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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内，士大夫们就提出了“天下非君王一人之天下，乃共治基础”、“天下为主君为客”等民主思想。
在此基础上，在中国的明王朝就有学者提出“农工商皆本业”、“物竞法则”、“奢靡能促进经济增长”等具备市场经济的观点。
除此之外，在十七世纪早期的明王朝伴随着资本主义运动，在中国的江南市镇诞生了种类齐全的保护雇工的行会组织，并爆发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工人运动。
这些都领先欧洲三大工人运动二百年，还有十六世纪末明王朝境内的空想社会主义革命更是精彩篇章，而何心隐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所以，当十九世纪的美国工人还在为每天八小时工作制奋斗的时候，在十七世纪的明王朝，已经建立了完善的失业救济制度和破产保护制度，以及劳动保护行规。但是这所有的一切都随着十七世纪明王朝的灭亡而嘎然而止。
何心隐原名梁汝元，江西吉安府永丰县梁坊村人，二十九岁乡试全省第一。但他对做官并无兴趣，他认为人生应该率性而为，士农工商皆是一样，他否决出去做官的必要性。
何心隐的主张主要是打破社会等级，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五伦中，他将朋友看作之首，认为君臣、父子、兄弟、夫妻都应该像朋友那样是平等的。
实事求是的讲，何心隐的观念不仅在那个时代令人无法接受，就是拿到后世，恐怕也是令许多人无法接受。
为了实现自己心中的这个无等级社会，何心隐在家乡梁坊村成立聚合堂，将全村的人进行合族居住，老人放在一起奉养，幼儿放在一起养育，少年放在一起读书，妇女放在一起纺织，男丁放在一起耕种。
所有的财产，包括田产充公，集体吃饭，集体住宿，税收以全村为单位缴纳。看到这里，大家有没有想到一个名词——人民公社。嘿嘿！还真有点像。
聚合堂仿佛实现了儒家思想中的那种大同社会，在此时的江西省梁坊村似乎真的建立起一个人人平等、人人劳动，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的理想社会。
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这个聚合堂维持了十二年便跟颜钧的萃和会一样轰然倒塌。聚合堂的覆灭是跟明帝国税收有关。
何心隐在将整个梁坊村变成了一个大家庭的同时，对纳税问题也十分上心。
说真心话，大明朝的税制很低，农业税百分之三。即使是这样，但是人们还是千方百计的逃脱税款，逃税具有传染性，一旦一家逃税往往会连带着全村逃税，所以为了保证税粮的征收，朱元璋在乡村设立粮长专业负责税粮的督导。
这时候，梁坊村的村民对何心隐说道：“我们是父母生的养的，跟皇帝没有关系，我们的田地也是祖上传下来的，并不是皇帝赐予的，我们为什么要缴纳皇粮。”
何心隐立刻对这种观点进行了反驳，他说道：“如果没有国家的保护，我们就会生逢乱世，我们的生命也不会存在；如果没有皇帝庇佑，就会出现豪强，我们的土地也会被掠夺过去。所以，加纳赋税保护国家就是保护自己。”
何心隐的这一番高论达到醍醐瓘顶之效，获得了全村人一致的认同，何心隐专门设置管粮、征粮的人，从此梁坊村的税粮再无拖欠之说。
嘉靖年间京城的工程颇多，一方面是修正祀典需要营建祭庙，二是宫中多失火，遭火灾的大殿需要重建，这些都带来对木料的需求，而嘉靖年间的财政又很艰难，这不可避免的会产生摊派。
作为解决嘉靖财政问题的摊派很快来到了南部各省，这次来到永丰县的是一种叫做“皇木税”的玩意儿。
如果税率开始就定的较高，老百姓习惯了也没什么，如果定下较低的税率，一旦钱不够花，反过来增税，则会引起老百姓的反弹。
当这种“皇木税”下到梁坊村的时候引起一何姓家族的抵制，理由是他们梁坊村的税收是全村统一上交。这样一来县衙派来的人便找到了何心隐，何心隐说他们全村已经全部加入聚合堂，对税率做了统一规定，不能再更改。
很快县衙以抗税罪将何心隐抓捕，后来同为泰州学派的好友程学颜卖掉家产，将何心隐保释出狱。
何心隐的聚合堂完全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构想，它抛却人性的私欲，完全以自己族长式的强制来推行，妄图进行复古，当自己被捕入狱后，存在了十二年的聚合堂很快便树倒猴孙散。
历史已经表明，依靠强势人物维持的任何改革或者社会模式都不可能持久。
何心隐虽然出狱了，但他被发配贵州戍军，一年后他逃离了戍军之地，为了躲避官府的追捕，这位本来叫做梁汝元的乡绅从此改名叫作何心隐。
何心隐既逃离贵州后便去了京城，在颜山农的另一个弟子罗近溪的介绍下认识了同门的耿天台，在耿天台的介绍下他认识了在国子监任司业的张居正。
两人一番交谈后，言语开始不投机，接着便展开了一场针锋相对的辩驳，就在那场辩驳之后，何心隐对友人说道：“张必为相，为相之后必禁止讲学，也必将杀我。”
何心隐的看法是对的，他一眼就将张居正隐藏在内心深处的那股戾气看了出来。
在京期间，何心隐参与了倒严行动，失败后他逃离京城，开始了二十年的讲学活动，从江南到川蜀，从齐鲁到西北，他的足迹遍布帝国的山川河迹。像泰州学派的其他传人一样，何心隐真正做到了身体力行。
时间进入到了万历年，张居正当国，天下学风骤紧，张居正禁止讲学，毁天下书院，张居正的举动遭到天下学子的激烈反对。
何心隐联合泰州学派的门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倒张运动，声称要声张正义，逐张去位。张、何二人之间的矛盾终于全面爆发。
万历七年，张居正将何心隐定性为妖人，下令全国缉拿。何心隐开始东躲西藏，终于在万历七年在学生胡时和家中讲学时被张居正的爪牙侦知，湖广巡抚王之垣将他抓捕到武昌，学生胡时和一路跟随。
在巡抚衙门的大堂上，王之垣命令何心隐跪下，何心隐只是坐在那里，王之垣命人拿条棍抽打，何心隐只是在那里发笑。
何心隐被抓捕的消息很快轰动了大明帝国，这无疑是帝国成立一来文化界的一件大事，它不仅是明代思想领域界的风向标，更是中国思想发展史上的风向标。
泰州学派的门人尽皆为营救何心隐而四处奔走，有的去京城游说，有的变卖财产，奈何张居正权势熏天，天下媚张者如过江之鲫，朝中反张的要员也保不得性命更别说一个小小的何心隐。
万历七年（1579年）九月二日，六十二岁的何心隐被当局杖杀于武昌，消息传出舆论哗然。
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引起极大的恐慌与震动，生员们纷纷聚集起来抨击张居正的施政措施，当时民愤之大、措辞之烈世所罕见，当年在武昌就爆发了一场反对张居正的学潮。
万历七年（1579年）是中华帝国史上的一个重要年份，因为二十一年后在西方另一位异端思想家布鲁诺被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烧死在鲜花广场。
两者是何其的相似，都是为了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付出了生命，究竟是西方的何心隐，还是东方的布鲁诺我们已经无法分辨。
试想一下，如果能让这两位思想家走在一起，交流各自的学术观点，那会是一副什么样的景象，抑或产生一种什么样的学术思想。
万历七年的杖杀事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十六世纪的明王朝，虽然思想看起来自由，但不允许除了儒家文化其他一切文化的存在，也带有欧洲黑暗中世纪的专制色彩。
黄宗曦在《明儒学案》中说泰州学派大都“赤手以搏龙蛇”，这种描绘的确贴切，泰州学派的门徒始终坚持与底层民众结合的方式，拒不与官府合作，他们读书只是为了获得心灵的解放，而不再是取仕。
在他们这里没有门第之见、经院之别，从最浅显的语言入手，所以吸引了众多的底层民众参与，儒家门徒垄断教育的局面被打破，士农工商、凡夫俗子皆可受教育。
何心隐更是通过创办聚合会的方式来亲身实践自己的大同社会，当与何心隐同时代的英国人莫尔的公有制社会还停留在幻想中的时候，东方的何心隐就已经开始实践了，而英国人欧文的实践却是二百多年后的事情。
合居、平等、公有特点的聚合会已经开始令大明王朝的等级社会摇摇欲坠，它冲击了中国自周代就已经建立的礼乐制度，新的社会秩序还没有建立，旧有的秩序又受到了冲击，这注定是一个波涛汹涌的年代。
何心隐和他的聚合会不仅触及到了伦理秩序，更使教育平民化、思想自由化，这些都不容于这个挣扎的社会，万历七年何心隐被杖杀就是一个明确的信号，明帝国容不下异端思想。
何心隐的乡村试验不顾人性的私欲，强行实行公有制，只能是一场乌托邦的闹剧，但他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进行空想社会主义试验的人的确值得后世人的关注。
除此之外，聚合会这种纯粹公有制式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是否降低了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和生活积极性，由于史料没有记载，笔者不得而知，不过从另一个时空华夏历史的实践来看它，应该是可以印证了读者头脑中的疑问。
张居正之所以落到死后身败名裂的下场，和这件事也脱不了干系。作为穿越者，王实当然知道这些历史的进程，他就像一个孜孜不倦的搅屎棍，竭尽全力的想要改变这个时代。
恰好这时，随着地盘不断扩大，王实的麾下又非常缺乏读书人，因此，王实把主意打到了这些不合时宜的学子身上，他和张居正一商量，两人一拍即合，这才有了码头上的一幕。
不过这么多读书人失踪，在这个时代可是件了不得的大事，没几天，各种流言蜚语喧嚣尘上，整个荆州的地面仿佛开了锅。
还好三天以后，何心隐的大弟子胡时和带着十几个府学生又回到了荆州，澄清了事实的真相。告诉众人他们将要去海外学习，这才让骚乱平静下来。
接下来的日子里，荆州城变得更加的热闹，从全国各地不断有泰州学派的弟子赶来相会，然后在津口码头登上海船，前往那个传说中的关岛宣慰司。
……
万历六年四月三日，南海。
就在”破浪”号前往马尼拉的途中，王实收到李钉的电报，得知顺利的将一干泰州学派弟子全部诳骗去了关岛，一切顺利。
得到这个消息，顿时让王实笑逐颜开，一下子有了这么多读书人，这次在天津对张居正的投资，总算是见到了回报。
治下有了读书人，大家都很高兴，只有钱乙撇撇嘴，不屑的说道：“公子，这些人里面大部分都是嘴炮，能干实事的可是不多。公子你可不要期望太高。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帮人添乱倒是好手。
我们都知道明朝最终的结局，说实话明朝落到这样的下场，许多事还是坏在这些书生身上，尤其是江南的书生，个个眼高手低，从袁崇焕到史可法，哪个都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酸文人。
公子，我不能理解你为什么要这样做。现在才万历六年，其实我们还有时间，过几年我们自己培养的学生就可以起到大作用了，我们根本不需要这些酸儒。”
看到众人频频点头，王实问道：“弟兄们，看样子你们大家都赞同钱总管的意见，认为这些人都是嘴炮，担不得大用。”
见大家露出尴尬的笑容，看样子大家有着差不多的看法。
王实用手轻拍着膝盖，组织了一下语言，说：“诸位，我想大家都熟悉启蒙思想这个名词。简单的说它就是从过去思想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形成一种新的思想。
从欧洲来看它主要是反对神学。从中国来看它是产生于明代的异端思想，反对的是越来越僵化的儒家思想。”
王实站起来踱了几步，停下来继续说道：“诸位，我今天跟大家说说这个泰州学派，它可不像后来的东林党是纯粹的嘴炮。这个学派来源于阳明心学，是主张身体力行的。
这个学派主张百姓日用之事便是道，普通人与圣人亦是平等，连“王侯非上，庶人非下”这样的观点都提出来了，在这个时代，称之为大逆不道不算过分。
他的创世人王艮又爱用直白语言叙述，让很多人都能看懂，这种启蒙的平民思想后来在明末流传甚广，影响巨大，对传统儒学的观点形成很大冲击。
到了晚明，尤其是崇祯年间，朝廷对社会底层的控制力逐渐丧失，加之商业社会的高度发展，传统儒学的价值观原本就已动摇，各类奇谈怪论层出不穷，思想上的理学专制正在瓦解，泰州学派的平民思想适应了这样的潮流，自然遭到正宗理学的仇恨。
泰州学派中的激进分子体现出了强烈的反抗和叛逆精神，不但抨击朝政，还著书立书对理学儒学大加讽刺，其中尤以何心隐和李贽为代表，他们都是科举正途出身的科班，一接受泰州学派观点再来对付理学，对理学的思想专制极有破坏力。
大明朝廷肯定是容不下这些异端学说，这毕竟直接冲击了这个时代最基本的统治基础——君臣纲常，扰乱了社会秩序。这是任何一个统治阶级都无法容忍的。
张居正作为一个儒家门徒和帝国的执政，为了维护帝国的统治，最终收拾掉最“叛逆”的何心隐，这也是情理之中。大家都知道也就是明年，何心隐被杀。”
说到这里，王实把手一挥，提高了嗓门：“我之所以这样做，是我想到了一个问题：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并不是想要在明王朝的基础上，再建立一个封建的帝国，那对我们来说根本没有任何意义。
我也从未打算过成为皇帝，建设一个蒸气版的大清吗？然后历史再进入下一个轮回，这非我所愿。我们要记住，我们毕竟是过客，是穿越者，这个时代是属于明朝人的，这不是一场游戏。
我保护这些学者，只不过想让他们摸索出一套适合这个时代的儒家理论，只有他们更了解这个时代，找出更适合现在的治国理念。
还有一个目的，我想通过他们掌握住未来的话语权。理论阵地是个玄之又玄的事情，但是我们不去占领它，自然会有别人去占据。
我们超越这个时代的只有科技，其他的说实话，我们不一定比他们强。也许有人说我们知道后面很多很多的理论，但是鞋子合不合脚，只有脚知道。
我不想把我们的理论强加给他们，这一切只有他们结合当前的实际，摸索出来的东西才是这个时代真正需要的理念，而且中国从来就不缺这样的伟人。
我不想将来的大明，经济上领先于这个时代，可思想依然禁锢，这个时代需要他们自己的一套理论，不管是黑猫白猫，能抓到老鼠就是好猫。
我们来到这个时代，我希望离去的时候，不光是改变了这个时代的科技水平，我更希望能够留下一种精神，那就是探索精神。
要相信我们的民族，我们的人民有充足的智慧探索自己未来的方向，能够挖掘帮助华夏民族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实用的理论基础。
这一切我们可以提供必要的帮助，但更重要的是依靠这个时代的精英。在原来的时空，没有任何外力，华夏民族依然在经历百年屈辱后崛起复兴，这个民族从来就不缺乏英雄和民族的脊梁，也不缺乏伟大的思想家和英明领袖。
来到这个时空，我想我们能做到的，只是让华夏民族不再经历清末那两百年的苦难，让我们的祖先把路走得更稳、更加的顺畅，中华民族少一些苦难。”
这番话让众人沉默了一会，随后不约而同的起立敬礼，异口同声：“我等愿意追随公子，为我们的理想奋斗终身！”
“谢谢大家！让我们一起努力。”
王实庄重的回了一个军礼，然后招呼大家坐下，等大家全部坐定，王实指指地图，问钱乙：“钱主管，囊旺那边有消息了吗？”
钱乙答：“报告公子，昨天下午库页岛号、阿留申群岛号已经从库页岛基地出发，前往永兴岛基地接人。根据计划，囊旺的先遣队将于四月十六日抵达海参崴。”
“很好，希望囊旺他们能够一切顺利，尽快在当地立足。据情报显示，老毛子的哥萨克已经有人到了阿穆尔河畔，时不我待啊！”
（未完待续）
书院内，士大夫们就提出了“天下非君王一人之天下，乃共治基础”、“天下为主君为客”等民主思想。
在此基础上，在中国的明王朝就有学者提出“农工商皆本业”、“物竞法则”、“奢靡能促进经济增长”等具备市场经济的观点。
除此之外，在十七世纪早期的明王朝伴随着资本主义运动，在中国的江南市镇诞生了种类齐全的保护雇工的行会组织，并爆发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工人运动。
这些都领先欧洲三大工人运动二百年，还有十六世纪末明王朝境内的空想社会主义革命更是精彩篇章，而何心隐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所以，当十九世纪的美国工人还在为每天八小时工作制奋斗的时候，在十七世纪的明王朝，已经建立了完善的失业救济制度和破产保护制度，以及劳动保护行规。但是这所有的一切都随着十七世纪明王朝的灭亡而嘎然而止。
何心隐原名梁汝元，江西吉安府永丰县梁坊村人，二十九岁乡试全省第一。但他对做官并无兴趣，他认为人生应该率性而为，士农工商皆是一样，他否决出去做官的必要性。
何心隐的主张主要是打破社会等级，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五伦中，他将朋友看作之首，认为君臣、父子、兄弟、夫妻都应该像朋友那样是平等的。
实事求是的讲，何心隐的观念不仅在那个时代令人无法接受，就是拿到后世，恐怕也是令许多人无法接受。
为了实现自己心中的这个无等级社会，何心隐在家乡梁坊村成立聚合堂，将全村的人进行合族居住，老人放在一起奉养，幼儿放在一起养育，少年放在一起读书，妇女放在一起纺织，男丁放在一起耕种。
所有的财产，包括田产充公，集体吃饭，集体住宿，税收以全村为单位缴纳。看到这里，大家有没有想到一个名词——人民公社。嘿嘿！还真有点像。
聚合堂仿佛实现了儒家思想中的那种大同社会，在此时的江西省梁坊村似乎真的建立起一个人人平等、人人劳动，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的理想社会。
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这个聚合堂维持了十二年便跟颜钧的萃和会一样轰然倒塌。聚合堂的覆灭是跟明帝国税收有关。
何心隐在将整个梁坊村变成了一个大家庭的同时，对纳税问题也十分上心。
说真心话，大明朝的税制很低，农业税百分之三。即使是这样，但是人们还是千方百计的逃脱税款，逃税具有传染性，一旦一家逃税往往会连带着全村逃税，所以为了保证税粮的征收，朱元璋在乡村设立粮长专业负责税粮的督导。
这时候，梁坊村的村民对何心隐说道：“我们是父母生的养的，跟皇帝没有关系，我们的田地也是祖上传下来的，并不是皇帝赐予的，我们为什么要缴纳皇粮。”
何心隐立刻对这种观点进行了反驳，他说道：“如果没有国家的保护，我们就会生逢乱世，我们的生命也不会存在；如果没有皇帝庇佑，就会出现豪强，我们的土地也会被掠夺过去。所以，加纳赋税保护国家就是保护自己。”
何心隐的这一番高论达到醍醐瓘顶之效，获得了全村人一致的认同，何心隐专门设置管粮、征粮的人，从此梁坊村的税粮再无拖欠之说。
嘉靖年间京城的工程颇多，一方面是修正祀典需要营建祭庙，二是宫中多失火，遭火灾的大殿需要重建，这些都带来对木料的需求，而嘉靖年间的财政又很艰难，这不可避免的会产生摊派。
作为解决嘉靖财政问题的摊派很快来到了南部各省，这次来到永丰县的是一种叫做“皇木税”的玩意儿。
如果税率开始就定的较高，老百姓习惯了也没什么，如果定下较低的税率，一旦钱不够花，反过来增税，则会引起老百姓的反弹。
当这种“皇木税”下到梁坊村的时候引起一何姓家族的抵制，理由是他们梁坊村的税收是全村统一上交。这样一来县衙派来的人便找到了何心隐，何心隐说他们全村已经全部加入聚合堂，对税率做了统一规定，不能再更改。
很快县衙以抗税罪将何心隐抓捕，后来同为泰州学派的好友程学颜卖掉家产，将何心隐保释出狱。
何心隐的聚合堂完全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构想，它抛却人性的私欲，完全以自己族长式的强制来推行，妄图进行复古，当自己被捕入狱后，存在了十二年的聚合堂很快便树倒猴孙散。
历史已经表明，依靠强势人物维持的任何改革或者社会模式都不可能持久。
何心隐虽然出狱了，但他被发配贵州戍军，一年后他逃离了戍军之地，为了躲避官府的追捕，这位本来叫做梁汝元的乡绅从此改名叫作何心隐。
何心隐既逃离贵州后便去了京城，在颜山农的另一个弟子罗近溪的介绍下认识了同门的耿天台，在耿天台的介绍下他认识了在国子监任司业的张居正。
两人一番交谈后，言语开始不投机，接着便展开了一场针锋相对的辩驳，就在那场辩驳之后，何心隐对友人说道：“张必为相，为相之后必禁止讲学，也必将杀我。”
何心隐的看法是对的，他一眼就将张居正隐藏在内心深处的那股戾气看了出来。
在京期间，何心隐参与了倒严行动，失败后他逃离京城，开始了二十年的讲学活动，从江南到川蜀，从齐鲁到西北，他的足迹遍布帝国的山川河迹。像泰州学派的其他传人一样，何心隐真正做到了身体力行。
时间进入到了万历年，张居正当国，天下学风骤紧，张居正禁止讲学，毁天下书院，张居正的举动遭到天下学子的激烈反对。
何心隐联合泰州学派的门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倒张运动，声称要声张正义，逐张去位。张、何二人之间的矛盾终于全面爆发。
万历七年，张居正将何心隐定性为妖人，下令全国缉拿。何心隐开始东躲西藏，终于在万历七年在学生胡时和家中讲学时被张居正的爪牙侦知，湖广巡抚王之垣将他抓捕到武昌，学生胡时和一路跟随。
在巡抚衙门的大堂上，王之垣命令何心隐跪下，何心隐只是坐在那里，王之垣命人拿条棍抽打，何心隐只是在那里发笑。
何心隐被抓捕的消息很快轰动了大明帝国，这无疑是帝国成立一来文化界的一件大事，它不仅是明代思想领域界的风向标，更是中国思想发展史上的风向标。
泰州学派的门人尽皆为营救何心隐而四处奔走，有的去京城游说，有的变卖财产，奈何张居正权势熏天，天下媚张者如过江之鲫，朝中反张的要员也保不得性命更别说一个小小的何心隐。
万历七年（1579年）九月二日，六十二岁的何心隐被当局杖杀于武昌，消息传出舆论哗然。
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引起极大的恐慌与震动，生员们纷纷聚集起来抨击张居正的施政措施，当时民愤之大、措辞之烈世所罕见，当年在武昌就爆发了一场反对张居正的学潮。
万历七年（1579年）是中华帝国史上的一个重要年份，因为二十一年后在西方另一位异端思想家布鲁诺被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烧死在鲜花广场。
两者是何其的相似，都是为了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付出了生命，究竟是西方的何心隐，还是东方的布鲁诺我们已经无法分辨。
试想一下，如果能让这两位思想家走在一起，交流各自的学术观点，那会是一副什么样的景象，抑或产生一种什么样的学术思想。
万历七年的杖杀事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十六世纪的明王朝，虽然思想看起来自由，但不允许除了儒家文化其他一切文化的存在，也带有欧洲黑暗中世纪的专制色彩。
黄宗曦在《明儒学案》中说泰州学派大都“赤手以搏龙蛇”，这种描绘的确贴切，泰州学派的门徒始终坚持与底层民众结合的方式，拒不与官府合作，他们读书只是为了获得心灵的解放，而不再是取仕。
在他们这里没有门第之见、经院之别，从最浅显的语言入手，所以吸引了众多的底层民众参与，儒家门徒垄断教育的局面被打破，士农工商、凡夫俗子皆可受教育。
何心隐更是通过创办聚合会的方式来亲身实践自己的大同社会，当与何心隐同时代的英国人莫尔的公有制社会还停留在幻想中的时候，东方的何心隐就已经开始实践了，而英国人欧文的实践却是二百多年后的事情。
合居、平等、公有特点的聚合会已经开始令大明王朝的等级社会摇摇欲坠，它冲击了中国自周代就已经建立的礼乐制度，新的社会秩序还没有建立，旧有的秩序又受到了冲击，这注定是一个波涛汹涌的年代。
何心隐和他的聚合会不仅触及到了伦理秩序，更使教育平民化、思想自由化，这些都不容于这个挣扎的社会，万历七年何心隐被杖杀就是一个明确的信号，明帝国容不下异端思想。
何心隐的乡村试验不顾人性的私欲，强行实行公有制，只能是一场乌托邦的闹剧，但他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进行空想社会主义试验的人的确值得后世人的关注。
除此之外，聚合会这种纯粹公有制式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是否降低了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和生活积极性，由于史料没有记载，笔者不得而知，不过从另一个时空华夏历史的实践来看它，应该是可以印证了读者头脑中的疑问。
张居正之所以落到死后身败名裂的下场，和这件事也脱不了干系。作为穿越者，王实当然知道这些历史的进程，他就像一个孜孜不倦的搅屎棍，竭尽全力的想要改变这个时代。
恰好这时，随着地盘不断扩大，王实的麾下又非常缺乏读书人，因此，王实把主意打到了这些不合时宜的学子身上，他和张居正一商量，两人一拍即合，这才有了码头上的一幕。
不过这么多读书人失踪，在这个时代可是件了不得的大事，没几天，各种流言蜚语喧嚣尘上，整个荆州的地面仿佛开了锅。
还好三天以后，何心隐的大弟子胡时和带着十几个府学生又回到了荆州，澄清了事实的真相。告诉众人他们将要去海外学习，这才让骚乱平静下来。
接下来的日子里，荆州城变得更加的热闹，从全国各地不断有泰州学派的弟子赶来相会，然后在津口码头登上海船，前往那个传说中的关岛宣慰司。
……
万历六年四月三日，南海。
就在”破浪”号前往马尼拉的途中，王实收到李钉的电报，得知顺利的将一干泰州学派弟子全部诳骗去了关岛，一切顺利。
得到这个消息，顿时让王实笑逐颜开，一下子有了这么多读书人，这次在天津对张居正的投资，总算是见到了回报。
治下有了读书人，大家都很高兴，只有钱乙撇撇嘴，不屑的说道：“公子，这些人里面大部分都是嘴炮，能干实事的可是不多。公子你可不要期望太高。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帮人添乱倒是好手。
我们都知道明朝最终的结局，说实话明朝落到这样的下场，许多事还是坏在这些书生身上，尤其是江南的书生，个个眼高手低，从袁崇焕到史可法，哪个都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酸文人。
公子，我不能理解你为什么要这样做。现在才万历六年，其实我们还有时间，过几年我们自己培养的学生就可以起到大作用了，我们根本不需要这些酸儒。”
看到众人频频点头，王实问道：“弟兄们，看样子你们大家都赞同钱总管的意见，认为这些人都是嘴炮，担不得大用。”
见大家露出尴尬的笑容，看样子大家有着差不多的看法。
王实用手轻拍着膝盖，组织了一下语言，说：“诸位，我想大家都熟悉启蒙思想这个名词。简单的说它就是从过去思想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形成一种新的思想。
从欧洲来看它主要是反对神学。从中国来看它是产生于明代的异端思想，反对的是越来越僵化的儒家思想。”
王实站起来踱了几步，停下来继续说道：“诸位，我今天跟大家说说这个泰州学派，它可不像后来的东林党是纯粹的嘴炮。这个学派来源于阳明心学，是主张身体力行的。
这个学派主张百姓日用之事便是道，普通人与圣人亦是平等，连“王侯非上，庶人非下”这样的观点都提出来了，在这个时代，称之为大逆不道不算过分。
他的创世人王艮又爱用直白语言叙述，让很多人都能看懂，这种启蒙的平民思想后来在明末流传甚广，影响巨大，对传统儒学的观点形成很大冲击。
到了晚明，尤其是崇祯年间，朝廷对社会底层的控制力逐渐丧失，加之商业社会的高度发展，传统儒学的价值观原本就已动摇，各类奇谈怪论层出不穷，思想上的理学专制正在瓦解，泰州学派的平民思想适应了这样的潮流，自然遭到正宗理学的仇恨。
泰州学派中的激进分子体现出了强烈的反抗和叛逆精神，不但抨击朝政，还著书立书对理学儒学大加讽刺，其中尤以何心隐和李贽为代表，他们都是科举正途出身的科班，一接受泰州学派观点再来对付理学，对理学的思想专制极有破坏力。
大明朝廷肯定是容不下这些异端学说，这毕竟直接冲击了这个时代最基本的统治基础——君臣纲常，扰乱了社会秩序。这是任何一个统治阶级都无法容忍的。
张居正作为一个儒家门徒和帝国的执政，为了维护帝国的统治，最终收拾掉最“叛逆”的何心隐，这也是情理之中。大家都知道也就是明年，何心隐被杀。”
说到这里，王实把手一挥，提高了嗓门：“我之所以这样做，是我想到了一个问题：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并不是想要在明王朝的基础上，再建立一个封建的帝国，那对我们来说根本没有任何意义。
我也从未打算过成为皇帝，建设一个蒸气版的大清吗？然后历史再进入下一个轮回，这非我所愿。我们要记住，我们毕竟是过客，是穿越者，这个时代是属于明朝人的，这不是一场游戏。
我保护这些学者，只不过想让他们摸索出一套适合这个时代的儒家理论，只有他们更了解这个时代，找出更适合现在的治国理念。
还有一个目的，我想通过他们掌握住未来的话语权。理论阵地是个玄之又玄的事情，但是我们不去占领它，自然会有别人去占据。
我们超越这个时代的只有科技，其他的说实话，我们不一定比他们强。也许有人说我们知道后面很多很多的理论，但是鞋子合不合脚，只有脚知道。
我不想把我们的理论强加给他们，这一切只有他们结合当前的实际，摸索出来的东西才是这个时代真正需要的理念，而且中国从来就不缺这样的伟人。
我不想将来的大明，经济上领先于这个时代，可思想依然禁锢，这个时代需要他们自己的一套理论，不管是黑猫白猫，能抓到老鼠就是好猫。
我们来到这个时代，我希望离去的时候，不光是改变了这个时代的科技水平，我更希望能够留下一种精神，那就是探索精神。
要相信我们的民族，我们的人民有充足的智慧探索自己未来的方向，能够挖掘帮助华夏民族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实用的理论基础。
这一切我们可以提供必要的帮助，但更重要的是依靠这个时代的精英。在原来的时空，没有任何外力，华夏民族依然在经历百年屈辱后崛起复兴，这个民族从来就不缺乏英雄和民族的脊梁，也不缺乏伟大的思想家和英明领袖。
来到这个时空，我想我们能做到的，只是让华夏民族不再经历清末那两百年的苦难，让我们的祖先把路走得更稳、更加的顺畅，中华民族少一些苦难。”
这番话让众人沉默了一会，随后不约而同的起立敬礼，异口同声：“我等愿意追随公子，为我们的理想奋斗终身！”
“谢谢大家！让我们一起努力。”
王实庄重的回了一个军礼，然后招呼大家坐下，等大家全部坐定，王实指指地图，问钱乙：“钱主管，囊旺那边有消息了吗？”
钱乙答：“报告公子，昨天下午库页岛号、阿留申群岛号已经从库页岛基地出发，前往永兴岛基地接人。根据计划，囊旺的先遣队将于四月十六日抵达海参崴。”
“很好，希望囊旺他们能够一切顺利，尽快在当地立足。据情报显示，老毛子的哥萨克已经有人到了阿穆尔河畔，时不我待啊！”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