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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要和我一直逃避的那个梦境相逢了，在那个安静的海滩。
这家人都熟知贝贝的任性，当天就有人帮我们订了机票，送我们去了机场。从洛杉矶去夏威夷，我们将在太平洋上空，做长达七个小时的横渡。
这是二○○○年的冬天，新千年的第一个中国春节的前夕。而在这里，在夏威夷，却到处是夏天的棕榈、刺眼的阳光、蔚蓝的海和烫脚的沙滩。
夏威夷的这家酒店贝贝显然来过，对一切都是很熟悉的样子。这里远离城市，每个房间都面向大海。清晨，我站在弧形的阳台上，看一只孤单的海鸥从脚下歪歪地滑过。贝贝还在床上熟睡，这给了我一个真正可以静思的片刻，我开始仔细地、贪婪地、如饥似渴地咀嚼昨夜的梦。
——是你吗，安心？是你在笑吗？这梦的背景太朦胧了，以致我想不出我们是在哪里，我们在哪里有过这样的开怀大笑？在欢快的气氛和跳跃的节奏中，你的面孔显得极其模糊，甚至若隐若现，但我知道，那就是你，你就是安心。
你在哪里？你还记着我吗？
连着三天，那个美丽的梦总是如期而至。我每天执意早早地睡下就是为了等它到来。每一天清晨，太阳刚刚跳出对面的海平线，我就迫不及待地醒来，悄悄跑到阳台上，去凝望平静的海面和一两只离群的海鸥。那美丽的梦让我心如刀绞。
白天，我不再去海边游泳，不想吃饭，一整天躺在床上，像个病人一样。
贝贝问：“你又怎么了？”
我说：“没事。”
晚上，在紧临大海的露天餐厅里，面对着一盏橘黄的玻璃烛灯，我们枯燥地吃着晚餐。海是看不见的，漆黑一片，只能通过由远及近的涛声，想象它的广大。除了海的声音，四周的一切仿佛都静止了。贝贝的脸在暗处，有些闪烁不定，跳动的烛光浓缩进了她的那双疑惑而又气恼的眼眸。
贝贝问：“你到底在想什么，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抬了头，透过烛火看她。我说：“我想回去，回中国去。”
贝贝半天没有答话，她当然听出来了，我的语气，神情，显然告诉她将有什么事情发生。但她还是镇定了自己。
“你想你老爸了？好啊，我陪你一起回去。”
我低了头，像犯了罪一样：“贝贝，我心情很乱，我不想这么急就结婚。我们都还年轻。”
贝贝沉默下来，她肯定明白了我的意思，要不然她怎么没声了呢，怎么没有一句追问、一句谴责呢。这个沉默比厉声的追问和愤怒的谴责更让人难受。终于，她从餐桌前站起，一个人离开了，她说：“你和我父母去说吧。”
贝贝的父母是有身份的人，也是有知识有教养的人。而且，我知道在华人圈儿里，他们的面子是何等的重要。他们有那么多亲朋好友，谁不知道他们宝贝女儿的一只脚，已经跨进了洞房的门坎？
我们从夏威夷回到了洛杉矶，路上几乎没有说一句话。像同行的路人那样陌生、客气。
在和贝贝父母谈话的时候，我的头始终低垂着。我对不起他们，对不起贝贝。贝贝的父亲很严肃，他默默地听完了我的过于简单的陈述，他的回答更是简单得令人心悸。
“好，你不愿意现在结婚的想法我们表示尊重，只不过，这个想法你应该早说。作为一个男人，我希望你以后能够对你的决定，对和你有关系的其他人负起责任来。”
他的态度是严肃的，甚至可以说，是愤怒的。他说完便从沙发上站起来，走出了房门。
贝贝的母亲没有走，依然和我面对面地坐着。我低着头但我能感觉到她的目光，那一向温和的目光里充满了疑惑和责备。
她问：“能告诉我原因吗？”
我回答不出。
她再问：“你其实不爱贝贝，是吗？”
我把头更深地垂下，无颜正视这位母亲，我说：“原谅我，我心里一直有一个人，她离开了我，我想回去找她。”
“那你为什么还要跟贝贝来美国？”
我无言以对。
贝贝的母亲也站了起来，她说：“你伤害了贝贝，杨先生，你伤害了我们全家，你应该对你的行为感到羞愧！”
然要和我一直逃避的那个梦境相逢了，在那个安静的海滩。
这家人都熟知贝贝的任性，当天就有人帮我们订了机票，送我们去了机场。从洛杉矶去夏威夷，我们将在太平洋上空，做长达七个小时的横渡。
这是二○○○年的冬天，新千年的第一个中国春节的前夕。而在这里，在夏威夷，却到处是夏天的棕榈、刺眼的阳光、蔚蓝的海和烫脚的沙滩。
夏威夷的这家酒店贝贝显然来过，对一切都是很熟悉的样子。这里远离城市，每个房间都面向大海。清晨，我站在弧形的阳台上，看一只孤单的海鸥从脚下歪歪地滑过。贝贝还在床上熟睡，这给了我一个真正可以静思的片刻，我开始仔细地、贪婪地、如饥似渴地咀嚼昨夜的梦。
——是你吗，安心？是你在笑吗？这梦的背景太朦胧了，以致我想不出我们是在哪里，我们在哪里有过这样的开怀大笑？在欢快的气氛和跳跃的节奏中，你的面孔显得极其模糊，甚至若隐若现，但我知道，那就是你，你就是安心。
你在哪里？你还记着我吗？
连着三天，那个美丽的梦总是如期而至。我每天执意早早地睡下就是为了等它到来。每一天清晨，太阳刚刚跳出对面的海平线，我就迫不及待地醒来，悄悄跑到阳台上，去凝望平静的海面和一两只离群的海鸥。那美丽的梦让我心如刀绞。
白天，我不再去海边游泳，不想吃饭，一整天躺在床上，像个病人一样。
贝贝问：“你又怎么了？”
我说：“没事。”
晚上，在紧临大海的露天餐厅里，面对着一盏橘黄的玻璃烛灯，我们枯燥地吃着晚餐。海是看不见的，漆黑一片，只能通过由远及近的涛声，想象它的广大。除了海的声音，四周的一切仿佛都静止了。贝贝的脸在暗处，有些闪烁不定，跳动的烛光浓缩进了她的那双疑惑而又气恼的眼眸。
贝贝问：“你到底在想什么，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抬了头，透过烛火看她。我说：“我想回去，回中国去。”
贝贝半天没有答话，她当然听出来了，我的语气，神情，显然告诉她将有什么事情发生。但她还是镇定了自己。
“你想你老爸了？好啊，我陪你一起回去。”
我低了头，像犯了罪一样：“贝贝，我心情很乱，我不想这么急就结婚。我们都还年轻。”
贝贝沉默下来，她肯定明白了我的意思，要不然她怎么没声了呢，怎么没有一句追问、一句谴责呢。这个沉默比厉声的追问和愤怒的谴责更让人难受。终于，她从餐桌前站起，一个人离开了，她说：“你和我父母去说吧。”
贝贝的父母是有身份的人，也是有知识有教养的人。而且，我知道在华人圈儿里，他们的面子是何等的重要。他们有那么多亲朋好友，谁不知道他们宝贝女儿的一只脚，已经跨进了洞房的门坎？
我们从夏威夷回到了洛杉矶，路上几乎没有说一句话。像同行的路人那样陌生、客气。
在和贝贝父母谈话的时候，我的头始终低垂着。我对不起他们，对不起贝贝。贝贝的父亲很严肃，他默默地听完了我的过于简单的陈述，他的回答更是简单得令人心悸。
“好，你不愿意现在结婚的想法我们表示尊重，只不过，这个想法你应该早说。作为一个男人，我希望你以后能够对你的决定，对和你有关系的其他人负起责任来。”
他的态度是严肃的，甚至可以说，是愤怒的。他说完便从沙发上站起来，走出了房门。
贝贝的母亲没有走，依然和我面对面地坐着。我低着头但我能感觉到她的目光，那一向温和的目光里充满了疑惑和责备。
她问：“能告诉我原因吗？”
我回答不出。
她再问：“你其实不爱贝贝，是吗？”
我把头更深地垂下，无颜正视这位母亲，我说：“原谅我，我心里一直有一个人，她离开了我，我想回去找她。”
“那你为什么还要跟贝贝来美国？”
我无言以对。
贝贝的母亲也站了起来，她说：“你伤害了贝贝，杨先生，你伤害了我们全家，你应该对你的行为感到羞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