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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人取得了进士的资格。
洪武年间规定，各地儒学训导、罢闲官吏、倡优之家、吏卒之徒及正在居父母丧的各类人物不允参加科举考试。
由于参加科举考试乡试的读书人很多，明英宗正统九年（1444年）规定，所有应试人员都须参加预试，由提学官考选，合格的方准参加乡试。这种由提学官主持的预试，又称为郡试或小考。此后，凡应乡试的人，都需经提学官会同地方官、教官考选。只有优等生员才有资格参加乡试。
（2）应试准备
考生在入考场之前，要自己准备好试卷、笔砚等物。每场需草卷、正卷纸各十二幅，卷首要书写考生的姓名、年甲、籍贯、三代姓名和本经（即考生在学时所专习的一经，为《诗》、《书》、《礼》、《易》、《春秋》之一），南、北两直隶考生要到京府，各行省考生要到各布政司印卷置簿，附写于缝上用印钤记，并将印卷官姓名用长条印印于卷尾，然后还给考生本人。
在开考前两天，还要对考场进行编号，写明某行某号系某处考生某人号舍，并在号舍外张贴考生姓名，揭榜晓示诸人。
（3）应试的艰辛
乡试开始之日，即八月九日，参加乡试的考生要提前到达考场外，准备黎明时入场。按规定，考生除允许携带已印好的草卷、正卷及笔砚外，片纸只字不许带入，因此考生入场时受到严格的搜身。明末人艾南英在《天佣子文集》中，以自身的经历讲述了应试之苦，他说：考试入场前，考生们解开衣裳，左手拿着笔砚，右手拿着衣袜，排着队站在甬道里，听候点名，依次走到督学的面前。每一位考生由两名搜检军搜身，从头到脚，仔细搜查，往往需几个时辰才能搜完。此时，考生自腰际以下都冻僵了，几乎不知道自己身体发肤之所在了。这种搜身，没有一点礼待士人的样子了。
考生进入考场后，按号舍的编号每人一间号舍，号舍外有一名军丁看守，禁止讲问、冒名顶替。考生在黄昏时要交卷，如仍未完成，发给三只蜡烛，烛灭后即扶出场外。
如果发现考生作弊，按规定予以很重的惩罚。洪武七年（1374年）规定，在考生点名进场时，要严行搜检，入舍后详加伺察，如发现考生怀挟文字、越舍与他人交换答卷等违法行为，要在考场前枷号一个月，然后斥革为民。
对此，明末人沈德符指出：“科场之禁，在唐宋甚宽，如挟策者，亦止扶出，不锢其再试也。本朝此禁甚严，至三木囊头（即枷号），斥为编民，然仅行之乡试耳。”这清楚地表明了明代乡试禁令是十分严厉的，远远地超过了唐、宋。
4.阅卷与录取
阅卷与录取是乡试的最后一个环节，对考生来讲，这也是最重要的环节。考生答完卷后，经过弥封、誊录、对读等程序后，交由主考官与同考官评阅，并确定录取与否。
（1）草率的阅卷
考生的试卷经弥封、誊录、对读后，形成朱卷，考官对朱卷进行评阅。
一般说来，试卷首先由同考官评阅一遍，选择其中优秀的答卷交给主考官复阅，最后决定去取。由于参加乡试的考生人数很多，考试试题也很多，考生三场答卷堆积在一起，数量也十分庞大了。但阅卷官仅主考官与同考官共六人，试卷又限定在十天左右阅完。这就造成阅卷的仓促突击，敷衍塞责，而无法认真评阅比较。
明代乡试阅卷，逐步形成只注重首场试卷，尤其重视首场的“四书”义。只要首场所作“四书”义的卷子被取中，考官对其他几场的卷子，便不认真审阅了，即使其他几场所答之卷“苟简滥劣，至于全无典故，不知平仄者，1亦皆中式”。当然，这种只重首场局面的形成，并不是完全出于考官有意保护首场取中的考生最终被录取，也是由于考卷太多，根本无法对所有答卷进行严格认真评阅的缘故。
（2）录取名额
关于乡试录取的额数，洪武三年（1370年）规定，直隶府、州、县录取举人一百人，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北平、福建、浙江、江西、湖广乡试录取举人四十名，广东、广西录取举人各二十五人。但同时规定，如果人才过多，可以突破限额，多录取举人；如果人才过少，也可以低于录取额数。这一规定仅实行了三年，不久科举考试就停废了。
洪武十七年（1384年）所颁科举成式，规定乡试所取中的举人不受数量限制，只要中式（即合格）即可充贡京师，参加由礼部主持的会试。这一规定施行于洪武、建文、永乐三朝，至明仁宗洪熙元年（1425年）又限制了乡试录取名额，规定南京国子监并南直隶录取八十名，北京国子监并北直隶录取五十名，江西省五十名，浙江、福建省各四十五名，湖广、广东省各四十名，河南、四川省各三十五名，陕西、山西、山东省各三十名，云南、交趾各十名。总计全国各行省乡试共录取举人五百五十名。
此后，乡试录取的数额屡有增加，尤其是正统二年（1437年）和景泰四年（1453年）乡试录取额增加很大。至明神宗万历元年（1573年），全国各行省乡试录取额数分别为：南、北两直隶各一百三十五人，浙江、福建、湖广各九十人，江西九十五人，河南八十人，山东、广东各七十五人，陕西、山西各六十五人，广西五十五人，云南四十五人，贵州三十人。这比洪武十七年（1384年）所规定的录取名额几乎多了一倍。
从乡试录取数量的地区分布来看，南、北两京普遍高于其他行省，这反映了南、北两京作为明代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就全国其他行省的情况看，南方地区录取数额普遍高于北方地区，反映了南方农业生产、社会经济发达，文化教育也相对发达的事实；北方及云南、贵州、广西等边远地区录取较少，反映了这些地区农业生产落后，社会经济欠发达，文化教育也不发达的历史事实。
（3）录取率
关于乡试的录取率，由于统计资料不全，很难作出全面、准确的判断，这里仅举数例，以粗略推知乡试的录取率。洪武三年（1370年）应天府乡试，共有一百三十二人参加考试，“所选者过半焉”，录取率超过了百分之五十。此时，明朝新立不久，朝廷亟需庞大的官僚队伍，而愿意应试、任官的读书人较少，因此造成了录取率很高的暂时现象。此后，随着明朝的稳定，应试的人越来越多，录取率则越来越低了。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应天府乡试，考生共八百人，取中举人八十八名，录取率为百分之十一。建文元年（1399年）应天府乡试，参试考生一千五百人，录取二百十四人，录取率为百分之十四。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顺天府乡试，参试考生共二千三百人，按朝廷限额取中一百三十五人，录取率为百分之五强。此后，参加乡试的考生日益增多，乡试录取率也随之下降，中举也越来越困难了。
（4）举人资格
当乡试录取工作完后，要将取中的人排定名次，张榜公布。凡榜上有名的，就取得了举人资格，夺魁的被称为“解元”。
对于所有被录取的举人来说，他们已成为士绅阶层中的一员，享有士绅阶层的特权，如免役等。明朝末年，乡试中举已成为一件十分光彩、威风的事情。乡试发榜后，报信人手持短棍前往中举之家报喜，并从大门打起，将厅堂窗户全部打烂了，叫做“改换门庭”。工匠们紧随其后，顿时将一切修整一新。
举人也取得了入仕资格。明初，由举人出身仕至高官显位的不乏其人。自明中叶以后，进士受到重视，举人出身往往被人轻视。因此，举人们不满足于已取得的资格，还要参加次年举行的会试，以便取得进士的身份。即使考不中进士，举人们仍可被选入国子监，如果不愿意在国子监读书，只要办理了入监手续，即可由吏部授官，只是仅授以小京职，或府佐及州、县正官，或地方儒学教官，品级和地位都较低。
作为乡试的尾声，在乡试发榜后，还要举行“鹿鸣宴”，一方面对考中的举人表示祝贺，一方面酬谢参与考试的有关官员。这在各省是一件盛事，宴会期间要表演“魁星舞”，并歌唱《鹿鸣》诗以助兴。但是与宴的举人们并不能陶醉于美妙的歌舞之中，而是盼望着在次年二月的会试中夺魁，以博取更高的功名。
一些人取得了进士的资格。
洪武年间规定，各地儒学训导、罢闲官吏、倡优之家、吏卒之徒及正在居父母丧的各类人物不允参加科举考试。
由于参加科举考试乡试的读书人很多，明英宗正统九年（1444年）规定，所有应试人员都须参加预试，由提学官考选，合格的方准参加乡试。这种由提学官主持的预试，又称为郡试或小考。此后，凡应乡试的人，都需经提学官会同地方官、教官考选。只有优等生员才有资格参加乡试。
（2）应试准备
考生在入考场之前，要自己准备好试卷、笔砚等物。每场需草卷、正卷纸各十二幅，卷首要书写考生的姓名、年甲、籍贯、三代姓名和本经（即考生在学时所专习的一经，为《诗》、《书》、《礼》、《易》、《春秋》之一），南、北两直隶考生要到京府，各行省考生要到各布政司印卷置簿，附写于缝上用印钤记，并将印卷官姓名用长条印印于卷尾，然后还给考生本人。
在开考前两天，还要对考场进行编号，写明某行某号系某处考生某人号舍，并在号舍外张贴考生姓名，揭榜晓示诸人。
（3）应试的艰辛
乡试开始之日，即八月九日，参加乡试的考生要提前到达考场外，准备黎明时入场。按规定，考生除允许携带已印好的草卷、正卷及笔砚外，片纸只字不许带入，因此考生入场时受到严格的搜身。明末人艾南英在《天佣子文集》中，以自身的经历讲述了应试之苦，他说：考试入场前，考生们解开衣裳，左手拿着笔砚，右手拿着衣袜，排着队站在甬道里，听候点名，依次走到督学的面前。每一位考生由两名搜检军搜身，从头到脚，仔细搜查，往往需几个时辰才能搜完。此时，考生自腰际以下都冻僵了，几乎不知道自己身体发肤之所在了。这种搜身，没有一点礼待士人的样子了。
考生进入考场后，按号舍的编号每人一间号舍，号舍外有一名军丁看守，禁止讲问、冒名顶替。考生在黄昏时要交卷，如仍未完成，发给三只蜡烛，烛灭后即扶出场外。
如果发现考生作弊，按规定予以很重的惩罚。洪武七年（1374年）规定，在考生点名进场时，要严行搜检，入舍后详加伺察，如发现考生怀挟文字、越舍与他人交换答卷等违法行为，要在考场前枷号一个月，然后斥革为民。
对此，明末人沈德符指出：“科场之禁，在唐宋甚宽，如挟策者，亦止扶出，不锢其再试也。本朝此禁甚严，至三木囊头（即枷号），斥为编民，然仅行之乡试耳。”这清楚地表明了明代乡试禁令是十分严厉的，远远地超过了唐、宋。
4.阅卷与录取
阅卷与录取是乡试的最后一个环节，对考生来讲，这也是最重要的环节。考生答完卷后，经过弥封、誊录、对读等程序后，交由主考官与同考官评阅，并确定录取与否。
（1）草率的阅卷
考生的试卷经弥封、誊录、对读后，形成朱卷，考官对朱卷进行评阅。
一般说来，试卷首先由同考官评阅一遍，选择其中优秀的答卷交给主考官复阅，最后决定去取。由于参加乡试的考生人数很多，考试试题也很多，考生三场答卷堆积在一起，数量也十分庞大了。但阅卷官仅主考官与同考官共六人，试卷又限定在十天左右阅完。这就造成阅卷的仓促突击，敷衍塞责，而无法认真评阅比较。
明代乡试阅卷，逐步形成只注重首场试卷，尤其重视首场的“四书”义。只要首场所作“四书”义的卷子被取中，考官对其他几场的卷子，便不认真审阅了，即使其他几场所答之卷“苟简滥劣，至于全无典故，不知平仄者，1亦皆中式”。当然，这种只重首场局面的形成，并不是完全出于考官有意保护首场取中的考生最终被录取，也是由于考卷太多，根本无法对所有答卷进行严格认真评阅的缘故。
（2）录取名额
关于乡试录取的额数，洪武三年（1370年）规定，直隶府、州、县录取举人一百人，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北平、福建、浙江、江西、湖广乡试录取举人四十名，广东、广西录取举人各二十五人。但同时规定，如果人才过多，可以突破限额，多录取举人；如果人才过少，也可以低于录取额数。这一规定仅实行了三年，不久科举考试就停废了。
洪武十七年（1384年）所颁科举成式，规定乡试所取中的举人不受数量限制，只要中式（即合格）即可充贡京师，参加由礼部主持的会试。这一规定施行于洪武、建文、永乐三朝，至明仁宗洪熙元年（1425年）又限制了乡试录取名额，规定南京国子监并南直隶录取八十名，北京国子监并北直隶录取五十名，江西省五十名，浙江、福建省各四十五名，湖广、广东省各四十名，河南、四川省各三十五名，陕西、山西、山东省各三十名，云南、交趾各十名。总计全国各行省乡试共录取举人五百五十名。
此后，乡试录取的数额屡有增加，尤其是正统二年（1437年）和景泰四年（1453年）乡试录取额增加很大。至明神宗万历元年（1573年），全国各行省乡试录取额数分别为：南、北两直隶各一百三十五人，浙江、福建、湖广各九十人，江西九十五人，河南八十人，山东、广东各七十五人，陕西、山西各六十五人，广西五十五人，云南四十五人，贵州三十人。这比洪武十七年（1384年）所规定的录取名额几乎多了一倍。
从乡试录取数量的地区分布来看，南、北两京普遍高于其他行省，这反映了南、北两京作为明代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就全国其他行省的情况看，南方地区录取数额普遍高于北方地区，反映了南方农业生产、社会经济发达，文化教育也相对发达的事实；北方及云南、贵州、广西等边远地区录取较少，反映了这些地区农业生产落后，社会经济欠发达，文化教育也不发达的历史事实。
（3）录取率
关于乡试的录取率，由于统计资料不全，很难作出全面、准确的判断，这里仅举数例，以粗略推知乡试的录取率。洪武三年（1370年）应天府乡试，共有一百三十二人参加考试，“所选者过半焉”，录取率超过了百分之五十。此时，明朝新立不久，朝廷亟需庞大的官僚队伍，而愿意应试、任官的读书人较少，因此造成了录取率很高的暂时现象。此后，随着明朝的稳定，应试的人越来越多，录取率则越来越低了。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应天府乡试，考生共八百人，取中举人八十八名，录取率为百分之十一。建文元年（1399年）应天府乡试，参试考生一千五百人，录取二百十四人，录取率为百分之十四。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顺天府乡试，参试考生共二千三百人，按朝廷限额取中一百三十五人，录取率为百分之五强。此后，参加乡试的考生日益增多，乡试录取率也随之下降，中举也越来越困难了。
（4）举人资格
当乡试录取工作完后，要将取中的人排定名次，张榜公布。凡榜上有名的，就取得了举人资格，夺魁的被称为“解元”。
对于所有被录取的举人来说，他们已成为士绅阶层中的一员，享有士绅阶层的特权，如免役等。明朝末年，乡试中举已成为一件十分光彩、威风的事情。乡试发榜后，报信人手持短棍前往中举之家报喜，并从大门打起，将厅堂窗户全部打烂了，叫做“改换门庭”。工匠们紧随其后，顿时将一切修整一新。
举人也取得了入仕资格。明初，由举人出身仕至高官显位的不乏其人。自明中叶以后，进士受到重视，举人出身往往被人轻视。因此，举人们不满足于已取得的资格，还要参加次年举行的会试，以便取得进士的身份。即使考不中进士，举人们仍可被选入国子监，如果不愿意在国子监读书，只要办理了入监手续，即可由吏部授官，只是仅授以小京职，或府佐及州、县正官，或地方儒学教官，品级和地位都较低。
作为乡试的尾声，在乡试发榜后，还要举行“鹿鸣宴”，一方面对考中的举人表示祝贺，一方面酬谢参与考试的有关官员。这在各省是一件盛事，宴会期间要表演“魁星舞”，并歌唱《鹿鸣》诗以助兴。但是与宴的举人们并不能陶醉于美妙的歌舞之中，而是盼望着在次年二月的会试中夺魁，以博取更高的功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