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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新四军由50万人减少到约40万人。华北平原地区的一些抗日民主政权被摧毁，抗日根据地面积缩小，根据地总人口由1亿减少到5千万人口以下。敌后可耕地被大量毁坏，难以正常生产。日军又大肆抢夺粮食和牲畜，造成严重饥荒，企图破坏敌后抗日根据地经济，毁灭抗日力量的生存条件。
在这期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集团认为，对日战争的胜利是不容怀疑的。但他认为，不断发展壮大的中共军事力量，将成为未来中国的主要问题。因而，国民政府不仅继续停止发放八路军、新四军的薪饷、弹药、被服等物资，而且用胡宗南所部十几万军队，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断绝外界对陕甘宁边区的援助和经济联系。
日军在总结对敌后抗日根据地作战经验后认为：剿共一事，仅靠武力进行讨伐，不能取得成效。必须以积极顽强的努力和统一发挥军、政、民的力量，采取多元的综合措施。他们以“扫荡”为主要作战形势，又实行“清乡”、“蚕食”、“治安强化运动”等多种形式的进攻。
从1941年月到194年1月，日军在华北地区连续5次，推行以**与“建立东亚新秩序”为中心口号的“治安强化运动”，把整个华北划为治安区（即敌占区）、准治安区（即中日双方争夺的游击区）、非治安区（即抗日根据地）。分别采取不同政策：
在其占领区，普遍建立汉奸组织，强化保甲制度，筑寨并村，组织“自卫团”、“守备队”、“治安军，清查户口，颁发“良民证”；实行“十户连坐法”（一户抗日，十户皆杀），搜捕共X党人和抗日群众，镇压一切反日运动；统制钢、铁和锌等战略物资，垄断、吞并工商业，勒令种植鸦片，大量掠夺粮食，推行口粮配给制度；组编“勤劳奉公队”，大肆压榨劳工；进行奴化教育和政治欺骗，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
在游击区，大量修筑公路网、碉堡群、封锁沟、封锁墙和岗楼。以防止人民武装深入游击区和敌占区活动。
对抗日根据地，则不断进行蚕食，并发动空前残酷的毁灭性的“扫荡”。
中共面对如此巨大的困难，决定开展全面的对敌斗争。在军事、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方面展开斗争，避免单纯在军事上同敌人硬拼。要求不断消耗和削弱敌人，保存和积蓄自己的力量。要做到这一点，中共认为，关键是实行统一领导，协同各方面的工作。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根据地领导的统一与一元化”的规定，中央代表机关（中央局、分局）及各级党委是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党委书记兼同级部队的政治委员，严格实行精兵简政。同时，健全主力兵团、地方兵团和民兵自卫队三结合的武装体制。主力兵团是骨干，地方兵团和民兵则是强大的后备力量。
在敌情严重的情况下，可以施行主力兵团地方化，群众化的原则，以达到有利的分散；情况好转和便于发展时，地方兵团、民兵也可以在一定条件下集合起来，配合主力兵团或转化为主力兵团去完成较大的作战和发展任务。采取多种多样的斗争形式，坚决打击“清剿”之敌，挫败日军的“治安强化运动。”
在华中敌后，斗争的紧张场面和华北达到同等程度。194年春到194年末，新四军也实行了精兵简政政策，实行武装斗争同非武装斗争相配合的方法。主力兵团相机转移和相机突击，地方兵团和民兵就地坚持和就地开展游击战。地方党政机关全部军事化、游击化，在任何情况下留原地分散隐伏，坚持斗争。对集中的敌人采取袭扰，对分散的敌人采取围歼，对下乡的伪军不让他们安全回到原地，使日伪军顾此失彼。由于这些正确而灵活的对敌斗争方针策略，打击了日伪军的清乡计划，根据地军民在反清乡斗争中锻炼得更加坚强。
在极其艰苦的反扫荡、反清乡斗争中，敌后军民创造了很多极为有效的歼敌方法，如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破袭战、水上游击战、敌后武工队等，发展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
武装工作队是敌后军民为扭转反扫荡的被动局面，争取对敌斗争的主动而创造出来的。194年春季，在华北反扫荡战斗中，首先实行敌进我进的方针，就是当日伪军向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清剿、蚕食时，根据地军队也以一部分力量深入敌占区，广泛开展军事、政治攻势，锄掉死心塌地的汉奸，争取伪军、伪组织的成员反正，并引导他们在实当范围内为抗日作一些有益工作。
这部分人民武装力量，逐步发展成为深入敌人心脏地区活动的武装工作队。每个队员既是战斗员，又是宣传员、组织员；既能打仗，又能独立进行各项宣传和发动群众的工作。他们深入到敌占区，以军事斗争同政治斗争相结合，公开斗争同隐蔽斗争相结合，广泛发动群众揭露敌人，搜集情报，锄奸反特，破坏日、伪统治秩序，争取并瓦解伪军和伪组织，发动秘密武装，建立两面政权，形成隐蔽根据地。把日伪统治的心脏地区变成打击敌人的前沿阵地。在敌人的碉堡附近，常能听到武工队员展开政治攻势的声音。武工队员还访问伪军家属，要他们转告自己的亲属早日弃恶从善。日伪军抢粮时，武工队员及时出现，帮群众进行抵抗，夺回粮食。这样，日军在所谓的“治安区”，也得不到安宁。
从1941年至194年，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民兵共作战4万千余次，毙伤俘日伪军万1千余人。敌后军民的反扫荡斗争，牵制消灭了大量日军和90%以上的伪军，成为坚持中国长期抗战的重要因素之一。为同盟国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谱写出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如1941年8月1日，日寇包围冀中献县东辛庄，威逼村民交出英勇善战的回民支队司令员马本斋的母亲，当场杀死数人，马本斋的母亲不忍群众被杀害，挺身而出。敌人对她威胁利诱，要她写信劝儿子投降。马本斋的母亲痛斥日寇说：“我是中国人，一向不知有投降二字。”她坚贞不屈，绝食而死。
在这段艰难的时期，中共还采取了各种有力的政策措施克服困难，巩固抗日根据地。为了减轻根据地人民的负担，主力部队和政府机关实行精兵简政。为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并团结各阶层人士一起抗日，进一步贯彻执行“三三制”政权和减租减息的政策。为密切军政、军民关系，在军队中开展“拥政爱民”运动，在地方的人民群众中开展“拥军优属”运动，团结一切力量，调动一切因素，共渡难关。
为了克服严重的物质生活困难，坚持抗战而不过于加重人民的负担，抗日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大生产运动的总方针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针对以个体经济为基础的、被敌人分割的、进行游击战争的农村环境，中共中央制定了一系列具体方针：军队、政府机关和学校发展自给经济，是抗日根据地大生产运动中的一个创造。军队的生产自给，形势上违背了分工的原则，似乎是落后的、倒退的。但是具有重大意义，它使中共的军队克服了生活物资匮乏的困难，得以改善生活，同时也减轻了人民的赋税负担，足以支持长期战争。中共中央在陕甘宁边区带头实行这项政策。
1941年初，中共中央命令八路军第59旅开赴南泥湾实行军垦屯田。从月起，王震率第59旅陆续开进荒无人烟但土质肥沃、适于开垦的南泥湾。他们在缺乏生产资金和生产工具的极端困难情况下，发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一面动手开挖窑洞解决住宿问题，一面勘察开荒的地区，学习耕作技术，制作生产工具，动手开垦荒地。与此同时，在延安的党政军学各界数万人投入大生产运动。中共的主要领导人毛X东、张闻天、朱德、任弼时等，也亲自参加生产劳动。
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健康发展，成就显著。农业和工商业的产值迅速增长，人民负担大大减轻，军民生活明显改善。194年到1944年的年中，陕甘宁边区共开垦荒地00多万亩。到1945年，边区农民大部分做到了“耕三余一”，部分做到了耕一余一。八路军第59旅到1944年，除吃用全部自给外，达到了“耕一余一”，成为全军大生产运动的旗帜。
陕甘宁边区农民所交的公粮，1941年占总收获量的1.58%，194年降至不足9%。从194年起，敌后抗日根据地人民的负担也只占总收入的14%左右，按照此时的生活水平，实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要求。中共终于克服了难以想像的困难，在困境中再一次站立起来了。
就在此时，抗战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日寇为了扭转其必然失败的命运，企图打通大陆交通线，集中了近百万大军，向国民党军队发动大规模进攻，从而使中共再次得到了大发展机遇。
在共同对抗法西斯轴心国家联盟建立的同时，国际外交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如何处理与英美苏等大国间的关系，确立中国的独立自主地位，成为国民政府的重要工作。那么，在二战期间，国民政府是如何进行这方面的工作呢？（未完待续）
军、新四军由50万人减少到约40万人。华北平原地区的一些抗日民主政权被摧毁，抗日根据地面积缩小，根据地总人口由1亿减少到5千万人口以下。敌后可耕地被大量毁坏，难以正常生产。日军又大肆抢夺粮食和牲畜，造成严重饥荒，企图破坏敌后抗日根据地经济，毁灭抗日力量的生存条件。
在这期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集团认为，对日战争的胜利是不容怀疑的。但他认为，不断发展壮大的中共军事力量，将成为未来中国的主要问题。因而，国民政府不仅继续停止发放八路军、新四军的薪饷、弹药、被服等物资，而且用胡宗南所部十几万军队，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断绝外界对陕甘宁边区的援助和经济联系。
日军在总结对敌后抗日根据地作战经验后认为：剿共一事，仅靠武力进行讨伐，不能取得成效。必须以积极顽强的努力和统一发挥军、政、民的力量，采取多元的综合措施。他们以“扫荡”为主要作战形势，又实行“清乡”、“蚕食”、“治安强化运动”等多种形式的进攻。
从1941年月到194年1月，日军在华北地区连续5次，推行以**与“建立东亚新秩序”为中心口号的“治安强化运动”，把整个华北划为治安区（即敌占区）、准治安区（即中日双方争夺的游击区）、非治安区（即抗日根据地）。分别采取不同政策：
在其占领区，普遍建立汉奸组织，强化保甲制度，筑寨并村，组织“自卫团”、“守备队”、“治安军，清查户口，颁发“良民证”；实行“十户连坐法”（一户抗日，十户皆杀），搜捕共X党人和抗日群众，镇压一切反日运动；统制钢、铁和锌等战略物资，垄断、吞并工商业，勒令种植鸦片，大量掠夺粮食，推行口粮配给制度；组编“勤劳奉公队”，大肆压榨劳工；进行奴化教育和政治欺骗，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
在游击区，大量修筑公路网、碉堡群、封锁沟、封锁墙和岗楼。以防止人民武装深入游击区和敌占区活动。
对抗日根据地，则不断进行蚕食，并发动空前残酷的毁灭性的“扫荡”。
中共面对如此巨大的困难，决定开展全面的对敌斗争。在军事、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方面展开斗争，避免单纯在军事上同敌人硬拼。要求不断消耗和削弱敌人，保存和积蓄自己的力量。要做到这一点，中共认为，关键是实行统一领导，协同各方面的工作。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根据地领导的统一与一元化”的规定，中央代表机关（中央局、分局）及各级党委是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党委书记兼同级部队的政治委员，严格实行精兵简政。同时，健全主力兵团、地方兵团和民兵自卫队三结合的武装体制。主力兵团是骨干，地方兵团和民兵则是强大的后备力量。
在敌情严重的情况下，可以施行主力兵团地方化，群众化的原则，以达到有利的分散；情况好转和便于发展时，地方兵团、民兵也可以在一定条件下集合起来，配合主力兵团或转化为主力兵团去完成较大的作战和发展任务。采取多种多样的斗争形式，坚决打击“清剿”之敌，挫败日军的“治安强化运动。”
在华中敌后，斗争的紧张场面和华北达到同等程度。194年春到194年末，新四军也实行了精兵简政政策，实行武装斗争同非武装斗争相配合的方法。主力兵团相机转移和相机突击，地方兵团和民兵就地坚持和就地开展游击战。地方党政机关全部军事化、游击化，在任何情况下留原地分散隐伏，坚持斗争。对集中的敌人采取袭扰，对分散的敌人采取围歼，对下乡的伪军不让他们安全回到原地，使日伪军顾此失彼。由于这些正确而灵活的对敌斗争方针策略，打击了日伪军的清乡计划，根据地军民在反清乡斗争中锻炼得更加坚强。
在极其艰苦的反扫荡、反清乡斗争中，敌后军民创造了很多极为有效的歼敌方法，如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破袭战、水上游击战、敌后武工队等，发展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
武装工作队是敌后军民为扭转反扫荡的被动局面，争取对敌斗争的主动而创造出来的。194年春季，在华北反扫荡战斗中，首先实行敌进我进的方针，就是当日伪军向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清剿、蚕食时，根据地军队也以一部分力量深入敌占区，广泛开展军事、政治攻势，锄掉死心塌地的汉奸，争取伪军、伪组织的成员反正，并引导他们在实当范围内为抗日作一些有益工作。
这部分人民武装力量，逐步发展成为深入敌人心脏地区活动的武装工作队。每个队员既是战斗员，又是宣传员、组织员；既能打仗，又能独立进行各项宣传和发动群众的工作。他们深入到敌占区，以军事斗争同政治斗争相结合，公开斗争同隐蔽斗争相结合，广泛发动群众揭露敌人，搜集情报，锄奸反特，破坏日、伪统治秩序，争取并瓦解伪军和伪组织，发动秘密武装，建立两面政权，形成隐蔽根据地。把日伪统治的心脏地区变成打击敌人的前沿阵地。在敌人的碉堡附近，常能听到武工队员展开政治攻势的声音。武工队员还访问伪军家属，要他们转告自己的亲属早日弃恶从善。日伪军抢粮时，武工队员及时出现，帮群众进行抵抗，夺回粮食。这样，日军在所谓的“治安区”，也得不到安宁。
从1941年至194年，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民兵共作战4万千余次，毙伤俘日伪军万1千余人。敌后军民的反扫荡斗争，牵制消灭了大量日军和90%以上的伪军，成为坚持中国长期抗战的重要因素之一。为同盟国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谱写出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如1941年8月1日，日寇包围冀中献县东辛庄，威逼村民交出英勇善战的回民支队司令员马本斋的母亲，当场杀死数人，马本斋的母亲不忍群众被杀害，挺身而出。敌人对她威胁利诱，要她写信劝儿子投降。马本斋的母亲痛斥日寇说：“我是中国人，一向不知有投降二字。”她坚贞不屈，绝食而死。
在这段艰难的时期，中共还采取了各种有力的政策措施克服困难，巩固抗日根据地。为了减轻根据地人民的负担，主力部队和政府机关实行精兵简政。为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并团结各阶层人士一起抗日，进一步贯彻执行“三三制”政权和减租减息的政策。为密切军政、军民关系，在军队中开展“拥政爱民”运动，在地方的人民群众中开展“拥军优属”运动，团结一切力量，调动一切因素，共渡难关。
为了克服严重的物质生活困难，坚持抗战而不过于加重人民的负担，抗日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大生产运动的总方针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针对以个体经济为基础的、被敌人分割的、进行游击战争的农村环境，中共中央制定了一系列具体方针：军队、政府机关和学校发展自给经济，是抗日根据地大生产运动中的一个创造。军队的生产自给，形势上违背了分工的原则，似乎是落后的、倒退的。但是具有重大意义，它使中共的军队克服了生活物资匮乏的困难，得以改善生活，同时也减轻了人民的赋税负担，足以支持长期战争。中共中央在陕甘宁边区带头实行这项政策。
1941年初，中共中央命令八路军第59旅开赴南泥湾实行军垦屯田。从月起，王震率第59旅陆续开进荒无人烟但土质肥沃、适于开垦的南泥湾。他们在缺乏生产资金和生产工具的极端困难情况下，发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一面动手开挖窑洞解决住宿问题，一面勘察开荒的地区，学习耕作技术，制作生产工具，动手开垦荒地。与此同时，在延安的党政军学各界数万人投入大生产运动。中共的主要领导人毛X东、张闻天、朱德、任弼时等，也亲自参加生产劳动。
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健康发展，成就显著。农业和工商业的产值迅速增长，人民负担大大减轻，军民生活明显改善。194年到1944年的年中，陕甘宁边区共开垦荒地00多万亩。到1945年，边区农民大部分做到了“耕三余一”，部分做到了耕一余一。八路军第59旅到1944年，除吃用全部自给外，达到了“耕一余一”，成为全军大生产运动的旗帜。
陕甘宁边区农民所交的公粮，1941年占总收获量的1.58%，194年降至不足9%。从194年起，敌后抗日根据地人民的负担也只占总收入的14%左右，按照此时的生活水平，实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要求。中共终于克服了难以想像的困难，在困境中再一次站立起来了。
就在此时，抗战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日寇为了扭转其必然失败的命运，企图打通大陆交通线，集中了近百万大军，向国民党军队发动大规模进攻，从而使中共再次得到了大发展机遇。
在共同对抗法西斯轴心国家联盟建立的同时，国际外交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如何处理与英美苏等大国间的关系，确立中国的独立自主地位，成为国民政府的重要工作。那么，在二战期间，国民政府是如何进行这方面的工作呢？（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