价值的同时，也礼赞“没有待遇的工作”，因为那不但是佛教有缘人的本分，也是一种能让自己拥有无限，获益无穷的生活哲学！
（一九九八年八月）
不叫“薪水”、“待遇”，而叫“单银”，每个月可以领到单银五十元。但是我都将这笔钱拿来订佛教杂志或购买图书送给学生阅读。
后来在宜兰念佛会服务几十年当中，每月收到的三百元单银，我用来添置弘法道具，率领青年到各处布教讲演。当时苏澳到瑞芳所有火车站的站长都皈投三宝座下，宜兰铁路局运务段段长张文炳居士认为我们对宜兰佛教有贡献，因此每次看到我们一行多人搭乘火车到各地布教时，都不收车票钱。让我得以将省下的车资做更多弘法利生的事情，至今想来，仍感念不已。布教之外，我将单银余款购买纪念品、卍字项链和青年朋友结缘。那时耶教盛行，挂十字项链者比比皆是，这些可爱的佛教青年们却将我送他们的卍字项链挂在颈项上，露在衣领外面，穿梭在机关行号、市街大道上，引来许多注目的眼光。每次想到当时的情景，都不禁欢喜鼓舞，因为在那个佛教备受压抑的社会里，在那种民风保守的年代里，他们这种大胆的行动是多么勇敢的事情啊！
佛光山开山之初，每逢周末，台北等地都有许多人成群结队朝山，在早课时皈依三宝，我的红包收入也因此有所增加。我一向没有接受待遇的习惯，所以就将红包聚集起来，为大众购买桌椅、拜垫。几十年来，看到信徒上山，所坐的桌椅、所拜的拜垫，无一不含藏了我诚挚的心意，偶尔在内心也会洋洋自得。
我经常应邀出外弘法，凡到各大专院校讲学，我一概拒绝酬劳，但企业行号、公司工厂等地方，因为是生产单位，我恐怕不接受显得太过矫情，所以收下来之后，就盘算如何用之于大众。甚至于台湾省省训团公务人员集训时，我是讲师之一；成功岭大专青年集训时，我也是教授之一；在文化大学、东海大学，我也曾担任教席，像这些常态性上课的钟点费，我都集合起来购买图书，供大家阅读。现在佛光山别分院几十个图书馆里都有我购买的书籍，当青年们阅读时，虽然不知道书里面有我的心意，但我内心的欢喜，却依然是无与伦比的。
我曾经担任中佛会理监事数十年，也曾在台湾省佛教会各支会被选为理事长、常务理事多次，都没有待遇；甚至我担任常务顾问、评议委员，也都是无给职；我参加各处道场开光剪彩，都不收车马费。虽然做了多少“没有待遇的工作”，初时默默无闻，可是为我一生带来多少善缘。
我和发心的人一样，一生乐于做社会的义工。我曾担任蒙藏委员会的顾问、侨务委员会的委员、法务部的监狱教诲师，凡此都是“没有待遇的工作”，但我做得很欢喜，很自然，因为一直都认为服务大众是自己的本分事，好像生活里的呼吸一样，没有特别的感觉。
我不但自己不做有待遇的工作，甚至办《今日佛教》、《人生杂志》、《普门杂志》、《觉世旬刊》的时候，还要自己义务为文撰稿，自己掏腰包购买邮票、车票、稿纸、信纸。我办佛学院三十余年，曾担任无给职的校长、老师，不但不收学费，还供给学生吃住衣单等等。虽然都是一些“没有待遇的工作”，但当我看到多少社会人士得度，多少佛教青年成才，比什么报偿都来得更加欣慰。
现在佛光山各别分院办中文学校、才艺班，我希望他们不要收费，但徒众却说社会上请来的老师需要有钟点费，因为“因果业报平等”固然是佛门人士秉持的心念，但社会的游戏规则却是“义务权利对等”，我觉得这是无可厚非之事，因此也顺应时代需要，让大家都能各得其所，各取所需。
所以，没有待遇的工作不一定好，有待遇的工作也不是不好。尤其我个人认为，想要未来的佛教有光明的前途，必须提供权利、义务对等的工作，不能只希望别人长期义务奉献。
过去多少年来，我看到前来佛门发心的人都是一些在社会上年老退休以后，已经不计较，也不需要金钱来养活家人和自己，才将残余岁月的力量全心奉献给佛教，自忖：“这样的帮忙，能够成就多少事业呢？佛门对于一些工作人员也应当给予合理的‘待遇’。”所以当我成立普门中学、佛光出版社、普门杂志、佛光大学等等时，对于所聘的专职员工，都支付薪津报酬，因为有了待遇，才能解决生活问题，才能无后顾之忧，全心全意地为弘法利生而奉献自己。如果个人不需要外财负担家计，有了佛法，内心必定会更加富有，所以也不必拒绝接受待遇，所谓“有无一如”，不执不拒，无住生心的中道生活是最善美的一种修行境界。
此外，我认为，佛门对于一些学有专精，却心甘情愿在宗教里奉献、不要求待遇的人，也应该给予发展的渠道。像高呈毅先生从退休以后，大陆邀请他前往指导长江三峡的建坝工程，但他却婉辞这项待遇优渥的工作，宁愿殚精竭虑发心参与策划佛光大学的建校工程；嘉义东元电机公司的老板游次郎先生自愿监督南华管理学院的工程事宜；住在高雄的余陈月瑛女士为了佛光山的事经常到各个阶层奔走发言，我曾取笑她说：“你比佛光山的住持更像佛光山的住持。”她听到这句话，也莞尔一笑。台北的舒建中律师、高雄的苏盈贵律师、专科职校的陈潮派老师等保护佛光山如同自己的性命一样。我想，即使给予再优厚的待遇，恐怕也找不到如此献身献命的人。感念之余，我对他们备加敬重礼遇。从他们的身上，我深深感到：“没有待遇的工作”实则收到的待遇更多。
普门中学教职员的待遇按照一般公立学校来发给月薪，而佛光山徒众没有待遇，只有每个月三百元的零用金。但有一次普门中学一位老师将薪水用罄之后，向佛光山一位职事说：“将你的三百元也借给我好吗？”可见得有待遇的人，不见得有，不见得多；“没有待遇”的人，也不见得少，不见得无。
今年（一九九八年）二月，我在印度传授三坛大戒，邀请二十多个国家的戒师穿越千山万水，前来担任戒场教诫工作，没有一个人要求待遇多少。出家僧伽为弘法利生而摩顶放踵，不计利益的美德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啊！巴西佛光会的张会长不但舍宅为寺，又再添购大笔土地，计划建设南美第一大寺，将来还要办南美洲佛学院；美国休士顿佛光会的赵会长不但购地建寺，还到处张罗建设基金。现代居士大德为兴教利生而勇往直前，出钱出力的精神是多么令人敬佩啊！比起大多数人锱铢必较的普遍心态，佛教的无相功德不是更丰富、更圆满吗？所以，有，是有限，有量，有穷，有尽；无，是无限，无量，无穷，无尽。“没有待遇的工作”，实际上拥有了更多、更大、更宽、更广的世界。
我不但个人不曾要求“有待遇的工作”，甚至佛光山开山建寺，也是“以无为有”，经常今日不知明日粮，日日难过日日过，正应了古人的诗偈：“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但我时时刻刻都觉得法喜充满，希望无限。《般若心经》说：“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真是一点儿也不错。所以，“没有待遇的工作”看起来一文不名，实际上是心甘情愿、欢喜结缘的工作；“没有待遇的工作”看起来一无所得，实际上才是真正能获得功德法财的工作。
让我们歌颂工作的权利义务有对等价值的同时，也礼赞“没有待遇的工作”，因为那不但是佛教有缘人的本分，也是一种能让自己拥有无限，获益无穷的生活哲学！
（一九九八年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