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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役中的罗马战俘，这10000多人有的留在安息，有的被转卖或流亡到中亚，其中一部分人有可能在康居充当了匈奴雇佣军。
根据古罗马文书，罗马对中国的认识还处在“赛里斯”神话阶段，当然不会有派人出使中国的记载。但《后汉书》却明确记载，东汉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一位罗马使者到达洛阳，“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通焉”。这件事的真实性无可置疑，“安敦”就是当时在位的罗马皇帝安东尼·庇乌（anninlepieu）。这位罗马使者从日南（今越南）入境，大概没有走丝绸之路，而是乘船从印度洋而来。文书上没有记载他的旅行路线，甚至没记下他的名字，只记下他进贡的礼品。这位自信的使者可能认为他献给汉朝皇帝的都是无价之宝，但在洛阳宫廷里，这些不过是司空见惯的普通物品。欧洲人的第一次东方外交似乎没有引起中国人的关注。
使者还带来了罗马皇帝希望与中国通商的愿望：“（大秦）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彩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这位使者向汉朝皇帝详细介绍了罗马的情况，加上甘英出使带回的情报，中国人对罗马的认识清晰多了，排除了以前那些神话传说。《后汉书·西域传》中介绍大秦国的一段叙述，相当精彩准确：
“大秦国一名犁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地方数千里，有四百余城。小国役属者数十。”有的学者认为，“犁鞬”就是亚历山大城的译音。
“（大秦）以石为城郭，列置邮亭，皆垩塈之……皆髡头而衣文绣，乘辎白盖小车，出入击鼓，建旌旗幡帜。所居城邑，周圜百余里。城中有五宫，相去各十里。宫室皆以水精为柱，食器亦然。”这段文字描述了罗马城都用白灰涂屋顶，罗马男人都理短发（中国人剃发是一种刑罚），穿有刺绣图案的服装，宫殿和餐具多用玻璃。可见当时汉人还不了解大理石与玻璃的区别。
《后汉书》还记载了罗马的政治制度：“常使一人持囊随王车，人有言事者，即以书投囊中，王至宫发省，理其枉直。各有官曹文书。置三十六将，皆会议国事。其王无有常人，皆简立贤者。国中灾异及风雨不时，辄废而更立，受放者甘黜不怨。”
看来，汉朝人已经较为清楚地了解到罗马的议会和执政官选举制度，并以欣赏的口吻提到它。令汉朝人难以理解的是，国王被废黜为什么不怨，因为在汉朝，皇权是一日都不可缺少的。特别是安敦使节来中国时正值桓帝在位，外戚、宦官轮流弄权，汉朝政治乌烟瘴气，正直的士人不是被杀，就是入狱，东汉王朝已经走向末路。东西方的权力观念如此不同，汉朝人只能把罗马人的轮流执政理解为道德的高尚。他们不知道，在恺撒之后，个人专制在罗马就很难行得通了。
在东西方世界开始互相寻找的时候，中国人更多地接触了罗马人，这是一个极好的交流机会。如果中国人继续保持张骞和班超的开拓精神和冒险精神，把丝绸之路一直延伸到罗马城，一定会大大促进世界的文明进程。但中国人没有把握住这个机会。几十年后，由于东汉朝廷的黑暗和腐败，导致了魏晋南北朝(公元220年—公元589年）300多年的分裂和战乱，丝绸之路开闭无常，东西方陆路交通往来进入了低潮期。此后，直至繁荣昌盛的中国唐朝，丝绸之路才重新贯通，成为重要的国际商贸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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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役中的罗马战俘，这10000多人有的留在安息，有的被转卖或流亡到中亚，其中一部分人有可能在康居充当了匈奴雇佣军。
根据古罗马文书，罗马对中国的认识还处在“赛里斯”神话阶段，当然不会有派人出使中国的记载。但《后汉书》却明确记载，东汉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一位罗马使者到达洛阳，“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通焉”。这件事的真实性无可置疑，“安敦”就是当时在位的罗马皇帝安东尼·庇乌（anninlepieu）。这位罗马使者从日南（今越南）入境，大概没有走丝绸之路，而是乘船从印度洋而来。文书上没有记载他的旅行路线，甚至没记下他的名字，只记下他进贡的礼品。这位自信的使者可能认为他献给汉朝皇帝的都是无价之宝，但在洛阳宫廷里，这些不过是司空见惯的普通物品。欧洲人的第一次东方外交似乎没有引起中国人的关注。
使者还带来了罗马皇帝希望与中国通商的愿望：“（大秦）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彩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这位使者向汉朝皇帝详细介绍了罗马的情况，加上甘英出使带回的情报，中国人对罗马的认识清晰多了，排除了以前那些神话传说。《后汉书·西域传》中介绍大秦国的一段叙述，相当精彩准确：
“大秦国一名犁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地方数千里，有四百余城。小国役属者数十。”有的学者认为，“犁鞬”就是亚历山大城的译音。
“（大秦）以石为城郭，列置邮亭，皆垩塈之……皆髡头而衣文绣，乘辎白盖小车，出入击鼓，建旌旗幡帜。所居城邑，周圜百余里。城中有五宫，相去各十里。宫室皆以水精为柱，食器亦然。”这段文字描述了罗马城都用白灰涂屋顶，罗马男人都理短发（中国人剃发是一种刑罚），穿有刺绣图案的服装，宫殿和餐具多用玻璃。可见当时汉人还不了解大理石与玻璃的区别。
《后汉书》还记载了罗马的政治制度：“常使一人持囊随王车，人有言事者，即以书投囊中，王至宫发省，理其枉直。各有官曹文书。置三十六将，皆会议国事。其王无有常人，皆简立贤者。国中灾异及风雨不时，辄废而更立，受放者甘黜不怨。”
看来，汉朝人已经较为清楚地了解到罗马的议会和执政官选举制度，并以欣赏的口吻提到它。令汉朝人难以理解的是，国王被废黜为什么不怨，因为在汉朝，皇权是一日都不可缺少的。特别是安敦使节来中国时正值桓帝在位，外戚、宦官轮流弄权，汉朝政治乌烟瘴气，正直的士人不是被杀，就是入狱，东汉王朝已经走向末路。东西方的权力观念如此不同，汉朝人只能把罗马人的轮流执政理解为道德的高尚。他们不知道，在恺撒之后，个人专制在罗马就很难行得通了。
在东西方世界开始互相寻找的时候，中国人更多地接触了罗马人，这是一个极好的交流机会。如果中国人继续保持张骞和班超的开拓精神和冒险精神，把丝绸之路一直延伸到罗马城，一定会大大促进世界的文明进程。但中国人没有把握住这个机会。几十年后，由于东汉朝廷的黑暗和腐败，导致了魏晋南北朝(公元220年—公元589年）300多年的分裂和战乱，丝绸之路开闭无常，东西方陆路交通往来进入了低潮期。此后，直至繁荣昌盛的中国唐朝，丝绸之路才重新贯通，成为重要的国际商贸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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