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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家是十年九旱,于是,附近的村民们便集资修了龙王庙,为的是祈求龙王保佑人们风调雨顺,有个好的收成。一遇上天旱,临近村里的人们便来这儿祈雨。人们管祈雨叫“礼牲”所谓礼牲,就是牵一只羊来庙里祭奠龙王,当然还离不了其他供品。祭奠时,羊要是在龙王爷面前抖动身子,就表示祈下了雨。有时,羊并不能领会人的意思,站在那里纹丝不动,急得人们没办法了,便往羊的身上倒水。果然,一倒水,羊就很痛快地抖动起了身体。事实上,羊之所以抖动身子,八成是因为感觉到了倒在身上的水,下意识地抖动身子。
那天下山时,我们用带来的瓶子打了一瓶水,我喝了一口,那水果然甘甜可口,一点也亚于几块钱一瓶的这水那水。就在我从老家返回省城的途中,天真的阴得黑沉沉的,而且不一会儿还响起了淅沥淅沥的雨声。
(三)
每次到了那个矿,认识的人总是问,你甚时候回来的?在他们的眼中,我是回了家。而我也认同他们这种说法,毕竟在这里工作和生活过15年的时间啊。有好几次,我回到矿上后,自觉不自觉地就转到了南山公园。
说是公园,其实除了两个小亭子之外再没有什么。倒是公园的下面那个在八十年代初依山而建的体育场曾经风靡一时,成为矿上的一大景观。那时候这个矿是远近闻名的先进矿,凡上级领导和外边的人来参观,必然要来这个矿。所以,矿上除了生产任务完成的好,文体活动也搞得有声有色。那些年,矿上的宣传队常常代表局里参加各种汇演,篮球队代表局里参加各种比赛。所以要建体育场,就是因为那届全国煤炭系统的篮球比赛要在这个矿举行。这个矿地处一条带状的山沟,地方实在有限,于是就决定因地制宜,在南山的一条沟中垒一条石坝,建一个像模像样的体育场。当听说这个消息后,我傻了眼。因为我当时就住在那山沟的一侧,属于拆迁的对象。和我一样面临着要搬迁的几十户人家,都是清一色的“临时家属”矿上拆我们的房子是不需要做任何补偿的。所谓临时家属,就是指家属没有城市户口。而这些人大都是采掘一线的职工。因为是临时家属,所以就没有分房的资格。为了享受天伦之乐,我们像燕子垒窝一般,今天从这儿拿根椽,明天去那儿扛条檩,偷偷摸摸担惊受怕地搭起了勉强可以住人的小平房,如果运气不好还要被矿上的人拆掉。
我住的那间房子是花钱买的。不是我的觉悟高,是因为我既没有时间更没有那个胆。我们那一溜共住着五户人家,全是一线工人。我们的房子建在山粱边的一溜土坡下,吃水要到几百米远的山下的锅炉房去担。平时还好,遇到雨天和下雪,脚下一滑,水桶便从山上轱辘辘滚到了沟底。除了水,还有烧的炭,也得到一里多远的坑口去拣。有时,我们也利用自己的优势,用风筒布做的袋子从坑下往上背。八二年,我去北京一个文学讲习所学习,走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结果家里的炭不够烧,还是我侄子帮着担了几担材勉强维持到我回来。有一回,我去锅炉房那儿担水时,看到许多人围在马路边的几棵树下,过去一看,原来是从外地来矿上找亲戚的一家人,亲戚没找着,反而把钱给丢了。为凑回家的盘缠,准备买掉仅有的一张被子。周围的人们有的讨价还价,有的插科打诨,而更多的是在看热闹。那天回家后,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于是,就有了后来的小说白杨树下。在那里我住了大约三四年时间。几年后,我的中篇小说蔷薇坡上的居民们,就取材于那段生活。
我后来看到那个体育场的时候,它已经风光不再。我是在一个秋天的中午到的那里。从马路边的台阶拾级而上,体育场大门顶端上原有的五个字只剩了三个,两边的房里似乎住上了人家,有孩子,还有狗。建筑上面贴的涂料也褪了色,有的地方连皮也脱了,露出了本来面目色;窗户上的玻璃大都残缺不全,门和门框已经变了形,歪歪扭扭,像老人松动了的牙齿。进了里边,四周的看台破的破,塌的塌,许多地方长满了蒿草
我把目光移向我曾经的家园。秋阳下,那土坯垒的墙,那炉灰打的房顶,那铁管做的烟囱,那瓷水管抹的水缸,那一张张熟悉的疲惫的面孔,那似乎永远也洗不掉的黑眼圈
这儿的房子被拆掉之后,我们几家便各奔东西,难得见上一面。多年不见,他们过的还好吗?
(四)
每次回矿上时,透过汽车的玻璃,就可以看到我的那间房子。比起前面说的那间房,这房的档次要高得多:石头砌的地基,红砖垒的墙,木头全是新的,明晃晃的玻璃窗户,雪白的墙壁,天蓝色墙裙。中间隔成里外间,有三十多平米。
为盖这间房,内兄从老家来这里用平车和我从后边的那条沟里拉了数十车石头;盖房用的砖是通过关系买的,拉了满满三卡车,有二万多块,往山上运时是同班的伙计们一块一块传上去的;木料我找矿上批了一部分,余下的是朋友们从木料场偷的。可惜的是,盖房的这块地基不大,勉强盖下房后却没有了院子。后来的院子是用石头在房前的沟里砌了坝拿土填起来的。那条坝是顺着一条坡度很大的沟砌的,上面浅,下面深,最深的地方五六米高。跟上它,我后来受了不少冤枉苦。因为填的是虚土,一遇上水,就要下陷,就把那坝给摧垮了。记得我们住进新房不几个月,就遇到了一场雨。那雨并不大,可沥沥拉拉下了整整两天。当时我们谁也没当回事,因为院子里刚用炉灰和水泥抹过。谁知,从房檐上滴下来的雨水硬是把抹的那层面给滴穿了,于是,雨水就从那里渗了进去,就这样,我眼睁睁看着那坝轰隆一下坍塌了。这样的事情几乎每年都要发生。因为没有足够的石头和水泥,那坝只能是垒了塌,塌了垒。
在那里住了三四年的时间,我就调到另一个矿去工作。那个矿距原来的矿有百里之遥,我调到那儿几个月后,妻子和女儿、儿子便跟着去了那里。那时候,她们的户口都迁了出来,已经不再是临时家属,有了向矿上要房的权利。不久,我们就住上了一套水、电、暖一应具全的楼房,尽管面积不算大,可再不用为下雨而担心院子里的坝会坍塌了。没过多长时间,又有了煤气,就免去了拉煤、生火的麻烦了。
我们盖的那间房至今还在。我们准备搬走的那会儿,有人想买,但妻不忍心把它买了。因为那是我们惟一的财产,因为盖它付出了不少心血,花去了几百元钱。,我们搬走后,房子托邻居给看管,曾经租赁给外包工居住过一段时间。因为嫌外包工脏,邻居就要了回来。等后来妻子想开了再想卖时,那时候的房子已经不吃香了。随着国家用工制度的改革,从八十年代中期煤矿就不再招正式工,改为用农民轮换工。正式工的家属分期分批办来了户口,成为了城里人,先后住上了楼房。他们原来住的那些小平房便空了出来。再后来,别说是买房,就是找个看门的也不怎么容易。更何况我们那间房的地理位置不怎么好,盖在山坡上,干什么也不方便。
我那间原来人人说好的房子现在已经败落的不成样子,犹如一个沿街乞讨的蓬头垢面流浪汉。门前的坝塌了,窗户上的玻璃破了,房顶上也出现了裂痕,说不定哪一天支持不住了,会突然间倒了下来。看来,房子只是个形式,而住在里边的活生生的人才是内容。房子既然是给人住的,那没有了人住的房子即使再好也成了一种摆设,便失去了应有的价值。
老家是十年九旱,于是,附近的村民们便集资修了龙王庙,为的是祈求龙王保佑人们风调雨顺,有个好的收成。一遇上天旱,临近村里的人们便来这儿祈雨。人们管祈雨叫“礼牲”所谓礼牲,就是牵一只羊来庙里祭奠龙王,当然还离不了其他供品。祭奠时,羊要是在龙王爷面前抖动身子,就表示祈下了雨。有时,羊并不能领会人的意思,站在那里纹丝不动,急得人们没办法了,便往羊的身上倒水。果然,一倒水,羊就很痛快地抖动起了身体。事实上,羊之所以抖动身子,八成是因为感觉到了倒在身上的水,下意识地抖动身子。
那天下山时,我们用带来的瓶子打了一瓶水,我喝了一口,那水果然甘甜可口,一点也亚于几块钱一瓶的这水那水。就在我从老家返回省城的途中,天真的阴得黑沉沉的,而且不一会儿还响起了淅沥淅沥的雨声。
(三)
每次到了那个矿,认识的人总是问,你甚时候回来的?在他们的眼中,我是回了家。而我也认同他们这种说法,毕竟在这里工作和生活过15年的时间啊。有好几次,我回到矿上后,自觉不自觉地就转到了南山公园。
说是公园,其实除了两个小亭子之外再没有什么。倒是公园的下面那个在八十年代初依山而建的体育场曾经风靡一时,成为矿上的一大景观。那时候这个矿是远近闻名的先进矿,凡上级领导和外边的人来参观,必然要来这个矿。所以,矿上除了生产任务完成的好,文体活动也搞得有声有色。那些年,矿上的宣传队常常代表局里参加各种汇演,篮球队代表局里参加各种比赛。所以要建体育场,就是因为那届全国煤炭系统的篮球比赛要在这个矿举行。这个矿地处一条带状的山沟,地方实在有限,于是就决定因地制宜,在南山的一条沟中垒一条石坝,建一个像模像样的体育场。当听说这个消息后,我傻了眼。因为我当时就住在那山沟的一侧,属于拆迁的对象。和我一样面临着要搬迁的几十户人家,都是清一色的“临时家属”矿上拆我们的房子是不需要做任何补偿的。所谓临时家属,就是指家属没有城市户口。而这些人大都是采掘一线的职工。因为是临时家属,所以就没有分房的资格。为了享受天伦之乐,我们像燕子垒窝一般,今天从这儿拿根椽,明天去那儿扛条檩,偷偷摸摸担惊受怕地搭起了勉强可以住人的小平房,如果运气不好还要被矿上的人拆掉。
我住的那间房子是花钱买的。不是我的觉悟高,是因为我既没有时间更没有那个胆。我们那一溜共住着五户人家,全是一线工人。我们的房子建在山粱边的一溜土坡下,吃水要到几百米远的山下的锅炉房去担。平时还好,遇到雨天和下雪,脚下一滑,水桶便从山上轱辘辘滚到了沟底。除了水,还有烧的炭,也得到一里多远的坑口去拣。有时,我们也利用自己的优势,用风筒布做的袋子从坑下往上背。八二年,我去北京一个文学讲习所学习,走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结果家里的炭不够烧,还是我侄子帮着担了几担材勉强维持到我回来。有一回,我去锅炉房那儿担水时,看到许多人围在马路边的几棵树下,过去一看,原来是从外地来矿上找亲戚的一家人,亲戚没找着,反而把钱给丢了。为凑回家的盘缠,准备买掉仅有的一张被子。周围的人们有的讨价还价,有的插科打诨,而更多的是在看热闹。那天回家后,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于是,就有了后来的小说白杨树下。在那里我住了大约三四年时间。几年后,我的中篇小说蔷薇坡上的居民们,就取材于那段生活。
我后来看到那个体育场的时候,它已经风光不再。我是在一个秋天的中午到的那里。从马路边的台阶拾级而上,体育场大门顶端上原有的五个字只剩了三个,两边的房里似乎住上了人家,有孩子,还有狗。建筑上面贴的涂料也褪了色,有的地方连皮也脱了,露出了本来面目色;窗户上的玻璃大都残缺不全,门和门框已经变了形,歪歪扭扭,像老人松动了的牙齿。进了里边,四周的看台破的破,塌的塌,许多地方长满了蒿草
我把目光移向我曾经的家园。秋阳下,那土坯垒的墙,那炉灰打的房顶,那铁管做的烟囱,那瓷水管抹的水缸,那一张张熟悉的疲惫的面孔,那似乎永远也洗不掉的黑眼圈
这儿的房子被拆掉之后,我们几家便各奔东西,难得见上一面。多年不见,他们过的还好吗?
(四)
每次回矿上时,透过汽车的玻璃,就可以看到我的那间房子。比起前面说的那间房,这房的档次要高得多:石头砌的地基,红砖垒的墙,木头全是新的,明晃晃的玻璃窗户,雪白的墙壁,天蓝色墙裙。中间隔成里外间,有三十多平米。
为盖这间房,内兄从老家来这里用平车和我从后边的那条沟里拉了数十车石头;盖房用的砖是通过关系买的,拉了满满三卡车,有二万多块,往山上运时是同班的伙计们一块一块传上去的;木料我找矿上批了一部分,余下的是朋友们从木料场偷的。可惜的是,盖房的这块地基不大,勉强盖下房后却没有了院子。后来的院子是用石头在房前的沟里砌了坝拿土填起来的。那条坝是顺着一条坡度很大的沟砌的,上面浅,下面深,最深的地方五六米高。跟上它,我后来受了不少冤枉苦。因为填的是虚土,一遇上水,就要下陷,就把那坝给摧垮了。记得我们住进新房不几个月,就遇到了一场雨。那雨并不大,可沥沥拉拉下了整整两天。当时我们谁也没当回事,因为院子里刚用炉灰和水泥抹过。谁知,从房檐上滴下来的雨水硬是把抹的那层面给滴穿了,于是,雨水就从那里渗了进去,就这样,我眼睁睁看着那坝轰隆一下坍塌了。这样的事情几乎每年都要发生。因为没有足够的石头和水泥,那坝只能是垒了塌,塌了垒。
在那里住了三四年的时间,我就调到另一个矿去工作。那个矿距原来的矿有百里之遥,我调到那儿几个月后,妻子和女儿、儿子便跟着去了那里。那时候,她们的户口都迁了出来,已经不再是临时家属,有了向矿上要房的权利。不久,我们就住上了一套水、电、暖一应具全的楼房,尽管面积不算大,可再不用为下雨而担心院子里的坝会坍塌了。没过多长时间,又有了煤气,就免去了拉煤、生火的麻烦了。
我们盖的那间房至今还在。我们准备搬走的那会儿,有人想买,但妻不忍心把它买了。因为那是我们惟一的财产,因为盖它付出了不少心血,花去了几百元钱。,我们搬走后,房子托邻居给看管,曾经租赁给外包工居住过一段时间。因为嫌外包工脏,邻居就要了回来。等后来妻子想开了再想卖时,那时候的房子已经不吃香了。随着国家用工制度的改革,从八十年代中期煤矿就不再招正式工,改为用农民轮换工。正式工的家属分期分批办来了户口,成为了城里人,先后住上了楼房。他们原来住的那些小平房便空了出来。再后来,别说是买房,就是找个看门的也不怎么容易。更何况我们那间房的地理位置不怎么好,盖在山坡上,干什么也不方便。
我那间原来人人说好的房子现在已经败落的不成样子,犹如一个沿街乞讨的蓬头垢面流浪汉。门前的坝塌了,窗户上的玻璃破了,房顶上也出现了裂痕,说不定哪一天支持不住了,会突然间倒了下来。看来,房子只是个形式,而住在里边的活生生的人才是内容。房子既然是给人住的,那没有了人住的房子即使再好也成了一种摆设,便失去了应有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