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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的11月，我的母亲出生在一个普通的铁路职工的家庭，家里兄弟姐妹四个，有一个哥哥、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
记得有一次老姨收拾姥姥的大衣柜，她拿出一个小红袋子，里面除了装她的首饰、一些旧钱币，竟然还有粮本。这种只有在历史书或者博物馆才能看见的古董级东西，记忆中的本子是红色的，上面记着一家一共几口人，几个大人，几个小孩，一个月多少斤粮食。姥爷家只是个普通职工家庭，听长辈们说过，那个时候计划经济，供应粮食，粮食量是固定的，不像现在可以无限量的购买。可无论是什么时候，姥爷都没有让家里困难过。长大之后，对姥爷有所了解之后，作为家庭的一员，我深深地坚信这样一个顶天又立地的男人会给家带来满满的安全感。
听姥姥说，母亲在两岁的时候生了一场大病，那一场大病让母亲差点夭折。姥姥说，妈妈小的时候长得很白很白、也很懂事听话。有一次妈妈发着高烧，姥姥在医院抱着妈妈，以为妈妈怕是活不成了，可是后来还是挺过来了。妈妈有一次自己玩儿，找不到她了，后来姥姥发现妈妈竟然跑厕所去了。
妈妈说，有一天家里的孩子都没在家，她生病了，姥姥给她烙了一张白面饼。她躺在炕上，把饼撕成一块块地吃。我望着母亲眷恋开心的表情，我想那时的她一定感觉特别幸福。
在母亲小的时候，姥爷家就修建了方方正正的房子和院子。大概是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姥爷家算是条件比较不错的了，是第一个买黑白电视的，也是第一个买彩色电视的人家。在母亲的众多照片里可以看出，她小时候时常就可以照上一张照片，等母亲到了十几岁，妈妈身上穿的衣服放在现在都不过时，各种颜色的呢子大衣、西装、衬衫、皮鞋、皮夹克、运动鞋......去照相馆照相的时候，母亲穿着长长的呢子大衣，围着长长的白围巾，刘海整齐往里弯和现在的空气刘海一样；上身穿着肥大的皮夹克，下身穿着紧腿黑裤，而脚上的那双白色运动鞋特别像现在流行的老爹鞋；格子套装西服和西裤，脚上的皮鞋是系带的；还有一张照片是姥爷和妈妈还有妈妈的姑姑出门，在一家名宾馆前照的，妈妈穿了一身淡蓝色的呢子大衣，而在那个时候还几乎没有这个颜色的衣服呢！姥爷的身上穿着黑色的长呢子大衣，围着褐色的格子围巾，头上戴着妮子材质的贝雷帽。
记忆中姥爷家的卧室、走廊的窗台和地上都是满满的花盆，有一年走廊的窗台上开满了粉色和红色的花，整堵墙都是满满的花朵。而走廊的对面就是妈妈和老姨的闺房，方方正正的一小间，南面的方向是和那一面花相对的玻璃窗，很多时候阳光会透过两层窗户射进来，无比温暖。偶尔冬天的时候，外面走廊里面的那一层玻璃上面是挂着哈气的，那些鲜美的花朵在朦朦胧胧的映衬下显得更加娇羞了一些；还有一间房子，里面除了放杂货，还养着各种各样的鸟，姥爷每天都会给小鸟喂小米和鸡蛋黄；院子里有狗舍，都是很多腿很长的赛狗，姥爷冬天的时候喜欢带着它们出去打猎；狗舍靠近门口的一小间是鸽子房，白天的时候给鸽子撒些玉米吃，它们爱往哪儿飞就往哪儿飞，等晚上它们就回来了；院子前面一半的地方养了几只羊，每天早上姥爷就会挤一大盆新鲜的山羊奶，让姥姥用锅给烧开，放在桌子上，一人喝上一碗；两间无用的仓库养着各种鸡、鸭、鹅、乌鸡、火鸡；后面的院子里种着各种果树，有海棠果树、小苹果树、樱桃树、两棵大杏树；有专门种小菜的地方、有专门种大棵秧苗的地方，还有专门种各种苦瓜和南瓜的地方。
总之，这是我对姥姥家的记忆，从妈妈小时候一直到后来我慢慢长大，那里有着两辈人的回忆。
1989年
妈妈初中毕业那年19岁，父亲18岁。那个年代的人真的很简单，不会像现在有鲜花和巧克力这样的礼物，更不像现在的年轻人有烛光表白或者是楼下高喊这样的疯狂。父亲写了一封信托张舒的二叔转交给了妈妈，再后来妈妈就同意了。
母亲在B市学缝纫裁剪，姥爷半个月或者一个月给母亲去送一次生活费。那个时候父亲比较会来事儿，也就是俗称的“有眼力见儿”。父亲每天都把鞋刷得白白的，去姥爷家主动帮忙干活。姥爷见小伙挺懂事的，也就没多想，也就默许了。
可是姥姥一直不同意，她说我奶奶家穷，而且那一家子人（品）也不行。可母亲还是很执着地和父亲在一起。
他们在一起谈了五年的恋爱。听老姨说，这期间母亲向父亲提出过分手，可是父亲死活不同意。（可是在我看来，好的爱情不是谁离不开谁，是谁从没想过要离开过谁，当你有过想要放弃或者是决断一份感情的时候，必然是经过了当时你认为比较缜密的思考的，有你认为它会失败的必然原因。我不反对有些复合，只不过复合的时候要想清楚，那些你认为两个人无法走下去的问题是否得到了有效的解决。而不是盲目的一句“舍不得”和“习惯了”）
1993
就在这一年的冬天，父亲和母亲结婚了。
一开始，父亲和母亲的婚房是在奶奶家的西屋，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东西屋”。家具是老姑夫给做的（后来听说姑父是木匠出身）。屋里没有电视，姥爷给买的洗衣机、缝纫机、还有床头上的小摆件和花瓶。
结婚那天，母亲穿着粉红色的妮子外套、黑色的裤子、黑色的厚底大皮鞋。母亲头上戴着粉色的花环，就是那种用铁丝裹纸穿编起来的粉色布制花朵。母亲坐在车上，副驾驶的“压轿”小男孩是我的大表哥。母亲回忆说，结婚那天的饭菜很差，没有什么好吃的，面肠还是自己家灌的。
1971年的11月，我的母亲出生在一个普通的铁路职工的家庭，家里兄弟姐妹四个，有一个哥哥、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
记得有一次老姨收拾姥姥的大衣柜，她拿出一个小红袋子，里面除了装她的首饰、一些旧钱币，竟然还有粮本。这种只有在历史书或者博物馆才能看见的古董级东西，记忆中的本子是红色的，上面记着一家一共几口人，几个大人，几个小孩，一个月多少斤粮食。姥爷家只是个普通职工家庭，听长辈们说过，那个时候计划经济，供应粮食，粮食量是固定的，不像现在可以无限量的购买。可无论是什么时候，姥爷都没有让家里困难过。长大之后，对姥爷有所了解之后，作为家庭的一员，我深深地坚信这样一个顶天又立地的男人会给家带来满满的安全感。
听姥姥说，母亲在两岁的时候生了一场大病，那一场大病让母亲差点夭折。姥姥说，妈妈小的时候长得很白很白、也很懂事听话。有一次妈妈发着高烧，姥姥在医院抱着妈妈，以为妈妈怕是活不成了，可是后来还是挺过来了。妈妈有一次自己玩儿，找不到她了，后来姥姥发现妈妈竟然跑厕所去了。
妈妈说，有一天家里的孩子都没在家，她生病了，姥姥给她烙了一张白面饼。她躺在炕上，把饼撕成一块块地吃。我望着母亲眷恋开心的表情，我想那时的她一定感觉特别幸福。
在母亲小的时候，姥爷家就修建了方方正正的房子和院子。大概是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姥爷家算是条件比较不错的了，是第一个买黑白电视的，也是第一个买彩色电视的人家。在母亲的众多照片里可以看出，她小时候时常就可以照上一张照片，等母亲到了十几岁，妈妈身上穿的衣服放在现在都不过时，各种颜色的呢子大衣、西装、衬衫、皮鞋、皮夹克、运动鞋......去照相馆照相的时候，母亲穿着长长的呢子大衣，围着长长的白围巾，刘海整齐往里弯和现在的空气刘海一样；上身穿着肥大的皮夹克，下身穿着紧腿黑裤，而脚上的那双白色运动鞋特别像现在流行的老爹鞋；格子套装西服和西裤，脚上的皮鞋是系带的；还有一张照片是姥爷和妈妈还有妈妈的姑姑出门，在一家名宾馆前照的，妈妈穿了一身淡蓝色的呢子大衣，而在那个时候还几乎没有这个颜色的衣服呢！姥爷的身上穿着黑色的长呢子大衣，围着褐色的格子围巾，头上戴着妮子材质的贝雷帽。
记忆中姥爷家的卧室、走廊的窗台和地上都是满满的花盆，有一年走廊的窗台上开满了粉色和红色的花，整堵墙都是满满的花朵。而走廊的对面就是妈妈和老姨的闺房，方方正正的一小间，南面的方向是和那一面花相对的玻璃窗，很多时候阳光会透过两层窗户射进来，无比温暖。偶尔冬天的时候，外面走廊里面的那一层玻璃上面是挂着哈气的，那些鲜美的花朵在朦朦胧胧的映衬下显得更加娇羞了一些；还有一间房子，里面除了放杂货，还养着各种各样的鸟，姥爷每天都会给小鸟喂小米和鸡蛋黄；院子里有狗舍，都是很多腿很长的赛狗，姥爷冬天的时候喜欢带着它们出去打猎；狗舍靠近门口的一小间是鸽子房，白天的时候给鸽子撒些玉米吃，它们爱往哪儿飞就往哪儿飞，等晚上它们就回来了；院子前面一半的地方养了几只羊，每天早上姥爷就会挤一大盆新鲜的山羊奶，让姥姥用锅给烧开，放在桌子上，一人喝上一碗；两间无用的仓库养着各种鸡、鸭、鹅、乌鸡、火鸡；后面的院子里种着各种果树，有海棠果树、小苹果树、樱桃树、两棵大杏树；有专门种小菜的地方、有专门种大棵秧苗的地方，还有专门种各种苦瓜和南瓜的地方。
总之，这是我对姥姥家的记忆，从妈妈小时候一直到后来我慢慢长大，那里有着两辈人的回忆。
1989年
妈妈初中毕业那年19岁，父亲18岁。那个年代的人真的很简单，不会像现在有鲜花和巧克力这样的礼物，更不像现在的年轻人有烛光表白或者是楼下高喊这样的疯狂。父亲写了一封信托张舒的二叔转交给了妈妈，再后来妈妈就同意了。
母亲在B市学缝纫裁剪，姥爷半个月或者一个月给母亲去送一次生活费。那个时候父亲比较会来事儿，也就是俗称的“有眼力见儿”。父亲每天都把鞋刷得白白的，去姥爷家主动帮忙干活。姥爷见小伙挺懂事的，也就没多想，也就默许了。
可是姥姥一直不同意，她说我奶奶家穷，而且那一家子人（品）也不行。可母亲还是很执着地和父亲在一起。
他们在一起谈了五年的恋爱。听老姨说，这期间母亲向父亲提出过分手，可是父亲死活不同意。（可是在我看来，好的爱情不是谁离不开谁，是谁从没想过要离开过谁，当你有过想要放弃或者是决断一份感情的时候，必然是经过了当时你认为比较缜密的思考的，有你认为它会失败的必然原因。我不反对有些复合，只不过复合的时候要想清楚，那些你认为两个人无法走下去的问题是否得到了有效的解决。而不是盲目的一句“舍不得”和“习惯了”）
1993
就在这一年的冬天，父亲和母亲结婚了。
一开始，父亲和母亲的婚房是在奶奶家的西屋，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东西屋”。家具是老姑夫给做的（后来听说姑父是木匠出身）。屋里没有电视，姥爷给买的洗衣机、缝纫机、还有床头上的小摆件和花瓶。
结婚那天，母亲穿着粉红色的妮子外套、黑色的裤子、黑色的厚底大皮鞋。母亲头上戴着粉色的花环，就是那种用铁丝裹纸穿编起来的粉色布制花朵。母亲坐在车上，副驾驶的“压轿”小男孩是我的大表哥。母亲回忆说，结婚那天的饭菜很差，没有什么好吃的，面肠还是自己家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