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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在电视上看到一则专访，讲的是一个叫“瓜哥”的山西网友在不久前组织了一个“网友购瓜团”到农户的瓜地里一次性购买了两万斤西瓜送给了当地的建筑工人及幼儿园。此事一时之间引起极大轰动，在当地传得沸沸扬扬。自此之后，后继者不乏其人，甚至连政府机关都加入到效仿的行列。
这一事件的“始作俑者”“瓜哥”称他的动机源自于当地报纸的一条报道。该报道说有一位种瓜的农妇因瓜多价贱而难于出手，以致最后悲愤自杀了。这一报道立即引起了同是瓜农出身的“瓜哥”强烈的愤慨与同情。“瓜哥”说他知道作为一个瓜农在种植西瓜中付出的辛劳，他也曾经领略过卖瓜时遭遇的屈辱与悲痛。然而当西瓜的价格降到一毛钱甚至是五分钱一斤的时候，降低的已不仅仅是西瓜的价格，还有种瓜人的热情；当西瓜因滞销而在自家的储瓜室中一个一个腐烂的时候，腐烂的已不再只是西瓜本身，还有种瓜人的心。也许有人对几分钱几毛钱的西瓜不屑一顾，但对于一个瓜农来说，种瓜不是闲暇时玩的一场自娱自乐的游戏，也不是城里人养阿猫阿狗来寄情愉性排烦解闷的消遣。这是他们的事业，是他们生存的命脉。在这样的一种事业当中，任何的波澜都将是致命的。
很早以前，人们祈求上苍风调雨顺，以为只要风调雨顺了，所有的人就会过上幸福安康的生活。后来他们知道错了，因为“苛政猛于虎”于是他们祈求政通人和五谷丰登，以为只要政通人和五谷丰登了，所有的人都享有了太平盛世，社会不再有难民，生活不再有危机。而现在人们知道又错了，因为他们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市场竞争。
说到三农问题，我也深有感触。我听说有些以桑蚕为业的地方已不再以出产蚕丝为主了，因为蚕茧价格太低，蚕民们宁愿将蚕茧里的蛹子剥出来卖给餐饮行业。我也亲见南省的柑橘在旺收的季节，因为利润微薄保不了运输存储费用而一车一车地倾倒到悬崖底下。据官方统计，中国的耕地已在大量地减少，有人说是因为沙化，有人说是因为城建，而据我觉得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农民自主地放弃了庄园，任其荒漠。这不是奇谈，而是一种正在形成且将愈演愈烈的趋势，因为城市化已经不可抵挡。英伦曾经的圈地运动，是贵族统治了农民，推动了商业与城市化的进程；而在中国，则是商业与城市化进程统治了农民，推进了农村的“圈地运动”现在的农村，要想拥有一两百亩土地成为真正的“地主”已经是易如反掌的事，但此时，这些“地主”所统治的已仅仅只有土地，而同时他们也不再是所谓的“贵族”已沦落为低下的“二等公民”——城里人是“一等公民”（有人这样说）。
相对于城里人，农民除了在心态上的仰视，还有在经济上的叩拜。有人说农民已经不用再交皇粮不用再交各种苛捐杂税，为什么还不好好种地，一定要跑到城里去打工？其实这种现象很好理解，只须想一想现在的中国已不复二三十年代的刀光剑影，为何还有那么多人要不惜一切代价地闯荡欧洲登陆北美？农民之所以离乡背井，不是因为他们已不再眷恋那方曾经的热土，而是因为他们已有了太多的无奈，他们清清楚楚地算过一笔帐。据“瓜哥”的说法，种一亩地的西瓜，风调雨顺的话，可旺收两万斤西瓜，以西瓜旺季时的市场平均价两毛来算，可收入四千元，抛去各种物资投入，可净收三千左右。而从种植西瓜到成熟出手，大约需要三个月，算下来月收入约千元，这比之到城里打工不相上下。而假如西瓜的价格一落千丈，只有一毛甚至是五分了呢？连老本都赔进去了，又何谈赚钱？也难怪那位农妇要悲愤得自杀了。这还是年份好的时候，假如遇到风不调雨不顺的年份，那又该如何呢？
有人说农民应该理解市场经济，历史证明它是正确的，我们应该极力去适应。的确，市场经济固然正确，但正确并不代表就没有缺陷。马克思主义被认为是正确的，结果陈独秀失败了；城市包围农村也被认为是正确的，结果王明失败了；市场经济在欧美已经存在很久了，不也发生过多次经济危机？并不是是药就能治病，就算能治病它也有三分毒。任何新事物的出现与运用，既要对症，也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当年的大跃进，声称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共产主义错了吗？当然没有错，可结果呢？真理也是在不断修改后才真正成为真理。当年欧几里德说“三角形内角和是一百八十度”后来空间几何建立后就改成“平面三角形内角和是一百八十度”；经典物理学说“光沿直线传播”相对论体系建立后就改成“光在真空中沿直线传播”正确的东西也应该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我们在适应它的同时，也应该逐步摸索，寻求最好的方法，以求达到完善。于是又有人说，既然如此，农民就应该更多的研究市场变动，掌握市场信息。然而众多的农民连本行的农业知识尚且没有系统的认识，此时要他们去掌握瞬息万变眼花缭乱的市场，岂不如“何不食肉糜？”一样的可笑？
孙子兵法中讲取胜的关键在于“道天地将法”道有王道，有霸道，可以说讲的是政治；天是天时，有风调雨顺，也有旱涝不测，可以说讲的是自然；地就是地势，可以引申为地方状况；将指组织管理者；而法则指的是法度、法令，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就是“游戏规则”合起来说就是，胜利是在一个爽朗的天气下在一个合适的场所里由一个优秀的指挥带领大家在一个良好的氛围当中玩的一场控制合度的游戏。而就时局来说，中国的农村有了一个良好的氛围，偶尔也有一个爽朗的天气，却缺乏一个优秀的指挥和一种合度的运作。所以这场游戏并不愉快，于是就有种瓜的农妇自杀了。这正是农民的一种悲哀。
不是我不明白，是世界变化快。农民们迷茫的不是中国是不是应该施行市场经济，他们迷茫的只是为何丰收与赚钱总是划不上等号。丰收了粮食却丰收不了笑容，笑容都淹没在变化莫测的市场中。“瓜哥”说卖不出去的西瓜舍不得扔掉，但不扔掉就会烂掉，于是只有发动全家人不停的吃西瓜，吃到最后，嘴里竟只有苦涩。其实，从西瓜中吃出的苦涩，又何尝不是整个中国农村的苦涩？从这一点上来讲，免税后的中国农村变得是多么的虚肿与脆弱！
昨晚在电视上看到一则专访，讲的是一个叫“瓜哥”的山西网友在不久前组织了一个“网友购瓜团”到农户的瓜地里一次性购买了两万斤西瓜送给了当地的建筑工人及幼儿园。此事一时之间引起极大轰动，在当地传得沸沸扬扬。自此之后，后继者不乏其人，甚至连政府机关都加入到效仿的行列。
这一事件的“始作俑者”“瓜哥”称他的动机源自于当地报纸的一条报道。该报道说有一位种瓜的农妇因瓜多价贱而难于出手，以致最后悲愤自杀了。这一报道立即引起了同是瓜农出身的“瓜哥”强烈的愤慨与同情。“瓜哥”说他知道作为一个瓜农在种植西瓜中付出的辛劳，他也曾经领略过卖瓜时遭遇的屈辱与悲痛。然而当西瓜的价格降到一毛钱甚至是五分钱一斤的时候，降低的已不仅仅是西瓜的价格，还有种瓜人的热情；当西瓜因滞销而在自家的储瓜室中一个一个腐烂的时候，腐烂的已不再只是西瓜本身，还有种瓜人的心。也许有人对几分钱几毛钱的西瓜不屑一顾，但对于一个瓜农来说，种瓜不是闲暇时玩的一场自娱自乐的游戏，也不是城里人养阿猫阿狗来寄情愉性排烦解闷的消遣。这是他们的事业，是他们生存的命脉。在这样的一种事业当中，任何的波澜都将是致命的。
很早以前，人们祈求上苍风调雨顺，以为只要风调雨顺了，所有的人就会过上幸福安康的生活。后来他们知道错了，因为“苛政猛于虎”于是他们祈求政通人和五谷丰登，以为只要政通人和五谷丰登了，所有的人都享有了太平盛世，社会不再有难民，生活不再有危机。而现在人们知道又错了，因为他们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市场竞争。
说到三农问题，我也深有感触。我听说有些以桑蚕为业的地方已不再以出产蚕丝为主了，因为蚕茧价格太低，蚕民们宁愿将蚕茧里的蛹子剥出来卖给餐饮行业。我也亲见南省的柑橘在旺收的季节，因为利润微薄保不了运输存储费用而一车一车地倾倒到悬崖底下。据官方统计，中国的耕地已在大量地减少，有人说是因为沙化，有人说是因为城建，而据我觉得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农民自主地放弃了庄园，任其荒漠。这不是奇谈，而是一种正在形成且将愈演愈烈的趋势，因为城市化已经不可抵挡。英伦曾经的圈地运动，是贵族统治了农民，推动了商业与城市化的进程；而在中国，则是商业与城市化进程统治了农民，推进了农村的“圈地运动”现在的农村，要想拥有一两百亩土地成为真正的“地主”已经是易如反掌的事，但此时，这些“地主”所统治的已仅仅只有土地，而同时他们也不再是所谓的“贵族”已沦落为低下的“二等公民”——城里人是“一等公民”（有人这样说）。
相对于城里人，农民除了在心态上的仰视，还有在经济上的叩拜。有人说农民已经不用再交皇粮不用再交各种苛捐杂税，为什么还不好好种地，一定要跑到城里去打工？其实这种现象很好理解，只须想一想现在的中国已不复二三十年代的刀光剑影，为何还有那么多人要不惜一切代价地闯荡欧洲登陆北美？农民之所以离乡背井，不是因为他们已不再眷恋那方曾经的热土，而是因为他们已有了太多的无奈，他们清清楚楚地算过一笔帐。据“瓜哥”的说法，种一亩地的西瓜，风调雨顺的话，可旺收两万斤西瓜，以西瓜旺季时的市场平均价两毛来算，可收入四千元，抛去各种物资投入，可净收三千左右。而从种植西瓜到成熟出手，大约需要三个月，算下来月收入约千元，这比之到城里打工不相上下。而假如西瓜的价格一落千丈，只有一毛甚至是五分了呢？连老本都赔进去了，又何谈赚钱？也难怪那位农妇要悲愤得自杀了。这还是年份好的时候，假如遇到风不调雨不顺的年份，那又该如何呢？
有人说农民应该理解市场经济，历史证明它是正确的，我们应该极力去适应。的确，市场经济固然正确，但正确并不代表就没有缺陷。马克思主义被认为是正确的，结果陈独秀失败了；城市包围农村也被认为是正确的，结果王明失败了；市场经济在欧美已经存在很久了，不也发生过多次经济危机？并不是是药就能治病，就算能治病它也有三分毒。任何新事物的出现与运用，既要对症，也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当年的大跃进，声称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共产主义错了吗？当然没有错，可结果呢？真理也是在不断修改后才真正成为真理。当年欧几里德说“三角形内角和是一百八十度”后来空间几何建立后就改成“平面三角形内角和是一百八十度”；经典物理学说“光沿直线传播”相对论体系建立后就改成“光在真空中沿直线传播”正确的东西也应该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我们在适应它的同时，也应该逐步摸索，寻求最好的方法，以求达到完善。于是又有人说，既然如此，农民就应该更多的研究市场变动，掌握市场信息。然而众多的农民连本行的农业知识尚且没有系统的认识，此时要他们去掌握瞬息万变眼花缭乱的市场，岂不如“何不食肉糜？”一样的可笑？
孙子兵法中讲取胜的关键在于“道天地将法”道有王道，有霸道，可以说讲的是政治；天是天时，有风调雨顺，也有旱涝不测，可以说讲的是自然；地就是地势，可以引申为地方状况；将指组织管理者；而法则指的是法度、法令，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就是“游戏规则”合起来说就是，胜利是在一个爽朗的天气下在一个合适的场所里由一个优秀的指挥带领大家在一个良好的氛围当中玩的一场控制合度的游戏。而就时局来说，中国的农村有了一个良好的氛围，偶尔也有一个爽朗的天气，却缺乏一个优秀的指挥和一种合度的运作。所以这场游戏并不愉快，于是就有种瓜的农妇自杀了。这正是农民的一种悲哀。
不是我不明白，是世界变化快。农民们迷茫的不是中国是不是应该施行市场经济，他们迷茫的只是为何丰收与赚钱总是划不上等号。丰收了粮食却丰收不了笑容，笑容都淹没在变化莫测的市场中。“瓜哥”说卖不出去的西瓜舍不得扔掉，但不扔掉就会烂掉，于是只有发动全家人不停的吃西瓜，吃到最后，嘴里竟只有苦涩。其实，从西瓜中吃出的苦涩，又何尝不是整个中国农村的苦涩？从这一点上来讲，免税后的中国农村变得是多么的虚肿与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