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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装书真是买不起了。乾隆时候的刻本的价钱,几乎等于那时的宋本。明版小说,是五四运动以后飞涨的;从今年起,洪运怕要轮到小品文身上去了。至于清朝禁书〔2〕,则民元革命后就是宝贝,即使并无足观的著作,也常要百余元至数十元。我向来也走走旧书坊,但对于这类宝书,却从不敢作非分之想。端午节前,在四马路一带闲逛,竟无意之间买到了一种,曰小学大全,共五本,价七角,看这名目,是不大有人会欢迎的,然而,却是清朝的禁书。

    这书的编纂者尹嘉铨,博野人;他父亲尹会一〔3〕,是有名的孝子,乾隆皇帝曾经给过褒扬的诗。他本身也是孝子,又是道学家,官又做到大理寺卿稽察觉罗学〔4〕。还请令旗籍〔5〕子弟也讲读朱子的小学〔6〕,而“荷蒙朱批:所奏是。钦此。”这部书便成于两年之后的,加疏的小学六卷,考证和释文,或问各一卷,后编二卷,合成一函,是为大全。也曾进呈,终于在乾隆四十二年九月十七日奉旨:“好!知道了。钦此。”那明明是得了皇帝的嘉许的。

    到乾隆四十六年,他已经致仕回家了,但真所谓“及其老也,戒之在得”〔7〕罢,虽然欲得的乃是“名”也还是一样的招了大祸。这年三月,乾隆行经保定,尹嘉铨便使儿子送了一本奏章,为他的父亲请谥,朱批是“与瞻乃国家定典,岂可妄求。此奏本当交部治罪,念汝为父私情,姑免之。若再不安分家居,汝罪不可追矣!钦此。”不过他豫先料不到会碰这样的大钉子,所以接着还有一本,是请许“我朝”名臣汤斌范文程李光地顾八代张伯行〔8〕等从祀孔庙“至于臣父尹会一,既蒙御制诗章褒嘉称孝,已在德行之科,自可从祀,非臣所敢请也。”这回可真出了大岔子,三月十八日的朱批是:“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钦此。”

    乾隆时代的一定办法,是凡以文字获罪者,一面拿办,一面就查抄,这并非着重他的家产,乃在查看藏书和另外的文字,如果别有“狂吠”便可以一并治罪。因为乾隆的意见,是以为既敢“狂吠”必不止于一两声,非彻底根究不可的。尹嘉铨当然逃不出例外,和自己的被捕同时,他那博野的老家和北京的寓所,都被查抄了。藏书和别项著作,实在不少,但其实也并无什么干碍之作。不过那时是决不能这样就算的,经大学士三宝〔9〕等再三审讯之后,定为“相应请旨将尹嘉铨照大逆律凌迟处死”幸而结果很宽大:“尹嘉铨著加恩免其凌迟之罪,改为处绞立决,其家属一并加恩免其缘坐”就完结了。

    这也还是名儒兼孝子的尹嘉铨所不及料的。

    这一回的文字狱,只绞杀了一个人,比起别的案子来,决不能算是大狱,但乾隆皇帝却颇费心机,发表了几篇文字。从这些文字和奏章(均见清代文字狱档第六辑)看来,这回的祸机虽然发于他的“不安分”但大原因,却在既以名儒自居,又请将名臣从祀:这都是大“不可恕”的地方。清朝虽然尊崇朱子,但止于“尊崇”却不许“学样”因为一学样,就要讲学,于是而有学说,于是而有门徒,于是而有门户,于是而有门户之争,这就足为“太平盛世”之累。况且以这样的“名儒”而做官,便不免以“名臣”自居“妄自尊大”乾隆是不承认清朝会有“名臣”的,他自己是“英主”是“明君”所以在他的统治之下,不能有奸臣,既没有特别坏的奸臣,也就没有特别好的名臣,一律都是不好不坏,无所谓好坏的奴子。〔10〕特别攻击道学先生,所以是那时的一种潮流,也就是“圣意”我们所常见的,是纪昀总纂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自著的阅微草堂笔记〔11〕里的时时的排击。这就是迎合着这种潮流的,倘以为他秉性平易近人,所以憎恨了道学先生的谿刻,那是一种误解。大学士三宝们也很明白这潮流,当会审尹嘉铨时,曾奏道:“查该犯如此狂悖不法,若即行定罪正法,尚不足以泄公愤而快人心。该犯曾任三品大员,相应遵例奏明,将该犯严加夹讯,多受刑法,问其究属何心,录取供词,具奏,再请旨立正典刑,方足以昭炯戒。”后来究竟用了夹棍没有,未曾查考,但看所录供词,却于用他的“丑行”来打倒他的道学的策略,是做得非常起劲的。现在抄三条在下面——

    “问:尹嘉铨!你所书李孝女暮年不字事一篇,说‘年逾五十,依然待字,吾妻李恭人闻而贤之,欲求淑女以相助,仲女固辞不就’等语。这处女既立志不嫁,已年过五旬,你为何叫你女人遣媒说合,要他做妾?这样没廉耻的事,难道是讲正经人干的么?据供:我说的李孝女年逾五十,依然待字,原因素日间知道雄县有个姓李的女子,守贞不字。吾女人要聘他为妾,我那时在京候补,并不知道;后来我女人告诉我,才知道的,所以替他做了这篇文字,要表扬他,实在我并没有见过他的面。但他年过五十,我还将要他做妾的话,做在文字内,这就是我廉耻丧尽,还有何辩。

    “问:你当时在皇上跟前讨赏翎子,说是没有翎子,就回去见不得你妻小。你这假道学怕老婆,到底皇上没有给你翎子,你如何回去的呢?据供:我当初在家时,曾向我妻子说过,要见皇上讨翎子,所以我彼时不辞冒昧,就妄求恩典,原想得了翎子回家,可以夸耀。

    后来皇上没有赏我,我回到家里,实在觉得害羞,难见妻子。这都是我假道学,怕老婆,是实。

    “问:你女人平日妒悍,所以替你娶妾,也要娶这五十岁女人给你,知道这女人断不肯嫁,他又得了不妒之名。总是你这假道学居常做惯这欺世盗名之事,你女人也学了你欺世盗名。你难道不知道么?供:我女人要替我讨妾,这五十岁李氏女子既已立志不嫁,断不肯做我的妾,我女人是明知的,所以借此要得不妒之名。总是我平日所做的事,俱系欺世盗名,所以我女人也学做此欺世盗名之事,难逃皇上洞鉴。”

    还有一件要紧事是销毁和他有关的书。他的著述也真太多,计应“销毁”者有书籍八十六种,石刻七种,都是著作;应“撤毁”者有书籍六种,都是古书,而有他的序跋。小学大全虽不过“疏辑”然而是在“销毁”之列的。〔12〕但我所得的小学大全,却是光绪二十二年开雕,二十五年刊竣,而“宣统丁巳”(实是中华民国六年)重校的遗老本,有张锡恭跋云:“世风不古若矣,愿读是书者,有以转移之。”又有刘安涛跋云:“晚近凌夷,益加甚焉,异言喧,显与是书相悖,一唱百和,驯致家与国均蒙其害,唐虞三代以来先圣先贤蒙以养正之遗意,扫地尽矣。剥极必复,天地之心见焉。”为了文字狱,使士子不敢治史,尤不敢言近代事,但一面却也使昧于掌故,乾隆朝所竭力“销毁”的书,虽遗老也不复明白,不到一百三十年,又从新奉为宝典了。这莫非也是“剥极必复”〔13〕么?恐怕是遗老们的乾隆皇帝所不及料的罢。

    但是,清的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个,尤其是后两个皇帝,对于“文艺政策”或说得较大一点的“文化统制”〔14〕,却真尽了很大的努力的。文字狱不过是消极的一方面,积极的一面,则如钦定四库全书〔15〕,于汉人的著作,无不加以取舍,所取的书,凡有涉及金元之处者,又大抵加以修改,作为定本。此外,对于“七经”“二十四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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