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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想必还在把所谓‘第三种人’当作唯一的敌手吧!”

    这里无须解答,因为事实具在:我们这里也曾经有一点表示(8),但因为和在法国两样,所以情形也不同;刊物上也久不见什么“把所谓‘第三种人’当作唯一的敌手”的文章,不再内战,没有军阀气味了。戴先生的豫料,是落了空的。

    然而中国的左翼作家,这就和戴先生意中的法国左翼作家一样贤明了么?我以为并不这样,而且也不应该这样的。如果声音还没有全被削除的时候,对于“第三种人”的讨论,还极有从新提起和展开的必要。戴先生看出了法国革命作家们的隐衷,觉得在这危急时,和“第三种人”携手,也许是“精明的策略”但我以为单靠“策略”是没有用的,有真切的见解,才有精明的行为,只要看纪德的讲演,就知道他并不超然于政治之外,决不能贸贸然称之为“第三种人”加以欢迎,是不必别具隐衷的。不过在中国的所谓“第三种人”却还复杂得很。

    所谓“第三种人”原意只是说:站在甲乙对立或相斗之外的人。但在实际上,是不能有的。人体有胖和瘦,在理论上,是该能有不胖不瘦的第三种人的,然而事实上却并没有,一加比较,非近于胖,就近于瘦。文艺上的“第三种人”也一样,即使好像不偏不倚罢,其实是总有些偏向的,平时有意的或无意的遮掩起来,而一遇切要的事故,它便会分明的显现。如纪德,他就显出左向来了;别的人,也能从几句话里,分明的显出。所以在这混杂的一群中,有的能和革命前进,共鸣;有的也能乘机将革命中伤,软化,曲解。左翼理论家是有着加以分析的任务的。

    如果这就等于“军阀”的内战,那么,左翼理论家就必须更加继续这内战,而将营垒分清,拔去了从背后射来的毒箭!

    六月四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七月一日文学第一卷第一号。

    (2)戴望舒(1905—1950)浙江杭县(今余抗)人,诗人。著有诗集望舒草、灾难的岁月等。他写的法国通讯——关于文艺界的反法西斯蒂运动,载现代第三卷第二期(一九三三年六月)。

    (3)纪德(aagide,1869—1951)法国小说家。著有窄门*地粮、田园交响曲等。一九三二年初发表日记抄,声称“对于现在及将来要发生的许多事件,尤其是苏联的状态,抱着太深切的关心”并表示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一九三六年发表从苏联归来一书,攻击苏联。

    (4)左拉(ezola,1840—1902)法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萌芽、崩溃、娜娜等。一八九四年,法国的犹太籍军官德莱孚斯受到军事当局诬告,以泄漏军事机密罪被判处终身苦役。此事曾引起各界进步人士的不满。一八九七年,左拉对此案的材料作了研究后,确信德莱孚斯的无辜,就给总统佛尔写了一封我控诉的公开信,控诉法国政府、法庭和总参谋部违反法律和人权;由此他被判一年徒刑和罚金,因而逃往英国伦敦。

    (5)法朗士在左拉改葬时的讲演在德莱孚斯事件中,法朗士曾和左拉一样为德莱孚斯进肯辩护。一九二年十月五日左拉安葬时,他发表演说,肯定左拉生前的正义行动,谴责当局对左拉的迫害。一九六年七月十九日德莱孚斯案件得到平反后,他又在法国“人权同盟”组织的向左拉“表示感谢并致敬”的群众集会(在左拉墓前举行)上发表第二次演说,称左拉为“伟大的公民”号召人们不要忘记陷害无辜者的罪人,要“沿着正义和善良的道路前进”并向法国国会提出建立“左拉先贤祠”法案的要求。(法朗士:社会生活三十年)按左拉原葬于巴黎蒙玛特公墓,后改葬于法国“先贤祠”(6)一九三一年国民党政府杀害了柔石等革命作家,当时国际革命作家如苏联法捷耶夫、法国巴比塞、美国果尔德等人都曾强烈抗议国民党的暴行。

    (7)指苏汶编的文艺自由论辩集。该书收入“第三种人”自己所写的文章和别人批评“第三种人”的文章共二十篇,一九三三年三月上海现代书局出版。

    (8)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三日,鲁迅和宋庆龄、杨杏佛等,到上海德国领事馆递交为德国法西斯压迫民权摧残文化的抗议书,次日并将抗议书在申报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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