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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功,美其名曰“新文化运动”又有些人便主张白话不妨作通俗之用;又有些人却道白话要做得好,仍须看古书。前一类早已二次转舵,又反过来嘲骂“新文化”了;后二类是不得已的调和派,只希图多留几天僵尸,到现在还不少。我曾在杂感上掊击过的。
新近看见一种上海出版的期刊3,也说起要做好白话须读好古文,而举例为证的人名中,其一却是我。这实在使我打了一个寒噤。别人我不论,若是自己,则曾经看过许多旧书,是的确的,为了教书,至今也还在看。因此耳濡目染,影响到所做的白话上,常不免流露出它的字句,体格来。但自己却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就是思想上,也何尝不中些庄周韩非4的毒,时而很随便,时而很峻急。孔孟的书我读得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不相干。大半也因为懒惰罢,往往自己宽解,以为一切事物,在转变中,是总有多少中间物的。动植之间,无脊椎和脊椎动物之间,都有中间物;或者简直可以说,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当开首改革文章的时候,有几个不三不四的作者,是当然的,只能这样,也需要这样。他的任务,是在有些警觉之后,喊出一种新声;又因为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但仍应该和光阴偕逝,逐渐消亡,至多不过是桥梁中的一木一石,并非什么前途的目标,范本。跟着起来便该不同了,倘非天纵之圣,积习当然也不能顿然荡除,但总得更有新气象。以文字论,就不必更在旧书里讨生活,却将活人的唇舌做为源泉,使文章更加接近语言,更加有生气。至于对于现在人民的语言的穷乏欠缺,如何救济,使他丰富起来,那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或者也须在旧文中取得若干资料,以供使役,但这并不在我现在所要说的范围以内,姑且不论。
我以为我倘十分努力,大概也还能够博采口语,来改革我的文章。但因为懒而且忙,至今没有做。我常疑心这和读了古书很有些关系,因为我觉得古人写在书上的可恶思想,我的心里也常有,能否忽而奋勉,是毫无把握的。我常常诅咒我的这思想,也希望不再见于后来的青年。去年我主张青年少读,或者简直不读中国书5,乃是用许多苦痛换来的真话,决不是聊且快意,或什么玩笑,愤激之辞。古人说,不读书便成愚人,那自然也不错的。然而世界却正由愚人造成,聪明人决不能支持世界,尤其是中国的聪明人。现在呢,思想上且不说,便是文辞,许多青年作者又在古文,诗词中摘些好看而难懂的字面,作为变戏法的手巾,来装潢自己的作品了。我不知这和劝读古文说可有相关,但正在复古,也就是新文艺的试行自杀,是显而易见的。
不幸我的古文和白话合成的杂集,又恰在此时出版了,也许又要给读者若干毒害。只是在自己,却还不能毅然决然将他毁灭,还想借此暂时看看逝去的生活的余痕。惟愿偏爱我的作品的读者也不过将这当作一种纪念,知道这小小的丘陇中,无非埋着曾经和过的躯壳。待再经若干岁月,又当化为烟埃,并纪念也从人间消去,而我的事也就完毕了。上午也正在看古文,记起了几句陆士衡的吊曹孟德文6,便拉来给我的这一篇作结--
既睎古以遗累,信简礼而薄藏。
彼裘绂于何有,贻尘谤于后王。
嗟大恋之所存,故虽哲而不忘。
览遗籍以慷慨,献兹文而凄伤!
一九二六,一一,一一,夜。鲁迅。
注释:
[1]南普陀寺 在厦门大学附近。该寺建于唐代开元年间,原名普照寺。
[2]刘伶 字伯伦,晋代沛国(今安徽宿县)人。晋书刘伶传中说,他“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曰:死便埋我。”
[3]指当时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一般月刊。关于“做好白话须读好古文”的议论,见该刊一九二六年十一月第一卷第三号所载明石(朱光潜)雨天的书一文,其中说:“想做好白话文,读若干上品的文言文或且十分必要。现在白话文作者当推胡适之、吴稚晖、周作人、鲁迅诸先生,而这几位先生的白话文都有得力于古文的处所(他们自己也许不承认)。”
[4]庄周(约前369-前286) 战国时宋国人,道家学派代表人物之一,著作有庄子一书。韩非(前280-前233),战国末期韩国人,先秦法家学派代表人物之一,著作有韩非子一书。
[5]见青年必读书,发表在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一日京报副刊,后收入华盖集。
[6]陆机(261-303) 字士衡,吴郡华亭(今上海松江)人,晋代文学家。他的吊曹孟德(曹操)文,题为吊魏武帝文,是他在晋朝王室的藏书阁中看到了曹操的遗令而作的。曹操在遗令中说,他死后不要照古代的繁礼厚葬,葬礼应该简单些;遗物中的裘(皮衣)绂(印绶)不要分,妓乐仍留在铜雀台按时上祭作乐。陆机这篇吊文,对曹操临死时仍然眷恋这些表示了一种感慨。
之功,美其名曰“新文化运动”又有些人便主张白话不妨作通俗之用;又有些人却道白话要做得好,仍须看古书。前一类早已二次转舵,又反过来嘲骂“新文化”了;后二类是不得已的调和派,只希图多留几天僵尸,到现在还不少。我曾在杂感上掊击过的。
新近看见一种上海出版的期刊3,也说起要做好白话须读好古文,而举例为证的人名中,其一却是我。这实在使我打了一个寒噤。别人我不论,若是自己,则曾经看过许多旧书,是的确的,为了教书,至今也还在看。因此耳濡目染,影响到所做的白话上,常不免流露出它的字句,体格来。但自己却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就是思想上,也何尝不中些庄周韩非4的毒,时而很随便,时而很峻急。孔孟的书我读得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不相干。大半也因为懒惰罢,往往自己宽解,以为一切事物,在转变中,是总有多少中间物的。动植之间,无脊椎和脊椎动物之间,都有中间物;或者简直可以说,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当开首改革文章的时候,有几个不三不四的作者,是当然的,只能这样,也需要这样。他的任务,是在有些警觉之后,喊出一种新声;又因为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但仍应该和光阴偕逝,逐渐消亡,至多不过是桥梁中的一木一石,并非什么前途的目标,范本。跟着起来便该不同了,倘非天纵之圣,积习当然也不能顿然荡除,但总得更有新气象。以文字论,就不必更在旧书里讨生活,却将活人的唇舌做为源泉,使文章更加接近语言,更加有生气。至于对于现在人民的语言的穷乏欠缺,如何救济,使他丰富起来,那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或者也须在旧文中取得若干资料,以供使役,但这并不在我现在所要说的范围以内,姑且不论。
我以为我倘十分努力,大概也还能够博采口语,来改革我的文章。但因为懒而且忙,至今没有做。我常疑心这和读了古书很有些关系,因为我觉得古人写在书上的可恶思想,我的心里也常有,能否忽而奋勉,是毫无把握的。我常常诅咒我的这思想,也希望不再见于后来的青年。去年我主张青年少读,或者简直不读中国书5,乃是用许多苦痛换来的真话,决不是聊且快意,或什么玩笑,愤激之辞。古人说,不读书便成愚人,那自然也不错的。然而世界却正由愚人造成,聪明人决不能支持世界,尤其是中国的聪明人。现在呢,思想上且不说,便是文辞,许多青年作者又在古文,诗词中摘些好看而难懂的字面,作为变戏法的手巾,来装潢自己的作品了。我不知这和劝读古文说可有相关,但正在复古,也就是新文艺的试行自杀,是显而易见的。
不幸我的古文和白话合成的杂集,又恰在此时出版了,也许又要给读者若干毒害。只是在自己,却还不能毅然决然将他毁灭,还想借此暂时看看逝去的生活的余痕。惟愿偏爱我的作品的读者也不过将这当作一种纪念,知道这小小的丘陇中,无非埋着曾经和过的躯壳。待再经若干岁月,又当化为烟埃,并纪念也从人间消去,而我的事也就完毕了。上午也正在看古文,记起了几句陆士衡的吊曹孟德文6,便拉来给我的这一篇作结--
既睎古以遗累,信简礼而薄藏。
彼裘绂于何有,贻尘谤于后王。
嗟大恋之所存,故虽哲而不忘。
览遗籍以慷慨,献兹文而凄伤!
一九二六,一一,一一,夜。鲁迅。
注释:
[1]南普陀寺 在厦门大学附近。该寺建于唐代开元年间,原名普照寺。
[2]刘伶 字伯伦,晋代沛国(今安徽宿县)人。晋书刘伶传中说,他“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曰:死便埋我。”
[3]指当时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一般月刊。关于“做好白话须读好古文”的议论,见该刊一九二六年十一月第一卷第三号所载明石(朱光潜)雨天的书一文,其中说:“想做好白话文,读若干上品的文言文或且十分必要。现在白话文作者当推胡适之、吴稚晖、周作人、鲁迅诸先生,而这几位先生的白话文都有得力于古文的处所(他们自己也许不承认)。”
[4]庄周(约前369-前286) 战国时宋国人,道家学派代表人物之一,著作有庄子一书。韩非(前280-前233),战国末期韩国人,先秦法家学派代表人物之一,著作有韩非子一书。
[5]见青年必读书,发表在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一日京报副刊,后收入华盖集。
[6]陆机(261-303) 字士衡,吴郡华亭(今上海松江)人,晋代文学家。他的吊曹孟德(曹操)文,题为吊魏武帝文,是他在晋朝王室的藏书阁中看到了曹操的遗令而作的。曹操在遗令中说,他死后不要照古代的繁礼厚葬,葬礼应该简单些;遗物中的裘(皮衣)绂(印绶)不要分,妓乐仍留在铜雀台按时上祭作乐。陆机这篇吊文,对曹操临死时仍然眷恋这些表示了一种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