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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喜剧精神和悲剧精神（见不死的火焰），和论中国文学的悲剧缺失（见自由的歌谣）两文中，摩罗用喜剧时代、悲剧时代，喜剧作家、悲剧作家对文学作了一种划分，在我看来，这一划分虽然有其独到之处，却限制了他的思考，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批评的力度和深度。
摩罗在论中国文学的悲剧缺失中说：“每种美学风格的表现力都是有限的，我当然不是要求中国喜剧文学穷尽文学的奥义，满足我们所有的审美要求”很明显，他的文章是在谈中国文学的局限（缺失），而不是在谈文学的丰富性和作品的个性化，因而对每种文学形式的不足表示宽容。所以，宽容是不应当的。与其说“每种美学风格的表现力都是有限的”不如说，每种美学风格的“表现形式”都是不同的，但文学对它们的要求却是一样的。一个作家在写作的时候，他不会意识到他是在写悲剧文学还是喜剧文学，所谓悲剧、喜剧只是在作品完成之后，读者给它贴上去的一种标签，它可以表示它的某一种特点但不是全部。一个原本悲剧性的故事被作家写成了喜剧，这本身就是一个莫大的悲剧（也是喜剧）。喜剧作家没有能力认识到现实和存在的悲剧性，更没有能力把它们在作品中表现出来，他们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是很严峻的。借用摩罗关于“文学模式”的说法，如果我们的文学只有这样一种喜剧模式，文学的真正意义又在哪里呢？摩罗在对喜剧悲剧的论述中，有两个基本点，但缺少一个中心---确切地说，是那个中心还不很明确，在中心不明的时候，要深入到问题的真正实质是困难的。我想，那个所谓的中心就是关于“存在的真义”问题，生命的真义，人生的真义，文学艺术的真义，等等等等，都与此相关。而这个“存在的真义”又直接和信仰的真义，人文精神的真义等等有关，这已经远远超出了我这篇文章所能讨论的范畴，但是，它也正是摩罗等思想者（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吴洪森先生在给不死的火焰所作的序文面对摩罗的困惑中，提出了对于批判和创造的个人见解。他认为中国知识分子不应该过多地停留在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对民众启蒙责任的承担上，而要更多地创造新的文化新的艺术。他由此表达了对摩罗作为一个批判式精神战士的忧虑。他的话不无道理，但是，我更愿意从另一个角度去理解摩罗的作为。我想，所谓启蒙，与其说是对民人大众的启蒙，不如说首先是知识分子自身的被启蒙；而所谓批判，也首先就是知识分子对自我的批判。在旧的枷锁没有解开之前，任何新的创造都无从谈起。批判和创造是相互补充相互丰富的，应该将二者整合而不是分离。所以，摩罗作为一个批判式精神战士的努力是必需的，在当今中国知识界，这样的战士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
基于对创造的期待，吴先生还对摩罗提出了多搞点文学创作的新要求。说到创造，我想，真正的创造，并不在其形式而在其实质，僵化的创作并不是创造，活跃的批评却有着创造性的生命力，它本身也就是创造。其实，摩罗的批评文章就具有这种创造性，尤其是他的文学评论，它们不仅有深刻的思想，真挚的情感，还有丰富而细致的心灵体验，独特而准确的审美感受，即使是在评论性的文章中，摩罗所显现出来的一切，已经远远在一个文学评论家之外、之上，他的诗人般的激情，他的审美鉴赏能力，和他对语言文字的敏感等等，都说明了吴先生对摩罗从事文学创作的期待是可以成为现实的。
就让我们和吴先生一同期待着吧，并为此献上我们诚挚的祝福和祈祷。
; 在喜剧精神和悲剧精神（见不死的火焰），和论中国文学的悲剧缺失（见自由的歌谣）两文中，摩罗用喜剧时代、悲剧时代，喜剧作家、悲剧作家对文学作了一种划分，在我看来，这一划分虽然有其独到之处，却限制了他的思考，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批评的力度和深度。
摩罗在论中国文学的悲剧缺失中说：“每种美学风格的表现力都是有限的，我当然不是要求中国喜剧文学穷尽文学的奥义，满足我们所有的审美要求”很明显，他的文章是在谈中国文学的局限（缺失），而不是在谈文学的丰富性和作品的个性化，因而对每种文学形式的不足表示宽容。所以，宽容是不应当的。与其说“每种美学风格的表现力都是有限的”不如说，每种美学风格的“表现形式”都是不同的，但文学对它们的要求却是一样的。一个作家在写作的时候，他不会意识到他是在写悲剧文学还是喜剧文学，所谓悲剧、喜剧只是在作品完成之后，读者给它贴上去的一种标签，它可以表示它的某一种特点但不是全部。一个原本悲剧性的故事被作家写成了喜剧，这本身就是一个莫大的悲剧（也是喜剧）。喜剧作家没有能力认识到现实和存在的悲剧性，更没有能力把它们在作品中表现出来，他们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是很严峻的。借用摩罗关于“文学模式”的说法，如果我们的文学只有这样一种喜剧模式，文学的真正意义又在哪里呢？摩罗在对喜剧悲剧的论述中，有两个基本点，但缺少一个中心---确切地说，是那个中心还不很明确，在中心不明的时候，要深入到问题的真正实质是困难的。我想，那个所谓的中心就是关于“存在的真义”问题，生命的真义，人生的真义，文学艺术的真义，等等等等，都与此相关。而这个“存在的真义”又直接和信仰的真义，人文精神的真义等等有关，这已经远远超出了我这篇文章所能讨论的范畴，但是，它也正是摩罗等思想者（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吴洪森先生在给不死的火焰所作的序文面对摩罗的困惑中，提出了对于批判和创造的个人见解。他认为中国知识分子不应该过多地停留在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对民众启蒙责任的承担上，而要更多地创造新的文化新的艺术。他由此表达了对摩罗作为一个批判式精神战士的忧虑。他的话不无道理，但是，我更愿意从另一个角度去理解摩罗的作为。我想，所谓启蒙，与其说是对民人大众的启蒙，不如说首先是知识分子自身的被启蒙；而所谓批判，也首先就是知识分子对自我的批判。在旧的枷锁没有解开之前，任何新的创造都无从谈起。批判和创造是相互补充相互丰富的，应该将二者整合而不是分离。所以，摩罗作为一个批判式精神战士的努力是必需的，在当今中国知识界，这样的战士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
基于对创造的期待，吴先生还对摩罗提出了多搞点文学创作的新要求。说到创造，我想，真正的创造，并不在其形式而在其实质，僵化的创作并不是创造，活跃的批评却有着创造性的生命力，它本身也就是创造。其实，摩罗的批评文章就具有这种创造性，尤其是他的文学评论，它们不仅有深刻的思想，真挚的情感，还有丰富而细致的心灵体验，独特而准确的审美感受，即使是在评论性的文章中，摩罗所显现出来的一切，已经远远在一个文学评论家之外、之上，他的诗人般的激情，他的审美鉴赏能力，和他对语言文字的敏感等等，都说明了吴先生对摩罗从事文学创作的期待是可以成为现实的。
就让我们和吴先生一同期待着吧，并为此献上我们诚挚的祝福和祈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