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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的作画工具和精巧不繁复的笔触以抽象的风格写意，注重大量留白，注重简约，跟西方油画动辄数月数年的写实主义艺术形式大不同，中式绘画讲究一气呵成，艺术与生活、修身养性结合起来。
一番话说得大家对中国艺术更是向往，莱昂内尔忽然道：“我们有可能把中国变成殖民地吗？”
跟祖国有关的大事，徐荣村立即竖起了耳朵。
唐宁沉默了好久，才道：“汉族曾经有两次被北亚战斗民族征服，除了满清之外，上一次是蒙古人。这两次，作为征服者的满人和蒙古人都选择了尊重汉族的儒家传统，学习汉人的语言。忽必烈是统治汉族的元朝的开国者，他在中国的北方实行蒙古的制度，而在南方实行汉族人原有的制度，为此还跟自己同族的三个蒙古汗国闹掰了。
这两个民族为什么要融入汉族文化呢？因为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最看重，自尊心最强，战斗力、学习能力、复仇能力都远远超过印度人。元朝和清国的统治者都不得不用汉文化来治理汉地百姓。大英帝国远比蒙古骑兵要强大，但距离远东太远，要全面征服是相当相当有难度的，除此之外，要打败中国的任何执政者都不难，1840年已经说明了这个问题。”
莱昂内尔提出这个问题之后立即发现不太对劲，因为当场便有一个清国人，他们的美食还是清国大厨准备的呢，有点尴尬，可是唐宁这样的说法又激起了他的兴趣，原来唐宁对中国有如此深刻的理解。他又问：“照你的看法，我们应该对中国采取什么样的策略？现在商人们对中国的开放程度相当不满，他们执行条约的力度实在没有诚意！”
唐宁看了看身边不远处的徐老乡，说：“我们现在假定徐先生是大清国的首富，那么，他会不会在大清国拥有崇高的地位呢？不会的。因为他的地位不受法律的保护，一个小官儿，不用太大，大概一个省级，或者一个省内大城市的市长级别，就能够让中国的首富低头。如果不服，官员会有各种各样的办法来制服徐先生。苛捐杂税啊，手续公文的拖延啊，大员、皇族要办什么差事啊。中国的买办、帮办，是跟我们的商人站在同一个立场上的，只有中国建立起法制社会，保护私有财产神圣不受侵犯，才符合中国商人、外国商人的利益，商人是一个代表，其实，农民、工厂主、手工业者也是一样的道理。
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先生早已经在《国富论》中总结了英格兰崛起的制度奥秘——我们建立起了有效的市场，通过法律和议会强化了市场公正的游戏规则。我个人的不成熟想法就是，英国应当帮助中国建立起这样的一种制度，这是符合我们的利益的。除了公平贸易之外，假如中国实在不肯开放市场，即使诉诸战争，我们也要找一个尊重法律，尊重契约的对手。否则，就像1840年的战争那样，签了协约也白签。我们的商人和外交官还会处于危险的境地。”
罗林森闻言叫好。莱昂内尔也点头表示同意，假如中国人根本不尊重条约，怎么打中国也没用。
财政大臣伍德也来了兴趣，说：“照你的意思，应该怎么‘帮’中国建立法制？”
唐宁：“中国从来就没有法制的传统，要真正的建立法制，首先要从教育开始，而教育要从办报开始，要在中国办报，我们得找一个说一不二的势力谈判，跟他们签订条约。而如何找这个说一不二的人呢？慢慢找！现在正是最佳时期，因为中国的南方出现了反清武装，这么一来，就会出现各种势力，我们可以在其中寻找一位说一不二的领袖，支持他办报办教育。当然，最重要的是不能让清军或者太平军那么快的消灭对方，我们要玩平衡，谁弱就帮谁。一直到我们找到合适的能够为中国建立新文明的领导人。”
伍德一边点头一边笑道：“这个思路很有启发性，要扶持一个讲信用的政府，这个一针见血。难怪你要求去做海峡殖民地的总督，原来心中真的是有政治抱负呢！”
维多利亚女王对此讳莫如深，很少开口，而亲王也感觉挺有意思，说：“至少唐宁对中国是很了解！”
有限的作画工具和精巧不繁复的笔触以抽象的风格写意，注重大量留白，注重简约，跟西方油画动辄数月数年的写实主义艺术形式大不同，中式绘画讲究一气呵成，艺术与生活、修身养性结合起来。
一番话说得大家对中国艺术更是向往，莱昂内尔忽然道：“我们有可能把中国变成殖民地吗？”
跟祖国有关的大事，徐荣村立即竖起了耳朵。
唐宁沉默了好久，才道：“汉族曾经有两次被北亚战斗民族征服，除了满清之外，上一次是蒙古人。这两次，作为征服者的满人和蒙古人都选择了尊重汉族的儒家传统，学习汉人的语言。忽必烈是统治汉族的元朝的开国者，他在中国的北方实行蒙古的制度，而在南方实行汉族人原有的制度，为此还跟自己同族的三个蒙古汗国闹掰了。
这两个民族为什么要融入汉族文化呢？因为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最看重，自尊心最强，战斗力、学习能力、复仇能力都远远超过印度人。元朝和清国的统治者都不得不用汉文化来治理汉地百姓。大英帝国远比蒙古骑兵要强大，但距离远东太远，要全面征服是相当相当有难度的，除此之外，要打败中国的任何执政者都不难，1840年已经说明了这个问题。”
莱昂内尔提出这个问题之后立即发现不太对劲，因为当场便有一个清国人，他们的美食还是清国大厨准备的呢，有点尴尬，可是唐宁这样的说法又激起了他的兴趣，原来唐宁对中国有如此深刻的理解。他又问：“照你的看法，我们应该对中国采取什么样的策略？现在商人们对中国的开放程度相当不满，他们执行条约的力度实在没有诚意！”
唐宁看了看身边不远处的徐老乡，说：“我们现在假定徐先生是大清国的首富，那么，他会不会在大清国拥有崇高的地位呢？不会的。因为他的地位不受法律的保护，一个小官儿，不用太大，大概一个省级，或者一个省内大城市的市长级别，就能够让中国的首富低头。如果不服，官员会有各种各样的办法来制服徐先生。苛捐杂税啊，手续公文的拖延啊，大员、皇族要办什么差事啊。中国的买办、帮办，是跟我们的商人站在同一个立场上的，只有中国建立起法制社会，保护私有财产神圣不受侵犯，才符合中国商人、外国商人的利益，商人是一个代表，其实，农民、工厂主、手工业者也是一样的道理。
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先生早已经在《国富论》中总结了英格兰崛起的制度奥秘——我们建立起了有效的市场，通过法律和议会强化了市场公正的游戏规则。我个人的不成熟想法就是，英国应当帮助中国建立起这样的一种制度，这是符合我们的利益的。除了公平贸易之外，假如中国实在不肯开放市场，即使诉诸战争，我们也要找一个尊重法律，尊重契约的对手。否则，就像1840年的战争那样，签了协约也白签。我们的商人和外交官还会处于危险的境地。”
罗林森闻言叫好。莱昂内尔也点头表示同意，假如中国人根本不尊重条约，怎么打中国也没用。
财政大臣伍德也来了兴趣，说：“照你的意思，应该怎么‘帮’中国建立法制？”
唐宁：“中国从来就没有法制的传统，要真正的建立法制，首先要从教育开始，而教育要从办报开始，要在中国办报，我们得找一个说一不二的势力谈判，跟他们签订条约。而如何找这个说一不二的人呢？慢慢找！现在正是最佳时期，因为中国的南方出现了反清武装，这么一来，就会出现各种势力，我们可以在其中寻找一位说一不二的领袖，支持他办报办教育。当然，最重要的是不能让清军或者太平军那么快的消灭对方，我们要玩平衡，谁弱就帮谁。一直到我们找到合适的能够为中国建立新文明的领导人。”
伍德一边点头一边笑道：“这个思路很有启发性，要扶持一个讲信用的政府，这个一针见血。难怪你要求去做海峡殖民地的总督，原来心中真的是有政治抱负呢！”
维多利亚女王对此讳莫如深，很少开口，而亲王也感觉挺有意思，说：“至少唐宁对中国是很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