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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关键的是，这种最低保障合约必须是农户本人在种子站里，在基层官员的现场监督下签字画押，事后还要加上监督员的签字跟画押，实行责任到人的情况，从来不出售空白合同，因此倒卖种子的商人无法倒卖这些合约。
因此，当水稻价格大跳水的时候，大多数的种植户都无法获得帝国的最低保障，可以说损失惨重。但是呢，毕竟还是有一小部分人是有这个合同的，这一小部分人虽然在种植户的总体数目来说不多，但绝对数目可不小。
为此，帝国政府光不得不按照合约上的规定，用最低保障价格收购这些农户的粮食，完全是在做亏本买卖，只是这一项的损失，就高达一千万华元。
虽然一千万华元对此时的帝国政府来说并不算太大的数目，谈不上伤筋动骨，但这件事却刺激了很多人，不但刺激了很多种植户，也刺激了首相沈世明。
因为沈世明想到，这场危机让很多农户发现了最低保障合同的好处，下次买粮种的时候，宁可千里迢迢赶到种子站亲自购买，如此一来，万一再来一次这种粮食大跳水的情况，帝国政府的损失不是更大么？
因此，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沈世明干脆就宣布取消最低保障收购价的合约制度。
沈世明的这种强制取消最低保障的方法，可以说是相当的野蛮粗暴，取消的时候不但迅速有效，而且连原因也不屑说，就是发布一个命令，说取消这个政策就完事儿了。
而这时期的中国人呢，对官府权威依旧畏惧有加，虽然对这种突然取消粮食收购价最低保障的政策不满，但也不敢明着反对，甚至连游行示威啥的都没有一起，只能是捏着鼻子认倒霉。
这场水稻危机虽然对帝国政府来说并不算大问题，但其实在社会上却造成了很多问题，让大量的农户破产。
原因很简单，当初高产水稻引发风潮的时候，大家都一股脑的争着种植高产水稻，很多农户手里没钱，就干脆去银行或者钱庄借钱，抵押品往往都是自己的土地或者住房。
虽然由于帝国政府大力支持农业，种植粮食的贷款利息很低，但再低也是有利息的，而且还有个借款本金的问题。
要是农户收入高还好，可现在明显很多人都是亏了大本，别说本金了，很多人连利息都还不起。
农户种粮亏了本，那些银行钱庄可不管，他们可不想让农户的亏损让自己承担，所以拿着合约要求那些农户强行履行合约，也就是要求还钱！
对于此时的中国人来说。还不起钱自然就是赖账，可惜那些钱庄银号的人根本不去做恶人，而是直接拿着合约去法院起诉，要求法院强制执行。
由于李永吉一开始要提高行政效率的问题，要求法院在接案子的时候不得拖沓推脱，所以对那些钱庄银号送过来的起诉状纸，他们都迅速的做出了安排，直接发函给当地警察局，要求警察派人强制执行。
这样一来，受限于帝国的行政规矩。接到法院发函的警察不得不出动，开始做这个讨债的恶人，强行收回农户的抵押土地或者房屋，以交给钱庄或者银行，其行为之粗暴，比后世的强拆还要野蛮十倍以上。
要不说呢，此时的中国人就是太善良，太软弱了。那些欠债的农户面对钱庄银号的人，还可以强行抵赖一下。可当他们看到气势汹汹的警察的时候，瞬间就软了下来，除了跪下来嚎啕大哭，基本没有几个敢反抗的。
当然。也有一些民风彪悍的地区，有过一些暴力抗法的行为，但一旦他们这样做，就等于让局面升级。会引来当地的国民警卫队或者当地驻军的围剿。
此时的中国农户，大都只有木棍刀枪等冷兵器，面对警察的时候还能抵抗一二。可一旦面对武器先进、纪律严明的正规军，压根就没有丝毫抵抗力可言，几乎每一次暴乱都被毫不留情的剿灭。
这么几次下来之后，哪怕再彪悍的地区，也不得不在血淋淋的事实面前低头，只能强行忍了下来。
好在，虽然下面的基层管理机构对待百姓过于简单粗暴，但因为还有当兵、进城务工以及去海外殖民地这三个选项，算是给大家一条活路，因此这种由于水稻引起的经济危机才没有产生大规模的动乱。
在这其中，当兵，哪怕是最低级的义务兵呢，起码也是包吃包住，每个月还能有2华元可拿，这种待遇在如今这种粮价低迷的社会环境下，吸引力不是一般的大，再加上因为技术的进步，当兵的危险性很低，所以当兵就成了最有吸引力的职业。
谁都知道，在中华帝国当兵，是要远离城市的，也就是军人不得干政，所以中华帝国的行政机构跟军事机构不说泾渭分明，那也相差不大。
军人不得干政，保障了军人的独立性，又因为帝国军人普遍的超高待遇，基本上能做到没有后顾之忧，社会地位也很高，让他们对军人这个职业拥有强大的向心力。
所以说，在军队这样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特殊组织中，思想很容易被统一起来，再加上此时的中国人都相对单纯，给他们灌输忠君的思想是最容易的，尤其是很多年轻士兵，正处于偶像崇拜的年龄，可现在又没有什么娱乐偶像，所以就转化成了对皇帝的忠诚，以至于很多年轻士兵对皇帝的崇拜只能用狂热来形容。
这些情况，李永吉都通过无线电以及帝国军中的情报机构了解的很透彻，尤其是最强大的禁卫军，他更是自信不会有人敢造反。
现实就是，别看现在中华帝国的国防军数目最多，可就算国防军全部都造反了，也无法对抗任何一支禁卫军部队，毕竟两者之间的武器差距太大了。
可以这么说，当初李永吉之所以敢放心大胆的出国，亲自带兵干涉美国的南北战争，就是因为他对军队的掌控力度空前强大。
为了保障对军队的控制，他平时跟国内的通电中，与军队主官的通话次数是最多的，相比而言，哪怕是沈世明，通话数量也没法跟军队高官相比。
李永吉的这个做法，就是要在军队中显示自己的存在感，保持跟部队军官的沟通，这不但能增加军官的忠诚度，也能让自己对军队的情况了解的更透彻。
总之，李永吉虽然身在国外，但还是牢牢把握着帝国军中的大多数权力，紧紧地握住了枪杆子，只要小心谨慎，不轻易涉险，不给别人刺杀自己的机会，他就能够掌控一切！
换言之，正如张信达所说，以李永吉目前的状况，别人要想谋朝篡位，必须先除去李永吉这个人，否则就要面临帝国军队的强力镇压，绝对不会成功！而要想除去李永吉这个人呢，似乎除了刺杀一途外，别无他法！
这么一想，李永吉心中的脉络也就大概清楚了，到底是谁最有可能对自己不利，也基本找到了目标，甚至以前种种不合理的端倪，也找到了比较合理的说法。
“但愿只是我多虑了。”想到这里，李永吉叹了口气，“否则的话，就真的是太让我伤心了。”(未完待续。。)
最关键的是，这种最低保障合约必须是农户本人在种子站里，在基层官员的现场监督下签字画押，事后还要加上监督员的签字跟画押，实行责任到人的情况，从来不出售空白合同，因此倒卖种子的商人无法倒卖这些合约。
因此，当水稻价格大跳水的时候，大多数的种植户都无法获得帝国的最低保障，可以说损失惨重。但是呢，毕竟还是有一小部分人是有这个合同的，这一小部分人虽然在种植户的总体数目来说不多，但绝对数目可不小。
为此，帝国政府光不得不按照合约上的规定，用最低保障价格收购这些农户的粮食，完全是在做亏本买卖，只是这一项的损失，就高达一千万华元。
虽然一千万华元对此时的帝国政府来说并不算太大的数目，谈不上伤筋动骨，但这件事却刺激了很多人，不但刺激了很多种植户，也刺激了首相沈世明。
因为沈世明想到，这场危机让很多农户发现了最低保障合同的好处，下次买粮种的时候，宁可千里迢迢赶到种子站亲自购买，如此一来，万一再来一次这种粮食大跳水的情况，帝国政府的损失不是更大么？
因此，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沈世明干脆就宣布取消最低保障收购价的合约制度。
沈世明的这种强制取消最低保障的方法，可以说是相当的野蛮粗暴，取消的时候不但迅速有效，而且连原因也不屑说，就是发布一个命令，说取消这个政策就完事儿了。
而这时期的中国人呢，对官府权威依旧畏惧有加，虽然对这种突然取消粮食收购价最低保障的政策不满，但也不敢明着反对，甚至连游行示威啥的都没有一起，只能是捏着鼻子认倒霉。
这场水稻危机虽然对帝国政府来说并不算大问题，但其实在社会上却造成了很多问题，让大量的农户破产。
原因很简单，当初高产水稻引发风潮的时候，大家都一股脑的争着种植高产水稻，很多农户手里没钱，就干脆去银行或者钱庄借钱，抵押品往往都是自己的土地或者住房。
虽然由于帝国政府大力支持农业，种植粮食的贷款利息很低，但再低也是有利息的，而且还有个借款本金的问题。
要是农户收入高还好，可现在明显很多人都是亏了大本，别说本金了，很多人连利息都还不起。
农户种粮亏了本，那些银行钱庄可不管，他们可不想让农户的亏损让自己承担，所以拿着合约要求那些农户强行履行合约，也就是要求还钱！
对于此时的中国人来说。还不起钱自然就是赖账，可惜那些钱庄银号的人根本不去做恶人，而是直接拿着合约去法院起诉，要求法院强制执行。
由于李永吉一开始要提高行政效率的问题，要求法院在接案子的时候不得拖沓推脱，所以对那些钱庄银号送过来的起诉状纸，他们都迅速的做出了安排，直接发函给当地警察局，要求警察派人强制执行。
这样一来，受限于帝国的行政规矩。接到法院发函的警察不得不出动，开始做这个讨债的恶人，强行收回农户的抵押土地或者房屋，以交给钱庄或者银行，其行为之粗暴，比后世的强拆还要野蛮十倍以上。
要不说呢，此时的中国人就是太善良，太软弱了。那些欠债的农户面对钱庄银号的人，还可以强行抵赖一下。可当他们看到气势汹汹的警察的时候，瞬间就软了下来，除了跪下来嚎啕大哭，基本没有几个敢反抗的。
当然。也有一些民风彪悍的地区，有过一些暴力抗法的行为，但一旦他们这样做，就等于让局面升级。会引来当地的国民警卫队或者当地驻军的围剿。
此时的中国农户，大都只有木棍刀枪等冷兵器，面对警察的时候还能抵抗一二。可一旦面对武器先进、纪律严明的正规军，压根就没有丝毫抵抗力可言，几乎每一次暴乱都被毫不留情的剿灭。
这么几次下来之后，哪怕再彪悍的地区，也不得不在血淋淋的事实面前低头，只能强行忍了下来。
好在，虽然下面的基层管理机构对待百姓过于简单粗暴，但因为还有当兵、进城务工以及去海外殖民地这三个选项，算是给大家一条活路，因此这种由于水稻引起的经济危机才没有产生大规模的动乱。
在这其中，当兵，哪怕是最低级的义务兵呢，起码也是包吃包住，每个月还能有2华元可拿，这种待遇在如今这种粮价低迷的社会环境下，吸引力不是一般的大，再加上因为技术的进步，当兵的危险性很低，所以当兵就成了最有吸引力的职业。
谁都知道，在中华帝国当兵，是要远离城市的，也就是军人不得干政，所以中华帝国的行政机构跟军事机构不说泾渭分明，那也相差不大。
军人不得干政，保障了军人的独立性，又因为帝国军人普遍的超高待遇，基本上能做到没有后顾之忧，社会地位也很高，让他们对军人这个职业拥有强大的向心力。
所以说，在军队这样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特殊组织中，思想很容易被统一起来，再加上此时的中国人都相对单纯，给他们灌输忠君的思想是最容易的，尤其是很多年轻士兵，正处于偶像崇拜的年龄，可现在又没有什么娱乐偶像，所以就转化成了对皇帝的忠诚，以至于很多年轻士兵对皇帝的崇拜只能用狂热来形容。
这些情况，李永吉都通过无线电以及帝国军中的情报机构了解的很透彻，尤其是最强大的禁卫军，他更是自信不会有人敢造反。
现实就是，别看现在中华帝国的国防军数目最多，可就算国防军全部都造反了，也无法对抗任何一支禁卫军部队，毕竟两者之间的武器差距太大了。
可以这么说，当初李永吉之所以敢放心大胆的出国，亲自带兵干涉美国的南北战争，就是因为他对军队的掌控力度空前强大。
为了保障对军队的控制，他平时跟国内的通电中，与军队主官的通话次数是最多的，相比而言，哪怕是沈世明，通话数量也没法跟军队高官相比。
李永吉的这个做法，就是要在军队中显示自己的存在感，保持跟部队军官的沟通，这不但能增加军官的忠诚度，也能让自己对军队的情况了解的更透彻。
总之，李永吉虽然身在国外，但还是牢牢把握着帝国军中的大多数权力，紧紧地握住了枪杆子，只要小心谨慎，不轻易涉险，不给别人刺杀自己的机会，他就能够掌控一切！
换言之，正如张信达所说，以李永吉目前的状况，别人要想谋朝篡位，必须先除去李永吉这个人，否则就要面临帝国军队的强力镇压，绝对不会成功！而要想除去李永吉这个人呢，似乎除了刺杀一途外，别无他法！
这么一想，李永吉心中的脉络也就大概清楚了，到底是谁最有可能对自己不利，也基本找到了目标，甚至以前种种不合理的端倪，也找到了比较合理的说法。
“但愿只是我多虑了。”想到这里，李永吉叹了口气，“否则的话，就真的是太让我伤心了。”(未完待续。。)