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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襄阳,山南水北,水是汉水,山为秦巴余脉。三千里汉水,自沈湾入襄境,河道顿宽,流速骤减,从此才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江。

    或许是人与自然的天合之作,筑于秦巴门户、水域面积逾千平方公里的丹江口水库,让汉水这个发育于秦巴山谷的小家碧玉,在走出崇山峻岭之际在此梳妆休憩,沉淀内涵。而秦巴余脉的东南分支,犹如恋恋不舍的情侣,低眉顺眼,绵延起伏,缓缓盘踞于南岸,忠贞坚守着自己的护佑。北岸呢,一马平川,无有遮蔽,似是一位敦厚的大哥,敞开宽广的家园,迎接着千里奔波的“汉妹子”的到来于是,汉水因之而心净几许,因之而从容舒展,因之而恬然俊秀。

    本是一路匆匆,到了襄阳大地,汉水却步态优雅,温良谦让。及至襄阳城,竟顺应由北而南的小清河、唐白河,包容互接,同向往南。善解“水”意的岘山,也居然收住东进的脚步,以“十里青山半入城”的优美姿态,静静聆听着“一江两河”的混声合唱。三水角力,迂回砥砺,积淀成洲。于是,在“一江碧水穿城过”的水中央,诞生了东有鱼梁洲、西有桃花岛(总面积达30余平方公里)的梦一样的“诺亚方舟”于是,江畔有山,山下有城,城中有江,江上有洲,山、水、城、洲浑然一体,有致布局巧夺天工或许,在中国的城市群中,还没有哪一个城市有这样足够大的水上客厅、这样足够美的天然氧巴、这样足够好的城市之肺!

    更有聪慧的古人,为了城防需要,巧借汉水,沿城开挖壕沟,依沟砌筑壕墙,形成了外为壕堑(护城河)、内有城墙的防御屏障。自汉始,经过一代接一代和一次又一次地拓宽、掘深、垒实,至宋代,襄阳护城河的平均宽度已超180米、城墙长达7300多米。如今,91万平方米的护城河,因其宽为全国之最、保护为全国最好,而被誉为“华夏第一城池”她如一块巨大的翡翠,自西由南而东环抱着古城(北为汉江天堑),与饱经沧桑的古城墙一起,向世人昭示着襄阳历史的悠久与厚重。

    这就是襄阳——侧卧一江内陆腹地唯一可以直接饮用的清水,扼守汉水中游70%的沃野,相伴2800多年厚重的历史文化,坐拥“得中独厚”的区位优势,以及四季分明、物产丰富、生产要素齐备的宜居宜业条件没有人不向往,没有人不痴迷。

    可我在这里居住许久了,至今却没有一篇赞美的文字,不是因为我懒惰,亦非我无审美力,而是襄阳之美实在是美得无从着笔。

    不过,凭着我的慢品细阅,我可以断言,在古老的华夏大地,在浩瀚的历史典籍中,与襄阳这座古城相提并论的城市当是凤毛麟角。

    遥想先楚“辟在荆山”(司马迁史记。楚世家),开疆拓土,先后统一数十小国,顶盛时期领域东至海滨、南达粤界、西接黔境、北到黄河,威霸春秋战国840余载。而在襄阳就经历了开辟基业、强盛国力的两个重要而又长期(达500多年)的发展阶段。古邓城、楚皇城、九连墩这些名响华夏的荆楚遗址(所出土的绣、锦、纱、绢等图案千姿百态,车马、青铜器、玉器、漆器等工艺精美绝伦),端公舞、牵钩戏、唢呐巫音这些传承千古的楚风遗俗,楚辞(楚国辞赋家宋玉系襄阳人氏)、楚神话、楚礼仪这些熠熠生辉的文化结晶,无不闪耀着先楚智慧的灿烂,至今仍根植于襄阳大地,滋养着楚之子民精神。可以说,楚国的强盛之基积累于襄阳,楚文化的历史地位奠定于襄阳。这不仅在同时代的中部区域独一无二,就是在整个华夏大地也难有它域望其项背。

    说到历史,让襄阳引以为豪的莫过于三国争雄。东汉末年,群雄并起,战事频仍,作为“天下之腰膂”的襄阳,命中注定会是群雄逐鹿的战略要津。一篇千古名策隆中对,使襄阳成为无人不晓的三分天下策源地,也使襄阳城西诸葛亮隐居10年的古隆中成为名垂千秋的智慧摇篮。在这里拉开帷幕的一场精彩纷呈的历史大戏,分分合合,斗智争勇,刀光剑影,撼天动地三国鼎立不足半个世纪,所演义的120回故事,却有32回发生在襄阳。司马荐贤、三顾茅庐、马跃檀溪、水淹七军、大意失荆州等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彪炳史册,千古流传;刘备、诸葛亮、庞统、徐庶、司马徽、刘表、简雍、习祯、黄承彦(诸葛亮岳父,襄阳名士)等一大批久历襄阳的三国人物,他们或为具有一定政治抱负的仁人志士,或为慕名流寓襄阳的智者隐士,或为襄阳本土成长的良将勇士,不但改变着当时的政治、文化、军事走向,也对未来的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当然,因之而名的历史遗存也千秋永在。如大名鼎鼎的古隆中、刘备脱险地檀溪、司马徽隐居地水镜庄、刘表呼鹰台、徐庶庙、庞公祠、凤林关与水淹七军古战场还有三顾茅庐、伏龙凤雏、攻心为上、龙翰凤雏、千头橘奴、心绪如麻、指日成功等等在襄阳诞生的三国成语典故,无不广为流传,家喻户晓。

    纵观三国历史,始有隆中对策拉开魏、蜀、吴鼎足大幕,中有凤林关之役和水淹七军等惨烈战事,末有杜预发兵襄阳,东进灭吴,促成三国归晋。如果说三国这段历史是一个圆圈,那么它发端在襄阳,精彩在襄阳,终结也在襄阳。可以说,走进襄阳,就走进了三国,走进了龙腾虎跃、英雄辈出的那个年代!

    在冷兵器时代,襄阳易守难攻,这得益于北有汉江之险、南凭岘山之峻、城据壕墙(护城河、古城墙)之固。然而,历史并不以一地之固而不变迁,朝代亦并不因一地之坚而不更迭。纵使号称“铁打的襄阳”也只不过是没落政权的最后屏障,或新兴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的临时阶梯。作为“兵家必争”之地,有时候,这里是战争策源地,是两军决战场;有时候,这里是一个朝代终结的风向标,是一些武装叛乱的据点。几乎历朝历代,襄阳都有战事发生,仅有史记载的大小战役就达172次。三国姑且不表,前秦苻丕(苻坚之子)率17万大军攻襄阳,萧衍镇守襄阳反齐(后在南京称帝),宋朝岳飞抗金收复襄阳,宋元于襄阳大战6年,明末李自成攻陷襄阳从历次大的战事看,襄阳之得失,每每都关系到天下大势。尤其是当中国出现南北政权对峙时,襄阳更是谋求政权统一的基地。如蒙元不惜耗时39年,攻下襄阳之后,南宋很快灭亡。而在动乱时期,襄阳也曾沦为割据叛乱中心。如安史之乱后,李璘、梁崇义等人在此起兵割据,虽然维持时间不长,但却代表了一种草根政治力量。

    无论是战乱频繁、战争间隙,还是历史终有那么几段兴盛安定的时期,襄阳总能以其惊人的修复力和特殊的吸引力,为天下有识之士所倚重,所偏爱,甚至屡屡成为全国性移民的重要通道和承载区。

    从东晋至宋,历次战乱都有西北难民南迁。如唐末安史之乱,导致大量难民从西、中、东三路南迁。襄阳是最好的中路通道,此路北连首都长安和东都洛阳,关涉人口多,南下道路畅。一时间“荆南井邑,十倍于初”(旧唐书?地理志),史载这次南迁中路难民达250万之众,留居襄阳者十之二三。历史上,由于南迁人数常常多过土著,朝庭不得不在襄阳采取侨置州、郡、县的管理措施。如南宋永初年间,祖籍西域(西晋时迁入西北)的康穆,率乡族三千余家迁至襄阳岘山以南,朝廷为之专设华山郡。靖康元年,金兵攻陷开封,官吏弃城而逃,百姓弃家避乱。襄阳进士王之望返乡时,发出了“岂无新人民,往往皆旅寓”的感慨。

    伴随着被迫的“旅寓”或在一些相对安定的历史阶段,襄阳往往是一代俊杰或文人墨客的首选之地。比如,刘表治荆州的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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