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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间进入公元1860年12月,就在中华帝国实施所谓中华新政半个月的时候,第一波北方的冷空气过早的降临,让整个江南早早的就下了一场稀稀拉拉的初雪,而与这场初雪一起来临的,则是民间士子的一股反对新政的风潮。{ [
这股风潮的源头,就是高中考试跟公务员考试的内容跟传统考试内容格格不入,里面加了很多数学题、常识题以及历史题,真正的四书五经反而很少很少,这让大多数老一辈的士子完全不能适应。
不能适应的意思,就是考不了高分,考不了高分,就当不了官,当不了官就没有特权,没有特权,就没有好工作,好收入,好生活,所以随着冷空气的到来,天气变冷之后,这些不得志士子积压的不满也终于到了一个临界点,开始私下聚集,公然批评新政起来。
在这些私下聚集的所谓睿智大儒看来,中华帝国新政府搞的这些新官制不伦不类,不中不洋,完全是乱政。
当然,他们不敢把评论的矛头指向皇帝,也不敢说首相的坏话,所以就把矛头指向除此之外的其他人,尤其是李永昌的幕僚班子,也就是所谓的首相幕府成员。
在这其中,伍廷芳因为年轻,出身洋派,加上又是重要的首相幕府行走,被攻击的就尤其厉害。
这些人也很聪明,攻击的主要方向从来不说内务府的事儿,但对其他体制都是贬斥的一塌糊涂,而且他们还拉帮结派,到处在公众场合批评政府,一副敢为天下先的态势,结果还真的遭到了很多人的颂扬。
其实这些人之所以胆子这么大,也跟当前的舆论大环境空前宽松有关。相比清廷,中华帝国对舆论方面。特别是知识分子的舆论方面从来都是管制很松,基本上是一种言论无罪的态度,这才让那些知识分子能够畅所欲言。
这些反对新政的知识分子大多是不适应新政的老派儒生,之所以攻击这么猛烈,其实也有反戈一击的意图,本质上是希望引起皇帝的注意,说不定就死中求活,总比在新政体下的没希望要好的多。
这种事情当然会引起政府的注意,本来首相府的幕僚们都主张强制抓捕的,但李永昌却一力反对。反对用粗暴的方法对待知识分子。
简单说,正是因为李永昌对知识分子的过于放纵,加上李永吉又不注意这块儿,才造成了知识分子的大反弹,要不然,如果一早就实行清朝初期的那些政策,甚至玩一把文字狱的话,就根本没有这些反对声音了。
原本这些事情,李永吉是没空操心的。他现在正一门心思忙军队整编的事情,以应对即将到来的英法俄三国干涉。
因为就在苏州下第一场初雪的五天前,漫长的中英法俄四国谈判终于以全面破裂告终,俄国使者也正式的对中国递交了宣战书。从此中华帝国跟俄国就算是进入战争状态了。
所以说,在这个紧要关口,李永吉才没空理会国内的这些破事儿呢,反正经济改革并没有什么问题。不但国债全部发行一空,新钞票的发行也在有条不紊的进行,在不过分影响物价的前提下。让帝国政府财政完全呈现一种过分盈余的情况。
在李永吉看来,国家只要财政没问题,军队没问题,其他一切都是小问题。
但是,当知识分子发展到聚集了上万读书人,集体在永华宫前跪地请愿,搞了一出公车上书的时候,就由不得李永吉不重视了。
因为事情的严重性,李永吉只能暂时离开虎丘大本营,重新回到了永华宫,去处理这个所谓公车上书事件。
说实话,对这个上万人集体跪地请愿的所谓公车上书,李永吉是有些头疼,也接受了他们的代表递交的提议,但这些提议在李永吉看来,完全是毫无用处。
因为这些人的提议看起来头头是道,但其实都是泛泛而言,都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很少有真正抓住要点的,也没什么建设性意见,对政策的改进毫无用处不说,甚至很多内容都是在开历史倒车。
比如第一条,是下诏鼓天下之气,不拘一格降人才。
说的挺好,但鼓什么气呢?通篇都是一些之乎者也,什么浩然正气的,但说白了就是要回复士子以前的地位跟特权,要把给工人跟士兵家属的特权,还给士子。
那个不拘一格降人才,听起来也很带感,但本质是想恢复举荐制度,也就是说不经过考试,直接通过民间士子之间的推举,来推举有名望有才华的“大才”,进入政府当官,把持地方甚至中央的大权。
在这里面,他们尤其诟病新的公务员考试跟内务员考试,因为这里面很多题目都不是四书五经,而是常识考试啊,逻辑题考试啊,数学考试之类的东西,这些玩意儿他们很多人都不适应,至少比很多年轻人差远了,所以觉得荒谬绝伦。
所以说,这第一条是最重要的,这一条的矛头直指新的科举制度以及新的官员考试制度,是要从根本颠覆中华新政中的官员选拔与升级制度。
又比如第二条,是迁都定天下之本。
在他们看来,苏州龙气不足,南京更是诅咒之地,都不足以当首都,应该迁都北京,天子守国门。
开什么玩笑,北京那边如今还是前沿阵地,而且李永吉的基础大都在上海苏州这边,南京又正在大兴土木,而很多地方都离不开李永吉的金手指。放下这边的大好局面去北京?李永吉脑袋得抽成什么样才能答应啊,更不用说是俄国人马上就要过来的此时此刻。
还有第三条,复汉家体制,行祖宗成法。
这也是扯淡,因为他们的意见,是恢复明朝的制度,让法院啊议院之类的都并入国务院之下,说什么责权一统。不能让审案子的独立出来制约官府。同时呢,也改掉市长县长之类的称呼,重新变成知府知县之类的称谓。
要真这样,李永吉干嘛搞三权分立?他之所以让**院跟议院分出来跟国务院平级,就是为了更好的监督政府。
因为相对而言,三权分立的监督体系,能更好的监督政府,而有了更好的监督体系,政府才能更廉洁更高效,单纯靠内务府玩特务制度。是行不通的。
李永吉搞内务府,不过是加一个保险,同时也为了在未来行事更方便,主要是要对外,并非是对内。
至于行祖宗成法,这里面的意思其实主要反对的新税法,尤其是对奢侈税的不满。在他们看来,除了抽大烟交高额税收没问题外,其他的奢侈税都有问题。
像小妾税吧。他们觉得一夫多妻天经地义,就因为纳妾就要多交税,而且纳妾越多缴税越多,这完全是恶法!
还有裹脚税。大户税收,也是一样让人诟病。他们觉得让自家女人裹脚是自己家的事情,朝廷为了这个就多收税,也是恶政;还有大户税。这是迫使亲人分离,大户变小户,也是一种恶政。
简而言之。这第三条意见,就是全面复辟旧朝制度,不要搞那些新花样了,尤其是税收方面,更加不能玩那些花活。
第四条,驱逐洋人,闭关锁国!
没错,正如字面上的意思,他们觉得中华帝国现在跟洋人走的太近,这是在搅乱华夏体统,而且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洋人来中国就是不安好心,所以应该把洋人都驱逐出中华帝国,然后关闭海关,不准让洋人进入中华帝国的地面。
对这一条而言,李永吉都懒得吐槽了,完全是愚昧守旧的代名词!
只有第五条稍微有点意思,是大赦天下,广开言路。
这一条的表面意思,是赦免那些之前被抓的所谓反动派,同时放开士子论政的通道,让士大夫跟天子共同治理天下。毫无疑问,这里面的意思也是在为旧派的知识分子铺路。
最后,这些人还说一旦国家这样做,那么内圣外王,其他还没有在中华帝国统治下的省份,也一定会被感召,如瓜熟蒂落一般落入中华帝国的掌握,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犹犹豫豫,四分五裂了。
这倒是有点道理,因为像福建啊河南啊等省份,现在之所以还羞羞答答的不肯投降中华帝国,除了还没反应过来之外,也有顾忌中华帝国新政的原因,怕投降过来后适应不了,得不到应有的地位。
但这些人却不知道,这些地方之所以还能独立在外,那不是中华帝国没能力拿下,而是暂时不想去拿过来,原因么,是暂时不想增加负担。
因为李永吉以后必然要走工商富国之路,这就需要有充足的劳动力,丰富的资源,充沛的资金以及广大的市场,这四个条件缺一不可。
算一下,李永吉现在掌握的地盘,是中国人口最多,也最富裕的地方,所以在中华帝国的掌控范围内,是要人有人,要地有地,要资源有资源,有资金有资金,什么都全了。
所谓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影响经济,政治体制的不同,也会影响工商富国的推进速度,至少清朝老一套的那些东西,是无法使用新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因此改革是势在必行,而最好的改革时机,又有什么能比得过国朝新立这... -->>
当时间进入公元1860年12月,就在中华帝国实施所谓中华新政半个月的时候,第一波北方的冷空气过早的降临,让整个江南早早的就下了一场稀稀拉拉的初雪,而与这场初雪一起来临的,则是民间士子的一股反对新政的风潮。{ [
这股风潮的源头,就是高中考试跟公务员考试的内容跟传统考试内容格格不入,里面加了很多数学题、常识题以及历史题,真正的四书五经反而很少很少,这让大多数老一辈的士子完全不能适应。
不能适应的意思,就是考不了高分,考不了高分,就当不了官,当不了官就没有特权,没有特权,就没有好工作,好收入,好生活,所以随着冷空气的到来,天气变冷之后,这些不得志士子积压的不满也终于到了一个临界点,开始私下聚集,公然批评新政起来。
在这些私下聚集的所谓睿智大儒看来,中华帝国新政府搞的这些新官制不伦不类,不中不洋,完全是乱政。
当然,他们不敢把评论的矛头指向皇帝,也不敢说首相的坏话,所以就把矛头指向除此之外的其他人,尤其是李永昌的幕僚班子,也就是所谓的首相幕府成员。
在这其中,伍廷芳因为年轻,出身洋派,加上又是重要的首相幕府行走,被攻击的就尤其厉害。
这些人也很聪明,攻击的主要方向从来不说内务府的事儿,但对其他体制都是贬斥的一塌糊涂,而且他们还拉帮结派,到处在公众场合批评政府,一副敢为天下先的态势,结果还真的遭到了很多人的颂扬。
其实这些人之所以胆子这么大,也跟当前的舆论大环境空前宽松有关。相比清廷,中华帝国对舆论方面。特别是知识分子的舆论方面从来都是管制很松,基本上是一种言论无罪的态度,这才让那些知识分子能够畅所欲言。
这些反对新政的知识分子大多是不适应新政的老派儒生,之所以攻击这么猛烈,其实也有反戈一击的意图,本质上是希望引起皇帝的注意,说不定就死中求活,总比在新政体下的没希望要好的多。
这种事情当然会引起政府的注意,本来首相府的幕僚们都主张强制抓捕的,但李永昌却一力反对。反对用粗暴的方法对待知识分子。
简单说,正是因为李永昌对知识分子的过于放纵,加上李永吉又不注意这块儿,才造成了知识分子的大反弹,要不然,如果一早就实行清朝初期的那些政策,甚至玩一把文字狱的话,就根本没有这些反对声音了。
原本这些事情,李永吉是没空操心的。他现在正一门心思忙军队整编的事情,以应对即将到来的英法俄三国干涉。
因为就在苏州下第一场初雪的五天前,漫长的中英法俄四国谈判终于以全面破裂告终,俄国使者也正式的对中国递交了宣战书。从此中华帝国跟俄国就算是进入战争状态了。
所以说,在这个紧要关口,李永吉才没空理会国内的这些破事儿呢,反正经济改革并没有什么问题。不但国债全部发行一空,新钞票的发行也在有条不紊的进行,在不过分影响物价的前提下。让帝国政府财政完全呈现一种过分盈余的情况。
在李永吉看来,国家只要财政没问题,军队没问题,其他一切都是小问题。
但是,当知识分子发展到聚集了上万读书人,集体在永华宫前跪地请愿,搞了一出公车上书的时候,就由不得李永吉不重视了。
因为事情的严重性,李永吉只能暂时离开虎丘大本营,重新回到了永华宫,去处理这个所谓公车上书事件。
说实话,对这个上万人集体跪地请愿的所谓公车上书,李永吉是有些头疼,也接受了他们的代表递交的提议,但这些提议在李永吉看来,完全是毫无用处。
因为这些人的提议看起来头头是道,但其实都是泛泛而言,都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很少有真正抓住要点的,也没什么建设性意见,对政策的改进毫无用处不说,甚至很多内容都是在开历史倒车。
比如第一条,是下诏鼓天下之气,不拘一格降人才。
说的挺好,但鼓什么气呢?通篇都是一些之乎者也,什么浩然正气的,但说白了就是要回复士子以前的地位跟特权,要把给工人跟士兵家属的特权,还给士子。
那个不拘一格降人才,听起来也很带感,但本质是想恢复举荐制度,也就是说不经过考试,直接通过民间士子之间的推举,来推举有名望有才华的“大才”,进入政府当官,把持地方甚至中央的大权。
在这里面,他们尤其诟病新的公务员考试跟内务员考试,因为这里面很多题目都不是四书五经,而是常识考试啊,逻辑题考试啊,数学考试之类的东西,这些玩意儿他们很多人都不适应,至少比很多年轻人差远了,所以觉得荒谬绝伦。
所以说,这第一条是最重要的,这一条的矛头直指新的科举制度以及新的官员考试制度,是要从根本颠覆中华新政中的官员选拔与升级制度。
又比如第二条,是迁都定天下之本。
在他们看来,苏州龙气不足,南京更是诅咒之地,都不足以当首都,应该迁都北京,天子守国门。
开什么玩笑,北京那边如今还是前沿阵地,而且李永吉的基础大都在上海苏州这边,南京又正在大兴土木,而很多地方都离不开李永吉的金手指。放下这边的大好局面去北京?李永吉脑袋得抽成什么样才能答应啊,更不用说是俄国人马上就要过来的此时此刻。
还有第三条,复汉家体制,行祖宗成法。
这也是扯淡,因为他们的意见,是恢复明朝的制度,让法院啊议院之类的都并入国务院之下,说什么责权一统。不能让审案子的独立出来制约官府。同时呢,也改掉市长县长之类的称呼,重新变成知府知县之类的称谓。
要真这样,李永吉干嘛搞三权分立?他之所以让**院跟议院分出来跟国务院平级,就是为了更好的监督政府。
因为相对而言,三权分立的监督体系,能更好的监督政府,而有了更好的监督体系,政府才能更廉洁更高效,单纯靠内务府玩特务制度。是行不通的。
李永吉搞内务府,不过是加一个保险,同时也为了在未来行事更方便,主要是要对外,并非是对内。
至于行祖宗成法,这里面的意思其实主要反对的新税法,尤其是对奢侈税的不满。在他们看来,除了抽大烟交高额税收没问题外,其他的奢侈税都有问题。
像小妾税吧。他们觉得一夫多妻天经地义,就因为纳妾就要多交税,而且纳妾越多缴税越多,这完全是恶法!
还有裹脚税。大户税收,也是一样让人诟病。他们觉得让自家女人裹脚是自己家的事情,朝廷为了这个就多收税,也是恶政;还有大户税。这是迫使亲人分离,大户变小户,也是一种恶政。
简而言之。这第三条意见,就是全面复辟旧朝制度,不要搞那些新花样了,尤其是税收方面,更加不能玩那些花活。
第四条,驱逐洋人,闭关锁国!
没错,正如字面上的意思,他们觉得中华帝国现在跟洋人走的太近,这是在搅乱华夏体统,而且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洋人来中国就是不安好心,所以应该把洋人都驱逐出中华帝国,然后关闭海关,不准让洋人进入中华帝国的地面。
对这一条而言,李永吉都懒得吐槽了,完全是愚昧守旧的代名词!
只有第五条稍微有点意思,是大赦天下,广开言路。
这一条的表面意思,是赦免那些之前被抓的所谓反动派,同时放开士子论政的通道,让士大夫跟天子共同治理天下。毫无疑问,这里面的意思也是在为旧派的知识分子铺路。
最后,这些人还说一旦国家这样做,那么内圣外王,其他还没有在中华帝国统治下的省份,也一定会被感召,如瓜熟蒂落一般落入中华帝国的掌握,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犹犹豫豫,四分五裂了。
这倒是有点道理,因为像福建啊河南啊等省份,现在之所以还羞羞答答的不肯投降中华帝国,除了还没反应过来之外,也有顾忌中华帝国新政的原因,怕投降过来后适应不了,得不到应有的地位。
但这些人却不知道,这些地方之所以还能独立在外,那不是中华帝国没能力拿下,而是暂时不想去拿过来,原因么,是暂时不想增加负担。
因为李永吉以后必然要走工商富国之路,这就需要有充足的劳动力,丰富的资源,充沛的资金以及广大的市场,这四个条件缺一不可。
算一下,李永吉现在掌握的地盘,是中国人口最多,也最富裕的地方,所以在中华帝国的掌控范围内,是要人有人,要地有地,要资源有资源,有资金有资金,什么都全了。
所谓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影响经济,政治体制的不同,也会影响工商富国的推进速度,至少清朝老一套的那些东西,是无法使用新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因此改革是势在必行,而最好的改革时机,又有什么能比得过国朝新立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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